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所与结交往来的清朝官员，绝不限于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物。仅从顾氏遗文来看，尚有许多清廷高官和地方官员也都与顾炎武有过来往甚至有相当不错的交情。涉及这两类人物的书信，《亭林文集》卷三有《病起与蓟门当事书》、《与史馆诸君书》[1]、《答汤荆岘书》[2]、《答汪苕文书》[3]、《与李湘北书》[4]、《与叶訒庵书》[5]六首，卷四有《复张又南书》[6]一首；《蒋山佣残稿》卷一有《答迟屏万》、《与熊耐荼》、《又（熊耐荼）》[7]三首，卷二有《答王茂衍》、《与陈介眉》、《答汪苕文》、《与梁大司农书》、《与郭九芝辞祝》[8]、《与叶嵋初书》、《答叶嵋初》七首、卷三有《与陈介眉》、《复迟明府书》、《复周制府书》、《祝张廷尉书》、《复汤荆岘书》五首，合计二十二首[9]。现就顾炎武同这些书信的受主（不包括“蓟门当事”、“史馆诸君”[10]以及“周制府”[11]）之间的交往情况略述如下：

 

与汤斌的交往

 

汤斌（1627—1687），字孔伯，一字荆岘，号潜庵，河南睢州人。少避兵，流寓衢州。顺治九年成进士，授国史院检讨。十三年，诏选翰林出为监司，斌授潼关道。十六年，调江西岭北道。寻乞病归里。丁父忧。服除，受业于孙奇逢。康熙十七年，召试博学鸿儒，授侍讲，与修《明史》。后历官侍读、《明史》总裁官、左庶子、内阁学士。二十二年，特授江宁巡抚。二十四年，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二十六年，改工部尚书。[12]

 

顾炎武于康熙三年（1664）曾至河南拜访孙奇逢[13]，当时汤斌已受业于孙。康熙十年和十四年，顾炎武又曾两次经过河南；而此时，汤斌尚在睢州老家。这十余年间，他们完全有机会和可能相互结识。当汤以侍讲与修《明史》时，顾在关中，汤曾就史事问题写信向顾讨教，这信是托自北京西归的李因笃转交给顾炎武的。从顾《答汤荆岘书》“两函并至，深感注存”[14]的话，可见其确曾见过面，且汤给顾留下了“足下有子产博物之能，子政多闻之敏”[15]的印象。若非其有直接且较长时间的交往，则不可能有如“多闻之敏”这样具体的印象。可以肯定，早在康熙十六年顾炎武入关中前，他俩就已相识成交了，只是那时他们都尚是作为一般学者来进行交往的，正所谓君子之交也。

 

与汪琬的交往

 

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学者尊称其为钝翁、尧峰先生。长洲人。少孤。顺治十二年中进士，观政通政司。未几假归，肆力古文辞。寻补户部主事，改刑部员外郎，迁郎中。坐江南奏销事，降兵马司指挥。复为户部主事。亡何，病免归。结庐尧峰，居九年，益闭户著书。康熙十七年，应试博学鸿儒，授编修，与修《明史》。逾年仍假归。其文根柢六经，出入庐陵震川间。于《易》、《书》、《诗》、《春秋》、三《礼》、《丧服》，咸有发明。生平淡于荣利。著有《尧峰文集》五十卷。[16]

 

顾炎武与汪琬的交往究竟始于何时暂不清楚。据汪琬所著而始刻于康十三年、告竣于康熙十五年的《钝翁前后类稿》[17]卷二十一《答从弟论师道书》云：“仆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经学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其内行淳备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环极、梁子曰缉。此君子者，皆与仆为友。仆老矣，虽不能师之，固所为欣然执鞭者也。惜乎！足下未之一见耳。”则早在康熙十五年前，顾、汪即已相识定交。[18]

 

康熙十七年（1678）冬，汪琬与李因笃同在北京，且曾相见。汪由此得悉顾炎武的近况。继又收到顾炎武从关中寄来的信。[19]汪在接此来信时，已先期将其所刻《钝翁前后类稿》寄赠顾，其中包括他的《答从弟论师道书》。所以，顾炎武在其信一开头就表示：“伏读大集，谬荷推奖，自惟谫劣，非所克当。”[20]进而对汪集中有关“五服同异”的内容大加褒奖，称其“当与天壤并存，斯道之传，将赖之而不坠矣”。接着，他着重就自己对礼教问题的看法质之汪曰：“值此人心陷溺之秋，苟不以礼，其何以拨乱而返之正乎？一时高谈之士，或以鄙言为肤浅，而盩厔李隐君中孚独以为然，请以质之君子。”[21]还将自己所论《尚书》中有关“康王之诰，辨冕服为逾年即位之礼”等内容的见解附录于信后，请汪氏“赐指教”。

 

汪琬在给顾炎武的复书中，不仅表示完全赞同顾的上述礼教观，还特别建议他可就此写一部礼学专著。接下来，他更高度评价顾的上述经学见解：

 

……得手教，所以奖励鄙拙过实，万不敢当。礼教废坏久矣，倘蒙先生斟酌今古，原本礼经，而又上不倍国家之制，下不失风俗之宜，用以扶翼人伦，开示后学，甚善甚善！别纸所论康王之诰，辨冕服为逾年即位之礼，依据最明，援引最悉。愚尝证诸《春秋》昭十年七月，晋侯彪卒。九月，叔孙如晋，葬平公。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叔向辞之曰“孤斩焉衰绖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云云，盖故君未逾年，则新君不敢即位，故其辞委婉如此也。是时晋伯已衰，三月而葬，既不免失之太渴，而君臣犹能恪守此礼，以拒列国诸大夫，不可谓非叔向力也。至若康王盛时，方欲以礼教治天下，岂有居丧之初，顾肎蹈非礼，如所服冕服，如所称“予一人”者乎？则是太保之见，反出叔向下也。窃不胜惑之。今读先生此辨，亦可以息后儒之喙矣……叹服叹服！[22]

 

顾炎武得其手书，旋即作答。他首先充分肯定汪的建议，认为“悯礼教之废坏，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书，返百王之季俗，而跻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23]但又表示，要让他写出一部礼学专著来，则使其感到“斯事之难”，因“弟少习举业，多用力于四经，而三礼未之考究”也。

 

与李天馥的交往

 

李天馥（1635—1699），字湘北，号容斋，合肥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授检讨，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定。著有《容斋集》。

 

由于李天馥顺治末年就做了京官，“康熙十一年，迁司业，晋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历讲读学士、少詹事。十六年，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典武会试”[24]。而这期间，顾炎武几乎每年都出入于京城，且常于徐氏兄弟之间往来活动。所以，他们之间应该是互相认识的，只是有否过从关系或关系究竟如何，则难知其详矣。

 

今存顾炎武唯一的致李天馥的信，是康熙十七年秋在李天馥的荐举下，李因笃迫不得已膺荐进京应博学鸿词科试[25]时所写的。这信可能是由李因笃随身携往北京转交李天馥的，其内容是为李因笃陈情，大意曰：

 

关中布衣李君因笃，母老且病，独子无依，况年愈七十，久困扶床，路隔三千，难通啮指。求贤虽有国之经，教孝实人伦之本。伏惟执事弘锡类之仁，悯向隅之泣，俯赐吹嘘，仰徼俞允。若炎武者，黄冠蒯履，久从方外之踪，齿豁目盲，已在废人之数，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难坐视，辄敢通书辇下。

 

显然，顾炎武写作此信的用意和目的，无非是在为李因笃本人届时向清廷陈情辞官做个见证罢了。这就意味着，顾炎武是自信对方信任自己的。由此可信，他与李天馥不仅应该相识，还应该有相当不错的交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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