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然医学如何构建

随着中医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思维方面对中医学进行研究，以求发现其与现代医学的异同之处，并指导中西医结合及中医学在现代科学环境下的发展。在《内经时代》中，赵洪钧对《黄帝内经》有一个精辟的研究心得，那就是：《内经》的体系是天人相应体系，《内经》的方法是比类取象方法。

结合前面提到的，思维是对新输入信息与脑内储存知识经验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心智操作过程。那么是否意味着，那时候的自然医学家利用“取象”的方式获得新的信息，采用“比类”的方式进行联想和推理，并与已经风行于世的“天人相应”观念等相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了自然医学的理论体系。

1. 何谓取象比类

前面介绍了“天人相应”，以及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气（含气化）学说，这里重点介绍“取象比类”。

什么是取象比类？它是一种抽象思维还是形象思维，亦或是介于其中的合二为一的思维方式？《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明“取象比类”是古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

赵洪钧考证了“取象比类”的源流。“取象比类”连写，不见于《内经》。“比类”在《内经》中约9见，《内经》里没有“取象”之辞，但有其立意，因为有很多取象推理的应用。追溯起来，《春秋繁露》中也没有“取象比类”连写，但其中2见比类，3见取象，审其意，与《内经》中意义相当。不过，比类和取象思维起源很早，又称“援物比类”、“假物象形”等。因此，取象就是观察表象，比类接近于类比——联想众多的表象，是为了寻找事物的共同点，即看看能否归类或比类。

什么是“象”？《周易·系辞传》：“是故易者，象；象也者，像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 《易·系辞上》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认为：“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周易外传》卷六）在王夫之看来，作为儒家经典的《六经》皆是因象明义的。“象”作为最基础、最源头的思维素材，是中国传统思维须臾不可阙如的认识本体。《易传》讨论“象”的文字相当多，应该反映了文字出现之前的古人的思维特点。《易传》中最典型的是八卦取象天地、山泽、水火、风雷。因此，有人认为，“象”是中国古代学术利用思维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进行直接抽象和概括，然后利用组合形象、文字的方法形成名词术语。这些名词术语不具有确定性，但它与概念一样，亦可以作为思维的基本元素。

那么，取象比类作为一种逻辑方法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姜广辉认为： “古人常常把形象相似、情景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办法，使之成为可以理喻的东西。我们称这种方法叫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见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所谓取象比类，是指取（观察、整理）被研究对象不同状态，多个层面反映于外的征迹、形象与阴阳、五行、四时等统类模式比较，选择性质相符的类型，把类型已知的属性，推予被研究对象未知的部分。”[任秀玲.中医理论范畴——《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的基本范畴.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1]认为取象比类是通过已有之“象”推测未知领域，并且将其作为《内经》由已知推导出未知的基本方法。

因此，我们为“取象比类”下一个定义。根据众多研究者的意见，我们将“取象比类”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认知工具”。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工具呢？即将形象相似、情景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联想、推类、顿悟等方法，与已有的知识、观念相结合而推导出新知识、新学说的认知工具。

值得指出的是：（1）“取象比类”不仅是中医学的认知工具，也是古代各学科的认知工具，包括“三教九流”（儒、道、佛三教，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九流；（2）其他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取象比类”的说法，但由于相同的发展时期，不同的轴心文明都有类似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3）作为推导新知识、新学说的认知工具，“取象比类”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尽管我们应该具有对待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但也不能陶醉在古人的“睿智”之中，更不能代替严肃的科学研究，只有认真地指出其不足，才能够找到进步到未来的切实方向；（4）尽管“取象比类”中体现出古人抽象思维的认知特征，或者说具备了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较为完整的逻辑理路，但与构建科学理论的抽象思维还有较大的距离，形象思维和文学修辞占了很大的比例，在引导人类发现自然规律的过程中，甚至存在很大的误导作用；（5）近年来，中国学术话语里“象思维”颇受关注，倡导者强调其为中国传统中主导思维方式之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与概念思维方式有本质不同，中国先贤经典主要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创造出来的。尽管这一说法得到了中医界热烈回应，但其过度诠释脱离了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无助于真正深入解析中医认知方式的内涵[程伟，张兴博. “象思维”之惑——关于象思维与中医学的笔记. 医学与哲学，2019，20]。

2. 如何取象比类

关于取象比类，《内经》中也有相当明确的表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篇名就是此意。其中说：

“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汇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裂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

赵洪钧认为，不要认为“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就是通过解剖观察人形、脏腑和经络。上一个标题中的引文已经说明，它们首先要符合天人相应等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至于五脏等如何取象于天地，同篇如下说：

“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

《素问·五藏别论》说：“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为奇恒之府。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

可见，藏府之分——藏而不泻和泻而不藏——就是和天地比类取象来的。

因此，只有明白了古人的天人相应思想和比类取象的方法，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内经》讲的人体构造是五藏六府、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个穴位。为什么藏藏而不泻，府泻而不藏。

《内经》论治，也首推比类。《素问·示从容论》说：“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

有学者[王宏利，刘庚祥. 中医取象比类思维的逻辑浅探. 内蒙古中医药，2012，（5）：18-19] 指出：中医的“取象比类”思维，就是对“象”这一动态的思维元素进行分类比较而得出意义。既从某一种或某一类事物中抽取的某种“象”——取象，将其赋予各类的事物——比类。反过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各类的事物独具有某种共同的“象”。而取象或者比类的基础，则是以某些事物存在的时空相同、数类相符或态势相似等为前提。他们归纳了中医学取象比类的4种类型：

（1）在同一时间段存在的事物具有同一类“象”：在春天存在的风、春天的树木、春天时人体的生理状态、春天的气候特点等都具有同一类“象”，可称之为“木象”。

（2）在同一空间存在的事物也具有同一类“象”。在所有事物上部的部分，都具有“阳象”，所有事物下部都具有“阴象”。

数类相符的事物具有同一类象。所有可以被归为三类的事物，其中一类会具有“天象”、相反的一类会具有“地象”，而两类之中的一类会具有“人象”。所有可以被归纳为五类的事物，都具有“木火土金水”之象。五脏可以归为五类，故五脏具有“木火土金水”之象。

（3）同一态势的事物也具有同一类“象”。所有具有好动的、热的、向上的、积极的态势的事物都具有“阳象”。所有具有喜静的、冷的、向下的、消极的态势的事物都具有“阴象”。

（4）功能相似的事物具有同一类“象”。春天时人的生理功能具有升发体内阳气的特点，被归纳为“肝”，春天的气候具有升发大地内在阳气的特点，被归纳为“木”，那么肝与木具有同一类象。

显然，取象比类发生时的依据，不仅仅为上述四种。下面，转引两段《内经》原文：

《灵枢·邪客》：“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素问·六节藏象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3. 取象比类与概念隐喻

近些年，中医界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取象比类是中国式的隐喻认知方法。一些研究者把取象比类归纳于概念隐喻的范畴，试图借助西方的概念隐喻理论来解释取象比类思维。尤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贾春华教授，将隐喻与中医的取象比类思维相融合，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然而，两者存在着巨大差异，取象比类所特有的整体性和模糊性，是概念隐喻所无法解释的。说明两者是独立于彼此的概念，不能等同之。同时，由于两者本质都是比较，所以概念隐喻的研究成果也可为取象比类所借鉴。因此，取象比类与概念隐喻是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两个独立研究领域，不能混淆也无需对立。

（1）概念隐喻与取象比类的比较基础：比较论认为，隐喻的两个成分之所以能建立联系，在于通过比较两词的语义特征，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似关系。比如“人是狐狸”这个隐喻的意义是：人和狐狸具有一些相同的特质。概念隐喻中把两者的相似性称之为经验基础，基于人的认知，以动觉意象图式来表现的，是其比较基础。相较而言，取象比类的比较基础为“象”，是直觉思维的产物。对一个问题未经逐步分析，仅依据内因的感知迅速地对问题答案作出判断，猜想、设想，即直觉思维，有“灵感”和“顿悟”的特征。直觉思维具有自由性、灵活性、自发性、偶然性、不可靠性等特点。来源于“天人合一”观念的中医直觉思维体验，往往是一些囊括天地、万物包括生命的宏大主题，具有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特点。而概念隐喻是基于身体体验，属于构造性思维，对象具有个别的、具体的、静止的东西。

（2）概念隐喻与取象比类的认知过程：《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结构隐喻是指用一个概念构建另一个概念，如“时间是金钱”；方位隐喻是指一个概念通过完整的体系构建另一个概念，如“高兴为上”、“控制为上”对应有“情绪高涨”、“在我的掌控之下”；本体隐喻是以物体和物质来理解经验，并把它们当作统一种类中的离散实体或物质，如“山腰”，并没有明确规定多少海拔高度到多少海拔高度是山腰，还有“早上、中午、晚上”也都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我们却都将其视为离散的。取象比类在认知过程方面，古人只是以一个简单的“应象”概括之，并没有对“应象”作具体的说明，虽然表述简洁，但非常抽象而突兀。由于取象比类具有模糊性，且注重整体观，所以其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也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象”的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从而导致了不理解中医的人对取象比类思维的怀疑。这说明概念隐喻重在阐释由A到B 的认知机制，而取象比类目的只是将相似的现象或事物归类，并不强调其认知过程。

4. 取象比类与类比推理

这里讨论“比类”与“类比”的关系。

从轴心时代到科学时代，人们思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中世纪大学陆续建立之后，逻辑学获得的长足进步。逻辑学的进步，带来的是人类思维逐渐严谨起来、规范起来。因为轴心时代的先贤们天马行空，恣意所为，虽然创造了许多学说，但互相抵触，互不买账，各行其是，自说自话。在中国称之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其他如古代埃及、印度、希腊、巴比伦的思想迸发、高度繁荣景象也属类似情况。

笔者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百家争鸣（轴心时代）之后，会有一个残酷的“焚书坑儒”时代，以及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习中医学40多年来的经历告诉自己，会不会因为学说林立，各自为政，缺乏理论上的判断标准，只好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力为转移？或许，逐渐成长起来逻辑学正是充当了这样一种理论规范化和客观化的霸主地位，才让现代自然科学最早在西方萌芽和成长壮大了起来。

逻辑思维最大的特点是先贤们在实践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法则，促使学术思维越来越靠谱，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接近大自然的客观真相。当然，这些规范与法则主要适用于自然科学，至于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文字学、语言学等等，则相对约束力不大，必要性也不充分。需要说明的是，在形式逻辑的三大推理类型中，类比推理是当之无愧的最富于创造性的推理类型。但是，它最大的缺陷也是十分明确的，即结论的或然性。因此，为了增加其可靠性，逻辑学家给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两个对象的共有属性越多，其结论可靠程度越高；两个对象相同的本质属性越多，其结论可靠程度越高；两个对象之间表面相似性、偶然相似性越少，其结论可靠程度越高等等。

取象比类则是介乎于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的一种推理方式，如果将其划分在逻辑推理范畴，至多属于“不完全类推”的类比推理范畴。实际上，它有时候根本就是“比喻”，或者说“联想”，而谈不上推理。例如在《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用中国古代的官制君主、相傅、将军、中正、臣使、仓廪、传道、受盛、作强、决渎、州都等十二官来比类人的心、肺、肝、胆、膻中、脾胃、大肠、小肠、肾、三焦、膀胱等十二脏腑的生理功能，完全是一种臆测或幻想，根本没有探讨二者的相似性（表面的、偶然的还是本质的）。或者说，就是拿那时候的官职来比附未知的脏腑功能，其可靠程度可想而知。但仍然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做法，因为根本没有能力认识脏腑的本体及其功能。“用药如用兵”也是如此，只是借用一种思维方式，来认识药物与机体之间的双方势态，至于具体的药理机制则处于茫然状态。

因此，聪明的先贤们巧妙地运用取象比类的方法，构建出系统的中医药理论体系。这一点，在先贤们那里是睿智；在今天的后辈们，却是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