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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疫病学源流》札记(52):研究生论文5篇

已有 555 次阅读 2020-8-12 21:24 |个人分类:医学史话|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传染病学史, 札记, 研究生论文

(一)杨勇:战国秦汉医疗研究

武汉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

摘要:本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医疗进行了研究,主要考察当时人们的疾病观念、治疗方法和医疗体系。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巫、医关系,数术与医疗,病方及其流传,国家、社会与医疗四个方面。

第一,巫、医传统辨析。关于中国医学起源的“医源于巫说”,是西方早期人类学理论与中国传说史料相结合的产物,无论在史料还是在理论上的支撑都不充分。医之起源,可能另有它途。至少到战国秦汉时期巫、医已经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巫、医异术,巫者与医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疾病观念与治疗技术;职业化的医者兴起,巫、医异业;国家制度层面,巫、医并立而分置;在病者的医疗选择中,则往往巫、医并用。战国秦汉时期,巫术在医疗领域的空间被逐步压缩。这与此一时期医学的突破发展和“数术之学”的兴起,尤其是“日者”之术在大众中的普遍使用,具有直接联系。其一,《日书》占卜逐渐替代了蓍龟等巫术占卜手段。其二,“祟”被纳入《日书》疾病占卜,并逐渐被按照五行学说的原则予以“规训”。《日书》还规定了关于疾病的时日吉忌,按照《日书》择日系统的指引,潜在的病者便能够轻易规避诸多在信仰层面存在的致病之祟,而不必再完全仰赖于巫者的祝祷与攻解之术。

第二,中医在周秦时期取得突破。其突破的动力,除了经验知识的积累与丰富外,更得益于数术知识,尤其是天学知识及阴阳五行学说的助益。本文以脏腑学说的形成以及八风致病说为例,揭示了数术知识对中医的影响。医者根据“天六地五”数术原则确立了五脏六腑说,又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将五脏与五行系统进行配属。其配属模式,至迟在西汉早期便已完成,而且保持了极强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基于“风”可致病的理论,中医借用太一游宫的九宫占法来占测八风之虚实,从而形成了有关疾病诊断与养生之术的重要法则。

第三,病方与医疗知识的传播。战国秦汉时期,国家及知识阶层对病方大力搜求,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知识的传播。病方的传抄与流传有如下特点:其一,自西汉中期开始,病方名称逐渐固定下来,“治某某方”成为病方名称的主要书写方式,病方名称直接对应疾病名称,便于病者按病索方。其二,在传抄过程中,病方对药物计量单位的使用也日趋规范和精确。其三,病方主要在国家与民间两大统序内流传,其流传方式包括医者群体间的私相授受、民间传抄、国家征集与下发等。其四作为病方的创作与拥有者,医者意识到技术保护的重要性,故而形成了“禁方”的传统。其五,在政府的流传体系内,“病方”形成了“常方”、“经方”等名称,国家凭借行政力量推动了病方在国家与民间的双向流动。

第四,医疗与秦汉时期的国家和社会。秦汉政治文化中,疾疫被视作灾异,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改行易德、罢免官员、祷祀逐疫与临时性医疗救助等。国家视医术为延续皇族血脉、保障国家行政和军事力量的必要手段。战国秦汉时期,国家与社会精英普遍视医术为技艺,故而,医者为“执技以事上”的贱职,社会地位低下。典籍中对医者的记载,也多强调医者的技艺而忽视其品行,甚至不回避对医者恶行的记载。相应的,医者也视自身为医工。对医德的的讲求,可能要迟至汉末的张仲景才出现。总之,战国秦汉时期巫、医已然是两套不同的系统。此时取得巨大突破的医学,以及被普遍使用的《日书》,在技术层面上进一步降低了巫术在疾病治疗中的地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巫术仍然占有相当重要位置,医疗实践中巫、医并用的传统仍得以延续。由于医术传播手段的限制,新的医疗手段难于及时地进入大众医疗领域,这又为“巫医”的流行留下了空间。

(二)刘阳:汉代方士医学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2014年博士论文

摘要:当今中医学在以《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为核心经典的主流医学之外,仍然存在着道医、铃医、巫医等其他医学门类,其学术与主流医学存在明显差异。同为华夏医学之脉,各自学术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其学术思想、医疗技术源自何时何地何人?如何发展?各门类之间关系如何?目前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集中于道教医学、方士文化方面,还没有“方士医学”相关的专题研究。本研究采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方法,着眼于整体的中华文明得以缔造、各文化因子得以落实的汉代,以承上启下的方士医学文化为立足点,搜集现存医学文献、史志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相关道家道教文献,少量其他朝代医学文献,参考现代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考据,上寻其源,下顺其流,力图理清汉代方士医学的学术起源、传承、发展脉络,明晰与儒医、道医等中医学主要门类的历史学术渊源与流变关系。

医学自远古至汉初这一段历史时期,总体来说,并不具备学术及技术上的独立性,一直是作为“究天人之际”有关学术及技术的附庸而存在,初纯为巫术附庸,历春秋战国时期,经阴阳五行化改造,作为阴阳五行思想指导下的实用技术之一,医术很快作为方术附庸而存在了。较完整的方士医学体系,由“医-方-巫”三种元素交叉作用演变,大概在战国末期阴阳五行理论整合完善之后而形成。对于方士医学形成过程的分析,本研究分别关注“医-方-巫”三元素的交叉作用,分成“工”和“术”两个层面来探讨。

第一,从“工”的层面来看:医源于巫。上古时期,巫医不分。大约至战国时期,医官开始分化出现,至秦汉完全独立,形成了稳定的太医制度,其他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待诏”等官职。巫职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被分割细化,职权逐步缩小,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西汉初设立七巫职,其职权不断被方士所侵夺。至东汉,巫家出身已不能为官。方士阶层来源于“王官”,上古官学尽由巫阶层所掌握。春秋时期,官守分化、没落,官学下替,阴阳五行思想应用于实用技术,产生了方士阶层。方士阶层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方士阶层在汉代地位较高,武帝之前主要是神仙方士获得更多进入上层的机会,武帝之后逐渐儒生化、士族化,儒士化的方士精英拥有相当尊崇的社会地位。在“脱巫入方”这一点上,医工层面与医术层面并不同步,医工的脱巫肯定要比医术迟得多。汉代医官并不是世官世业,应当都是由方士选拔而来。

第二,从“术”的层面来看:巫术无疑是早期实用技术的一个源头,但很难说方术完全起源于巫术,也很难说医术完全起源于巫术。方术和医术都是多源合流形成。方术起源于“气一元论”、“阴阳”、“五行”思想萌发发展的过程中,当这些思想被运用于指导实用技术之时,便形成了方术,大部分方术的技术形式是由巫术脱胎而来。医术的起源非常早,最初受巫术支配,但一部分医术如针石、本草汤液、导引按跷、房中术等,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特异性和独立发展能力,并不能很好地被巫文化理论消化,当方术理论平台出现后,这部分医术接受了阴阳五行化的改造,便迅速“脱巫入方”了。方术还改造了一些巫医术的鬼神信仰,又以阴阳五行理论改造了部分祝由术、厌劾术和禁忌法。

无法被方术彻底改造而保留的巫医术,称“巫源医术”,是指秉持“万物有灵,天人相应”的理念,以非理性的“相似律”或“接触律”指导的医疗行为方式。巫源医术主要存在于祝由和厌劾祠禳两类术式之内,多与方术杂糅共存,颇难区分。巫源医术一直延续着生命力,盛行不衰,在汉代,不止为巫觋所掌握,大部分方士亦不废此。巫源医术固然在“天人相应”的理念上与方术相通,但其秉持的“万物有灵”的理念,以非理性的“相似律”或“接触律”指导的行为方式,具有固守和夸大“超自然力”并使人盲目信仰的“宗教化”倾向,都与广义方士医学的原始科学体系特征和“科学化”倾向背道而驰。

虽然大部分方士并不排斥将巫术应用于医疗,但少数有影响的方士已有意识地摒弃巫术,扁鹊“六不治”中的“信巫不信医”、张仲景“宿尚方术”而又反对巫医便是典型。汉代方士医学的形成过程中,方仙道神仙方士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起源于燕齐地方的神仙传说与信仰,产生早期的神仙方士与方术,同时此处亦是“砭石”的产生地,初步与医学结合,形成独特的地方医学文化(扁鹊医学)。

至战国末期,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产生了理论体系成熟的神仙方术理论。同是阴阳五行思想为纲,但为追求长生成仙,神仙方士发明了独特的理论和技术,反映在医术上,形成了鲜明的诊法(内视)、疗法(扶阳)、用药(金石毒药)、剂型(丹剂)全系列特征,覆盖针灸、本草汤液、行气导引按跷、服食、房中、符篆、禁咒各种术法,本研究将此类医术称为“仙源医术”。仙源医术渗透于汉代方士医学各门类之中,在汉代方士医学内容中占据主流地位。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继续发展,不断扩大影响。不只在实用技术领域如兵家、数术、方技迅速占领阵地,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取得突破。如汉初黄老思想盛行,阴阳五行便与黄老思想结合;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便与儒术紧密结合,儒经的方术化产生了谶纬。加之西汉诸帝多好求仙,带领了全社会求仙热潮,造成了方仙道的流行。数条线索交叉发展,造成了汉代学术方术化的大统一趋势,也使方士地位得以提高,少数方士精英足与儒士相拮抗。

学术大一统之下,汉代儒术自西汉后期开始,产生了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在西汉后期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同时,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遂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汉末,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遍注群经,形成郑学,今、古文之争遂息。今古文之争的学风变化对方士医学的儒术化具有直接影响。汉代方士医学主要由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内容构成,其中医经又分黄帝、扁鹊、白氏三家。扁鹊医学是汉代方士医学中学术地位最高、传播地域最广、从业医者最多的一家;黄帝医学反而鲜见记载,并不活跃;白氏医学更是完全失去相关记载。《汉志》所载各家典籍,今仅《黄帝内经》传世,此外经方家的《汤液经法》可以从陶弘景的《辅行诀》间接获得其学术思想和部分内容。受神仙思想影响较大,运用仙源医术较多的,有扁鹊、汤液经法、神仙、房中数家。

经阴阳五行化改造后的祝由、厌劾、禁忌之术,亦属于方士医学内容,因其常为四家方士所兼用而不专用,在整个汉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汉末方士医学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华佗对扁鹊医学的传承和发扬;张仲景融合医经与经方并进行“古文经学化”改造;方士医学的“今文经学化”改造产生运气学说;道教的初兴糅合了神仙家、房中家与巫术,等等。如果处在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很可能引起医学界新一轮的百家争鸣。但是汉末社会动乱不堪,各家医籍医学都存在自身朝不保夕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学术争鸣的条件。对于各家学术来说,谁能被幸运地保存下来,流传下去,谁就能赢得不争而胜的学术胜利。仲景的著作被王叔和编次而保存流传,客观上仲景医学也赢得了与同时代的华佗医学无形学术之争的胜利。汉末方士医学各家学术的显隐,带有一些历史的偶然性,但背后也隐含一些必然性因素。

仲景医学与儒学发展大方向吻合而终成显学;今文经学、神仙文化的衰落,分别与运气学说、华佗医学的幽隐对应。社会大背景、主流学术大背景的变化便是这些偶然历史现象背后隐含的必然原因。汉代之后,方士文化式微,方士阶层不再具有明显的阶层特征。其上流精英分流为儒士、道士。下层方士仍然存在于社会,但范围大大缩小,只包括不入道籍的神仙家和非儒士的术数家。汉代之后,方士医学各种类与巫源医术交织发展,转而形成儒医、道医、铃医、祝由科等主要门类。

儒医主要由黄帝医学、经方家结合,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发展而成。道医全面吸取融合了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各家以及巫源医术,而以其中的仙源医术为主要特色。铃医主要继承发展了扁鹊医学的一部分毒药攻邪的特色。祝由科则主要由巫源医术以及方术化的祝由、厌劾、禁忌之术糅合而成。汉代方士医学对后世医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以后的中国本土文化分为两大系统,即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方士医学顺应这种变化趋势,主要为儒、道文化所分割。儒医与庙堂接近,道医与江湖接近。此外,民间方士仍然存在,以医、卜为生者绝不鲜见。儒医,以儒家文化为依归,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和谐”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孝悌伦理,尊奉孔孟之道,以“三纲五常八德”教化万方百姓为宗旨,以救死扶伤为己任。道医,以道家文化为依归,大要在于法于自然,修德行善,“内修金丹,外修道德”,以医弘道是道教之士的传统。“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方士医学的鼎盛时代已然不再,但医者“原诊以知政,论病以及国”的精英意识仍然最大程度地流传了下来。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勾勒出汉代方士医学学术起源、发展、流变的大致框架:现有医疗技术相关门类,主要包括砭石、灸炳、毒药、九针、导引按跷、服食、房中、祝由、厌劾、禁忌等,全部起源于上古时期。其中,祝由、厌劾、禁忌属于巫术,其余门类虽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但在上古时期都从附于巫术。

春秋时期开始,“气-阴阳-五行”作为哲学观念和指导应用技术的理论逐步兴起,至战国末期整合成熟。以“气-阴阳-五行”理论指导的应用技术统称方术。砭石、灸炳、毒药、九针、导引按跷、服食、房中医疗技术找到了比巫文化更好的平台,迅速完成了“脱巫入方”的阴阳五行化转变。与此同时,祝由、厌劾、禁忌类巫医术也在不断受到方术化改造。到了西汉初,即已形成以医经(分扁鹊、黄帝、白氏三家)、经方、房中、神仙四大医学门类为主流,方术化的祝由、厌劾、禁忌类医术为辅翼的汉代方士医学体系。与此同时,未能被方术化的巫医术也普遍存在于汉代社会。这种情况基本一直持续贯穿两汉。到了汉末,华佗继承了扁鹊医学并发扬光大,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医方士,但因横死于狱,书稿无传,使扁鹊医学一脉顿然衰微,后世几乎无闻。

方士医学的谶纬化(今文经学化)产生了运气学说;张仲景融合医经(主要是黄帝医经)与经方,完成了对方士医学的古文经学化改造,开创了以《伤寒杂病论》为经典的仲景医学体系,二者在后世的结合,形成了儒医体系的骨干。汉末道教兴起,吸收了方士医学的神仙、房中两类,在后续的发展中逐渐形成道医的鲜明特色。但道教在初兴时利用巫医术进行宗教化活动,使巫医术在汉末极为活跃,嗣后也成为道医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道医对方士医学的其他门类也都兼收并纳,形成了非常庞杂的医学体系。汉代之后,自唐代开始,官方设立祝由科,其技术主要由方术化的祝由、厌劾、禁忌之术糅合巫医术而成。江湖中出现一种走方医,又称铃医,其技术主要继承了扁鹊医学中毒药攻邪的一面。方士医学作为汉代主流医学形态,在两汉盛行约400年,上承巫医,下启儒道医学。方士医学是在汉代方士文化繁荣、阴阳五行理论学术大一统形势下,中医学呈现的一种特殊医学形态,其体系非常成熟,已具备后世中医学的所有核心理论基础和完善的医疗技术形式。神仙化、儒术化是汉代方士医学“科学化”发展的两种趋势,但无论哪一种趋势的发展,都未脱离阴阳五行思想的核心。从学术内涵来说,当今各种中医学门类仍然属于广义的方士医学体系。对汉代方士医学进行的研究,或可为当今中医学的“科学化”进程提供新的思路。

(三)李丛:古代禁咒治病术的文献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摘要:禁,本义为趋吉避凶。禁咒包含禁忌、符箓和咒语,属于上古巫术,在我国传统医学形成的早期就已渗透到医学当中,成为治病方法的一种。从早期医籍《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诸病源候论》、《千金翼方》以至历代医著都对禁咒术治病有不同程度的涉及。禁咒治病是祖国医学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

早在距今一万八千年前,我国原始人群就开始了禁忌行为。到殷代,甲骨卜辞中常有禁忌的内容,《周易》中也有禁忌方面的记载。汉代以后,道教继承和发展了有关禁忌的宗教,并将其贯穿于信仰者的日常生活。符本为封建社会调动军队的凭信,汉代民间巫师首先模拟了这种军政体制,将符变成鬼神世界权力的象征,在道教的形成中,巫符转变为道符,其种类、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咒语的出现则根基于人类原始社会的蒙昧状态,原始人认为声音来自一个超自然和神秘世界,具有识破并摧毁鬼魔、沟通神灵的能力,在这其中形成的咒语也就成为包含巨大神力的特殊语言,能够禳灾致福、保命长生。禁咒术在其产生的早期就含有治病的功用,成为道教法术之后,治病功用得到进一步发展。隋唐时出现了专职的巫医官员,元明之际,咒术成为治疗疾病的一个正式科目。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千金翼方》中专用二卷论述禁咒之术。其中“禁”的内容涉及禁戒、斋戒和禁忌。禁戒即对施术人提出各种行为规范,包括“五戒、十善、八忌、四归”等要求;斋戒是人们在请神之前清洁身心,戒慎行为,以表示对神明的尊敬之意,“禁经”中介绍了一些斋戒的具体方法。咒语的内容在最后,收录的咒语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威摄性咒语、祈使警告性咒语、骂詈性咒语和解释病因性咒语。“禁经”二卷中符的内容只是少数,与禁、咒结合在一起,多为避邪、威摄性的符。

在历代医籍中,禁咒治病术常用于以下几类疾病:疟疾、妇产、小儿夜啼、眼疾、虫伤等等。包括孙思邈在内,古代很多医家都对禁咒治病术有着客观而清醒的认识,他们多数认为禁咒治病术对一些轻浅的小病是可以有一定作用的,但如果病势已重的话,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治疗,才能有良好的预后,一味地迷信禁咒治病术会贻误病情,甚至带来严重后果。有的医家对民间一些人为了敛财而装神弄鬼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有的医家更是明确指出,所谓的鬼神致病其实是感受邪气留而未发造成的。

大多数医家认为,尽管禁咒术治病有其荒诞的一面,但人的生命是宝贵的,疾病又是多种多样的,能对治病有所帮助的方法都应当保留。在现代,我们应当看到禁咒治病术的整个实施过程中暗含的医药治病和卫生防疫措施是其临床效果的真正原因之一,包括术前的沐浴、焚香,在道符的原材料中加入中草药以及讲究“辨证用符”等等。另外,禁咒术的医疗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心理医疗效应,禁咒治病术的施行过程可以和现代心理治疗相对照,其中也暗含了诸多心理因素。而禁咒治病术能取得一定疗效,还和其中蕴含的气功炼养因素有关。其理论基础总的来说是中医学的形神统一观,即人的形体和精神是统一的,形是神的物质基础,神又对形起着主导作用。在治疗上,通过各种方法恢复体内气血阴阳以及脏腑功能的协调平衡,可以使人体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同样的,通过调节人体的精神状态也能使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活动得到改善,使人体的形体损伤得到修复。

对待禁咒治病术,我们既不能因为其中浓厚的巫术色彩就抹杀其对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也不能过分宣扬它的神秘,应当客观剖析其中蕴含的科学知识,以其中的有益成分为我们当今的医疗服务。

(四)王蕾:先秦巫医文化研究

青岛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摘要:本文立足于广泛的古典文献资料之上,采用二重证据研究法对先秦时期的巫医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从先秦时期零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掘等珍贵资料入手,细致分析巫医的文化内涵,梳理先秦时期巫医由同源而分离的历史演变轨迹,考证先秦巫医的基本术法与文化活动。在研究过程中,深度还原先秦时期的时代背景,以文学的视角来系统分析并探讨先秦时期的巫医及巫医文化现象。

第一章从字源上对“巫”字进行考据,考察巫师和巫术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原始宗教与落后的生产力催生了沟通天人、洞达鬼神巫师群体,他们在当时承担祭祀、占卜、记史、医疗等职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巫文化也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章以文献资料为依据,对巫与医的关系进行考辨,大体勾勒出巫医发展流变的过程。巫医在西周之前本是同源,在西周时期,专职医官设立,巫与医走向分流。此后,医通过构建系统科学的医疗体系而获得发展,而巫医因“鬼神崇拜”观念的没落而日渐衰微。文学典籍中还有一群栩栩如生的“巫医”形象,通过他们职能的变迁,我们也能从中窥探医、巫关系的发展变化。

第三章探究了先秦巫医对病理的认知及其治疗之术。先秦巫医对致病因素的认知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通常将疾病的诱因归结为鬼神作祟、天帝降疾、气候战争等因素,而诊疗手段则有迷信方法与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些术法源远流长,对古代中国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医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五)杜凤娟:试论巫、方士、道家与中医的关系——以《黄帝内经》成书前为主要考察范围

山东中医药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摘要:《黄帝内经》成书前的时代,由于年代的悠久、文献资料的缺乏以及神话传说的混杂,医学史对这一时期的描述不甚清晰。有鉴于此,本文在搜集整理相关史籍、医籍及道家典籍资料的基础上,从纵向梳理与横向关联的角度,以《黄帝内经》成书前为主要考察范围,分析巫、方士、道家三者与中医的关系,以及三者之间内在的嬗变关系。研究认为,原始社会时期存在巫、医混杂的现象,医生的职责最早由巫来承担,到《周礼》将巫与医分别列于不同的职司体系时,医、巫开始分化;战国秦汉时期,巫的变体方士阶层兴起,求仙寻药风气大兴,医学作为方技的一种,主要操于方士之手;《黄帝内经》是一部黄老道家著作,历史上许多医家是道医。道家与方士、巫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家、方士的源流皆可上溯于巫,到东汉末年,三者共同参与了道教的形成,道士沿袭巫医、方士医掌握的医药技术知识,成为道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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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永军 尤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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