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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是传统大学的简称,我现在权且把它当成中国现代大学的符号用一下,实际上十分不恰当。在传统大学中,象牙塔象征着高贵、纯洁、敬业、忠诚。可今天我们的大学教师却在甘于堕落,别人把我们的大学教授当成“叫兽”,把专家当成“砖家”(钻家),把学者当成“学习别人的人”。虽然不好听,但终归代表着一定的现实。大学教师委实在堕落,且是甘于堕落。其具体表现如下:①学术道德失落,大学风气不正;②甘当代言人,不代表“专家”讲真话;③不思学术进取,一心想当官,即使大牛也不例外;④为项目、评奖搞关系或“被搞关系”;⑤不思教学,只想科研;⑥忽视育人,对学生不管不问;⑦批发式带学生,失去导师规范;⑧对当权者屈膝,失去知识分子风骨;⑨学术商业化,为了钱不要真理;⑩对女学生进行潜规则;(11)重视眼前利益,放任科研的负面效果。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很多现象,也可以自我对照,也可以以此对照所有大牛们。问题是,为何如此?要知道在中国,“天地君亲师”,教师是和天、地父母联系在一起的。想想原因可能如下:
1、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面对变化的外部环境、相对稀缺性和共享性的资源,大部分人和组织都会遵循丛林原则行事——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标准,并即期自己行为利益的扩大化,他们力求比自己的过去或其他人(组织)获得更多的资源。丛林原则是适者生存的原则,也是组织与个人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一种应对方式。这种原则会产生信仰冲突、失信、欺骗、强权、偷盗、污染、壁垒与歧视等行为。在现行的大学中,教师要想生存,就必须具备一些硬件:当官;做成功科研(获得国家奖、国家项目、在权威杂志发文章)等。这些是大学中流行的硬通货。为了这些,大学教师不得不降低自己的人格,违背自己做人的尊严,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想做的事。而时间长了,这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却成了大学教师的习惯,于是,这些经过习惯形成的做人原则,就成了真实大学教师的一部分,这叫“面具泛化”,我叫它现实我与真实我相统一。
2、缺失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
虽然北宋大儒张横渠把知识分子(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师)的品性归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独立的阶层,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哲学史上“智者派”的“成就你自己”,而没有苏格拉底的“成为你自己”。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成就自己的最为主要方式是“学而优则仕”,其依托的对象也主要是当权者。当知识分子不能“傍大官”时,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公共事务精神基本没有形成。所以,现在无论什么社会事务、还是公共事务,基本上没有大学教师的声音。如有,也是社会化的声音。
3、市场化的诱导性制度
现在大学中一个基本的现象是“指标化”。大学所有的一切基本上都和大学中的“分数”相联系,而分数与金钱相联系。发一篇论文、写一本书、主持一个课题、获得一个奖项,甚至于参加一项文体活动都有“名码标价”。“不发表就死亡”的哈佛规则在中国大学中普遍存在,并被无限放大。在大学中不搞科研意味死亡,不当干部,意味着很难有大的科研成就。在这种市场化的利益性的诱导制度“引诱”下,师道尊严之风丧失殆尽。大学教师为了挣得“公分”,不得不想尽办法。那些基础课、难以形成成果的人基本上为此没有了大学教师的尊严。
4、教师敬畏感的消失
前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认为,大学对社会承担学术责任的核心途径是教师的工作,而且教师的学术责任是一种“完全责任”。他说:“如果一个教师病了,或出人意料地缺席了,另一个教师志愿地来完成那个教师的课堂教学或住宿监管任务。可以理解,对学生承担的每一项义务都必须得到满足,而且额外的努力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1]所谓“完全责任”不是针对单个教师,而是指教师群体或大学团体,大学所承担的是一种“无限责任”。大学教师必须对课堂负责、对教学负责、对学生负责。可我们的大学中,最为中心的工作却成为无所谓的工作。教师是什么?就是一个赚钱养家的职业!教师的事业心、事业感全然消失,大学教师对教师的敬畏全然消失。大学中只专心于教学、人才培养、教书育人的教师被人喻为“有毛病”、“不正常”。这些人到死时也不明白,为何专心讲学的人进火葬场前也评不上教授?!
5、大学边界的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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