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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听说过“索非”这个人吗?

已有 1020 次阅读 2017-12-4 09:14 |个人分类:科普小兵|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您听说过“索非”这个人吗?

武夷山

   

   正在浏览《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第4期,上有台湾科普作家张之杰的文章《显与隐:科普作家索非的两段人生》。文章提到,索非先生的儿子叫鞠躬,是中科院院士;女儿叫沈伦(博主:她曾担任故事片《南昌起义》的副导演)。至于两个孩子为什么都不随父姓?请读叶永烈先生的以下文章:

巴金的早年密友索非

叶永烈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3月01日   07 版)
1929年5月29日,上海世界语学会欢迎奥地利世界语学者Ebner(前排右二)来访。前排左一为索非,后排左一为巴金。

  索非这名字,几乎被时光所湮灭。最近,接连读到两篇关于索非的文章,使我记起了索非:其一是王建军的《微明丛书:巴金与索非友谊的见证》,发表于2016年12月26日《文汇读书周报》;另一篇是散木的《巴金晚年念念不忘的索非》,从2016年2月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读到。

  散木的文章中有一小段文字涉及我:“在上世纪80年代,叶永烈编辑《中国科学小品选》(三卷本)时,其中收入了索非的文章,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情况,他是百般查寻,最后找到了索非的子女,由鞠躬写了一篇《我的父亲索非》一文,附在书中。巧合的是巴金得知了此事,又为《我的父亲索非》一文题了字,这使得《中国科学小品选》增色不少。”

  索非(1899-1988),安徽绩溪人,父亲周绍谨是同乡胡适的三姐夫。索非是老一辈的作家、编辑、出版家,巴金的早年密友。

  巴金和索非早年都致力于推广世界语。1991年3月16日巴金在写给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石成泰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及索非:

  索非姓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最后开办友信书房。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台湾病故。三十年代参加上海世界语协会,当选理事,并任干事。

  巴金与索非有着深厚的友谊,可以从这两件事略觑一斑:

  其一,1927年巴金在法国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把手稿寄给了在上海的索非。索非把书稿转给了叶圣陶,使《灭亡》得以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载。

  其二,1928年末,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与索非同住上海宝山路宝光里14号,索非住楼上,巴金住楼下,达三年之久,过从甚密。

  在《巴金文集》中,收入4封巴金写给索非的信。

  我最初是从书本、杂志上认识索非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喜欢去北京东安市场淘旧书。我买到了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署“索非创作”的《人体科学谈屑》一书,非常喜欢他活泼的文笔。此后,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1939年顾均正、索非在上海创办的《科学趣味》杂志上,读到诸多索非写的科学小品。

  我曾经考证过科学小品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科学小品一词,是陈望道先生1934年创办《太白》半月刊时首先提出来的。我向陈望道先生请教,1962年12月9日承陈望道先生在写给我的亲笔信中确认了这一点。1984年,为了纪念陈望道先生提倡科学小品50周年,我主编了《中国科学小品选》上、中、下三卷,共150万字。其中上卷选入新中国成立前的科学小品,我选入索非先生的医学小品。我约请当时健在的科学小品老一辈作家高士其、贾祖璋、董纯才、温济泽为此书写了回忆创作历程的文章。周建人(笔名克士)虽然没有写回忆文章,但是托家属给我写信,回答了我的相关问题。顾均正先生已经去世,我约请他的儿子顾小铨写了《我的父亲顾均正》一文。索非虽然健在,但是他在台湾,当时无法向他本人约稿,我只能求助于他在大陆的子女。

  顾均正先生是索非好友,我从他的儿子顾小铨那里得知,索非先生在1946年去了台湾,但是他的女儿沈沦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

  很巧,我跟沈沦同在上海电影系统。沈沦曾约我为她的先生吴庆墀所参与创作的上海歌剧院大型舞剧《木兰飘香》写评论。《木兰飘香》因写了花木兰的爱情而引发争论。我为此写了评论《木兰飘香香飘万里》,肯定此剧。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索非之女,只知她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导。

  沈沦曾几次来我家。当我从顾小铨那里知道她的身世,便问起了她的父亲。她说,她的父亲姓周,名祺安,笔名索非。为什么她不姓周,而姓沈呢?沈沦告知,父亲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姓”,他本人就不用周姓,而给儿子取名鞠躬,给女儿取名沉沦,都不用周姓。鞠躬取义于鞠躬尽瘁,而沉沦则取义于国难当头,国家在沉沦,应发奋有为。由于百家姓中无“沉”,她后来改名为沈沦。

  当我主编《中国科学小品选》时,便约沈沦写一篇介绍她父亲的文章,她转而请哥哥鞠躬写。鞠躬当时是陕西省政协委员、西安军医大学教授(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写完文章之后,寄给他父亲的好友巴金指正。据称,鞠躬的母亲1929年11月在上海临产时,索非上班不在家,而当时在楼下写作的巴金闻讯叫黄包车送她到医院,产下鞠躬。正因为这样,接到鞠躬的文章时,巴金虽然正因病住院,当即细看。鞠躬的文章没有标题,巴金看完之后,亲笔在原稿上写道:“就用‘我的父亲索非’吧。”另外,在文章的第一句“我的父亲索非”之后,加上“姓周”两字。

  1983年4月18日,沈沦给我来信,告知到华东医院看望巴金,并寄来经过巴金修改的鞠躬的文章,说道:

  16号晚从东京回到上海,接到哥哥的来信,说稿已写好寄巴金叔听取意见,让我返上海后即去巴金叔处联系。今天去华东医院探望了他老人家,他认为稿写得可以,并为此文题名“我的父亲索非”。稿子上那几个字是巴老写的。原打算把稿件送到府上。我20号上午七点离沪赴杭州,时间比较紧张,只好邮寄给您。

  我收到之后,便把巴金手书“就用‘我的父亲索非’吧”中的“我的父亲索非”放大、制版,印在《中国科学小品选》上,并收入鞠躬教授的《我的父亲索非》。此文不长,现转录于下,可供读者了解索非其人:

  我的父亲索非,姓周,出生在安徽绩溪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家庭。年轻时因为鄙视依赖祖业的生活,只受私塾教育,就与家庭断绝了经济关系,只身背井离乡,出外谋生、求学,探索人生的道路。他曾经当过学徒,尝试过多种职业,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他刻苦自学,做过推广世界语的工作,编过世界语课本,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并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任教;他也曾因政治牵连而坐过军阀的监狱。终于,在出版界及文学界他找到了他的事业和朋友。

  父亲还是一个医生,一个没有经过正规学校但考试合格、合法的医生。他学医靠的是自学和毅力。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他藏书中大本大本的精装医书,有些是日文的,总感到很神秘,有时也好奇地拿出来翻看里面的插图,怪怕人的。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上海四马路欧洲大药房楼上有一个小诊所,在开明书店工作之余,通常是利用午休的时间,他到那里去看病人。他曾经带我去过他的诊所,从欧洲大药房的大门进去,穿过店堂,沿店堂后面一条窄窄的楼梯上到一间亭子间那样大小的房间。我已记不清楚那间房间,或者说诊所的陈设了。当然有一张写字台、几张椅子、一些书籍、药品,简单的医疗器械等,似乎已把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塞满了。儿时的回忆往往会把空间想得过大,因此那个诊所也许连一个像样的亭子间的大小都没有。这样的诊所,稍有点积蓄的人当然是不会上门的,来找我父亲看病的都是一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父亲看病不是为了营利,实际上无利可营,他常常免费给一些劳苦的病人看病,甚至赠送一些药品给他们。他的学医、行医是为了他的信念。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一次晚饭后,父亲坐在他惯常坐的位置上,在一张大圆桌的后面,背靠着有一面大镜子的五斗桌上,把我叫到他的身边,问我打算如何救国。我回答说:“当兵,打东洋人。”他说:“东亚病夫当兵也没有用处,要学医才能救国。”在我们的祖国饱受列强欺凌的时代,在一年里有着过不完的“国耻日”的日子里,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在思索,怎样才能救国。今天,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过去的一些想法今天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毕竟是赤子之心,甚至是一些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

  出于同样的信念,父亲热心于科普工作。他的医学知识、文学修养以及出版工作的经验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曾经写了《孩子们的灾难》《疾病图书馆》和《人体旅行记》等通俗医学读物。这些书,我手头自然是一本也留不下来的了,但印象是磨灭不了的:一个中学生理卫生教师,带着一群渴求知识的学生,变成一些很小很小的人,通过一个男孩不慎跌破了皮的伤口进入了体内,看到了白血球和病菌之间的战斗,并顺着血流周游了一番;又到了口腔,像走进岩洞似地观察了神奇的景色,漫游了消化系……这就是《人体旅行记》所告诉我的一部分内容。

  父亲还曾和他的好友顾均正先生共同出版过一种科普性杂志,叫作《科学趣味》。从组稿、撰稿、编辑,到校对、征集广告,甚至发行、投寄,都只有他们两人。有时也有几个小助手,寄出去的杂志封皮上常常有我们孩子们抄得不甚整齐的地址。订阅《科学趣味》的主要是一些求知的青年,正因为这样,他们尽管当时生活清苦,工作十分劳累,而且常常还要为出版而奔波筹款,却仍能以极大的热情坚持着,有时甚至是挣扎着把刊物办下去。他们是在青年人身上寄托了祖国富强起来的希望。四十年过去了,但父亲拿着刚印好的《科学趣味》,翻阅着、抚摸着、沉思着的神情,仍然像昨天的事那样清楚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祖国今天富强起来了。“东亚病夫”这顶帽子只能到历史博物馆去找了,它提醒着人们以往的悲惨、屈辱,它激发着人们为更美好的将来奋斗的激情。但曾经盼望着祖国富强的父亲,却和我们一条海峡相隔,断绝了音讯。他今年八十四岁了。他曾经希望我学医,但他不知道他的儿子现在是军医大学的教授,既当了兵,又行了医。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是“当兵救国”或“学医救国”所带来的,但前一辈人的一个富强祖国的憧憬,总算开始实现了。

  1983年春鞠躬教授文中提及的父亲“和我们一条海峡相隔,断绝了音讯”,是指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1946年索 非 应 范 寿 康 先 生(1896.1.6-1983.2.27)之邀去台北工作。范寿康是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当时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范寿康知道索非熟悉文化、出版,聘请索非担任台北的开明书店、台湾书店负责人。索非和夫人姚鞠馨、子女一起去了台湾。鞠躬原本要报考台北医学院,满额,回上海,后来报考湘雅医学院。夫人姚鞠馨和女儿沈沦也因局势动荡而回上海。索非手头工作未做完,暂留台北。不料1949年之后海峡阻断,索非孤身在台北,无法返回上海,便以开办友信书房维持生计。据台湾作家张之杰帮助我查阅资料,得知友信书房出版的第一本书可能是1948年出版的《友信英文精选》。范寿康倒是在1982年从台湾经美国回到北京,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翌年病逝于北京,而索非则始终未能回到大陆。

  我在收到鞠躬教授的《我的父亲索非》一文之后,曾经致函沈沦,请她告知索非先生何年出生。沈沦在1983年5月3日给我的信中说:

  (4月)26日从杭州返沪,5月3日又启程赴穗。原计划来看你一次,但因手头有个本子(叶永烈注:指剧本)必须在去广州前交出,因此未能拜访您了。急急匆匆地去看了一次巴老,关于爸爸哪年生的事也忘了核实。我只知(父亲)比巴老大6岁(叶永烈注:应是大5岁)。

  沈沦在这封信中还提及:

  我爸爸就留下那几本书,其它几本可能由于科学的发展已不太合适出版,而《人体旅行记》这本书,我感到还是有出版的价值。作为子女的我们是很盼望能争取再出版,我父亲知道重新出版他的书一定是非常高兴,会大有感触的。从统战的角度也是会大有好处的。如果您能够帮助争取出版,我们作为子女的是非常感激的,并希望您能写序。如由于科学的发展,对书中的某些部分需要作注解,这事可由我哥哥来做。

  沈沦来我家,把索非的四部书稿交给了我,希望我能够安排出版。沈沦提到的《人体旅行记》,是索非的代表作,民国二十八年八月(1939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我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出版《索非作品选》,二是出版代表作《人体旅行记》影印本或者单行本。

  我曾将此事告知贾祖璋先生。他在1983年5月30日给我的信中说:

  《人体旅行记》可否致函福建科技(出版社)联系一下。我意作者在台湾,福建出是适宜的。但不知他们怎么看法耳?——当然写信时不必提及我这样建议。

  后来,我联系在上海出版《索非作品选》。贾祖璋先生在1983年6月13日给我的信中说:

  《索非作品选》上海出版,甚好,比在福建出,印数会多一些。

  7月9日,沈沦又来看我。不巧,正值我在外开会,未遇。7月31日,沈沦给我来信,告知:

  我哥鞠躬来沪探望母亲。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廿天左右。我们的时间比较自由。盼望来信约个具体时间。路程间隔比较远。你来,我去,见不着都是非常遗憾而失望的,你说是吧。等着您的来信。

  8月2日下午,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沈沦所住的大楼。不巧,电梯故障,我徒步走上十楼,所幸沈沦、鞠躬和索非夫人都在。我们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商谈了出版索非作品事宜,以为还是出版《索非作品选》为好。

  我除了把鞠躬教授的《我的父亲索非》一文收入《中国科学小品选》上卷(天津科技出版社1984年7月版)之外,还曾去信告知索非老友贾祖璋先生(当时任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贾老先生当即索稿,我寄去复印件,并为此文写了一段《说明》。贾老先生把《我的父亲索非》一文刊于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主办的《科学与文化》1983年4期(双月刊)。

  8月2日,我刚从沈沦家回来,正好收到《科学与文化》1983年4期一册。于是,我在8月3日致函沈沦、鞠躬:

  昨回家后,收到福建《科学与文化》4期。大作已刊出,寄上剪报,送你们。问令堂大人好!

  1984年5月13日,沈沦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哥哥来信向我索取《我的父亲索非》一文。您寄给我的,我已托人转交给我父亲。他已收到。这件事是要感谢您的!我手中已无,您有无办法再向福建方面代我们要两份吗?我估计他们处会有余存的,此事又得麻烦您了。

  从沈沦的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她与在台湾的父亲索非保持着通信联系,而且索非也已经看到经过巴金修改之后的鞠躬的《我的父亲索非》一文。不过,他们把剪报原件寄往台北,沈沦与鞠躬手头没有。经我与福建联系,给沈沦与鞠躬各寄了一本《科学与文化》1983年4期。

  后来,在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谈到纪念老一辈科普作家时,我提到了索非,当时由于很多人不知道索非,而且索非在海峡彼岸,很遗憾没有列入纪念名单。

  1988年11月9日,索非以89岁高龄逝世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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