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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4)

已有 5716 次阅读 2009-2-8 21:12 |个人分类:顾炎武专论|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顾炎武| 顾炎武

 

与叶氏兄弟的交往

 

叶氏兄弟者,兄方恒,弟方蔼,顾炎武在南时,曾屡为叶方恒所陷。故按人之常情来说,顾与叶之间原是一种冤家对头关系,怎么后来他们竟又成了朋友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顾炎武年谱》中已有所交代,认为其二人之所以会从冤家变成朋友,首要原因在于叶氏其人品性的变化——从开始在乡里仗势欺人,到后来为官时有惠于民;其次是由于顾炎武为人的大度,加之归庄从中积极调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这里尚需补充说明的是,顾、叶之间还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据李光地《榕村续语录》载,叶方蔼与徐乾学是至亲[2]。这层关系对于顾、叶之间关系的改善,是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的。

 

诚然,一般说来,叶、徐之间的所谓至亲关系,在顾、叶之间未必就会起到多大的亲和作用。顾炎武与顾维之间都是再从兄弟关系,其血缘关系不可谓不近,还不是照样内讧不断?!但是,叶、徐之间又不只是一般的至亲关系。叶方蔼和徐元文既是同年(顺治十六年廷试,徐是状元,叶是探花),又为同官(二人被正式起用后均以编修入翰林)——此后,徐元文于康熙九年由秘书院侍读迁祭酒,充经筵,十三年进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八特诏监修《明史》[3]。叶方蔼则于康熙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迁左庶子、侍读学士。十七年晋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直南书房,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十八年充会试副考官,教习庶吉士,总裁《明史》,寻迁礼部右侍郎。十七年,晋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直南书房,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4]。而徐乾学自康熙九年以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至十四年擢赞善,后以赞善充《明史》总裁官,并累迁侍讲学士,晋詹事[5]。不必再说徐彦和的关系,仅就二徐与叶氏而言,他们在官场上的利害关系有多紧密,乃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加以缘血上的联系,如此双重关系,在顾炎武与三徐的关系都很密切的条件下,当然无疑会对叶、顾之间的关系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

 

如前所述,康熙年间,顾炎武在北京活动时,曾多次住在徐乾学及元文家中。他与作为徐氏至亲的叶方蔼素未谋面,是绝对不可能的;也不至于会因曾经有过那么一种冤仇关系,导致其虽然不时见面却至老死而不相往来。事实上,如上文提到,康熙十七年广征博学鸿儒时,荐举顾炎武的,正是叶方蔼与韩菼。仅此一端,即说明过去的那种冤仇关系并未成为顾、叶之间交往的障碍,而且证明其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从叶氏这方面来看,他对顾的态度是友善的,且其深悉顾的学问之博洽而颇为敬服,所以才竭力荐举之。当然,他俩之间究竟具体是怎样进行交往的,目前尚不清楚。

 

相比之下,顾炎武与为官后的叶方恒之间的具体交往情况,倒是多少有案可稽的。据归庄《与顾宁人》书云:顾兄之去坟墓十余矣,初因避仇,势非得已,岁月既久,怨仇已释;且今年仇家已尽室赴任,更无所虑……兄今欲归,其谁御之?[6]这里所谓今年,是指康熙八年[7]仇家,是指叶方恒;尽室赴任,是指叶氏已举家迁往其官署[8]岁月既久,怨仇已释,则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余年过去了,顾、叶之间的旧仇夙怨早已化解[9]。这表明,至迟到康熙八年,顾、叶之间已不再存在交往上的障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归庄在其信中注明此信乃立斋太史北上,草此附候。这意味着徐元文显然也会在顾、叶之间做一些调解的工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徐氏在其中确实是起了作用的[10]。故此后不多年,叶方恒便主动向顾炎武发出一同山游的邀请(时间可能是在康熙十二年春,顾当时在北京)。顾炎武获此邀请函以后,曾作答书云:

 

弟亦谓老年翁欲以一邑之化,推诸海寓,其用心远矣。谨当奉扬仁风,播之四国。夏初可至历下,惮暑未便山游,更以异日可耳。肃此附谢,不宣。[11]

 

老年翁欲以一邑之化,推诸海寓夏初可至历下的话来看,叶氏当时应该是济南府下属的某个县的县令,尚未做到运河同知推佥事;但是,他已经取得了一邑之化的显著政绩,且正雄心勃勃,欲以一邑之化,推诸海寓。对叶氏的这种政治抱负,顾炎武以其用心远矣表示了谨慎而含蓄的肯定,并勉励对方当奉扬仁风,播之四国,使人读来感到多少有那么一点儿揶揄的意味内在。

 

事隔数月,即康熙十二年秋,叶方恒有事至济南,并特意备了份紬葛(丝麻织品)之礼,想来会一会顾炎武,因为顾在上封信中讲到他夏初可至历下。而且,看来双方事先有预约,约定要在济南见面的,否则,叶氏恐怕就不会备礼而来了。事实上,顾在八月份就从章丘来到了济南通志局,参与《山东续志》的编纂。然而,他并未去和叶氏会面。但尽管如此,叶还是托人将礼品送到了顾的手中。顾因此觉得对方对自己颇有敬佩雅爱之意,所以作书答谢,首先表示自己才入署中,未便外出(这其实是向对方说明他所以未能去见对方的理由);接着说,年兄至此不得一晤,真交臂失之矣(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强调自己未能去见对方实出于无奈,故后面进一步申述自己为《音学五书》将成之际,早夜无一闲晷作为未能去见对方进一步的理由);最后表示,日后对使拜登,尚容面谢,并问贵治有旧家卖书者否?如有千百卷之书,可佐名山之藏者,则当携赀以来矣[12]

 

从上述两封信的内容来看,在顾、叶之间的交往中,叶始终是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相比之下,顾氏反而显得有些消极被动,似乎他内心多少还有些疙瘩,不太愿意主动和对方直接接触、往来。前书说惮暑未便山游,后书又说才入署中,未便外出,在笔者看来,这些话实际上都是托辞。而前书所谓更以异日可耳,后书所谓对使拜登,尚容面谢,也都是应付之虚辞耳。至于贵治有旧家卖书者否云云,更不过是无话找话说罢了,并无实在内容。想必叶氏是会心领神会到对方的意思的,所以后来再也不见其有往来的任何迹象。

 

总之,虽然顾、叶之间后来总还算是交上了朋友,但是,他们这种朋友关系乃是一种相当微妙的、若即若离的、似乎仅仅是由于外部原因才得以勉强维持的朋友关系。

 

与梁清标的交往

 

梁清标,字玉立,号蕉林,河北正定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庶吉士。顺治元年,补原官。康熙十一年,迁户部尚书。二十年,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著有《蕉林集》。其兄清宽、从兄清远亦相继为吏部侍郎。

 

尽管梁清标是属于典型的仕二姓的清朝官员,但从顾炎武致李因笃的一封信中所述此番入都,不妨拜客,即为母陈情,则望门稽首,亦不为屈……梁公(清标)有心人,若不得见,可上书深切恳之[13]的情况看,他显然和梁有过交往,否则他凭何说梁是个有心人呢!这有心人的意思,从其《与梁大司农书》中关中布衣君因笃,昔年尝以片言为介,上谒庭墀,得蒙一顾之知,遂予明扬之数[14]的话来分析,应该是褒义的,实指梁氏其人还是一个有良心之人。以此顾炎武估计,如果李因笃上书深切恳之,是很容易打动他而引发其起恻隐之心的。由于有心人这样的话是在与知交信中场合下的私语,故这话应该是反映说者对被说者的真实看法的,它是顾炎武对梁清标为人的一种较具客观性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出,顾炎武看一个人的为人,主要是看其人心地善良与否;对梁清标这样一个具体的人,他所特别在意的是其是否有心,至于其仕二姓的行为,他倒并不在乎,正如他并不在乎孙承泽是一个仕二姓者而照常与之交往一样。

 

据实说,顾炎武只是对热衷求仕的人极有反感和厌恶之意[15],因为照其内心真实的看法,当遭国变之际,若生子不能读书宁为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一如生女不得嫁名门旧族,宁为卖菜佣妇,而不可为目挑心招,不择老少之伦[16]

 

不可求仕是顾炎武内心世界对于当时现实世界的一个总体看法。按照这个看法,非唯仕二姓不可,就是仕一姓亦不可。故如果说顾炎武对仕二姓者是充满了厌恶感的话,则其内心深处对仕一姓者亦是充满了厌恶感的。换言之,他对仕二姓者未尝有特别的的厌恶感。这应该正是其在现实生活中广泛结交清朝官员的一个心理基础。很难想象,没有这样的心理基础,他在清朝官员中会有如此广博的交往。

 

顾炎武在现实生活中广交清朝官员的实际行动足以证明,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有不可求仕的思想,就在现实生活中对一切仕者以及求仕者都持一种鄙夷的、不屑一顾的态度,从而洁身自好地断绝同这些人的一切往来。他绝没有这样做,绝没有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思想都付诸行动(包括言论)。换言之,他并不认为思想与行动应该绝对统一。在他看来,思想和行动是两码事,不是什么思想都可以和应当付诸实际行动的。

 

然而,顾炎武又未尝将其思想与行动割裂开来,完全知行分离。他既有不可求仕的思想,也确实在行动上做到了不求仕,更绝没有仕二姓。就此而言,他是知行统一的。其统一的思想情感基础是在于他对嗣母的孝——其所以不仕二姓,就是出于其孝。但是,别人是否仕二姓,却并不一定涉及到孝之与否的问题,所以,顾炎武对别人是否仕二姓,自然是不怎么在乎了,也因为如此,他才会说出鄙人情事与他人不同[17]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18]这样的话来。

 

(待续)

[1]详见拙著:《顾炎武年谱》48•14条。案:王冀民先生于此事的见解大致上与笔者之见不谋而合。详见其所谓《顾亭林诗笺释》卷二《赠路光禄太平》诗笺。又:归庄在其中所起的调解作用不可小视。庄与炎武为莫逆交,庄曾自称其二人是同里同学,同心同乡渊路赠处,管鲍相恤(见《归庄集》卷五《与顾宁人书》);而归庄与叶氏关系又极好,归庄刻其曾祖归有光文集时,曾得各方捐囊协助,而叶方蔼在同邑荐绅中是首创者,当方蔼顺治十六年成进士而至康熙元年起用进京时,归庄曾作《送叶子吉太史北上序》赠行(参见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永历十六年条),可见其关系之亲密。正因为如此,归庄在顺治十八年所作《与顾宁人书》中才会说:兄之仇雠,行且入都,故乡之人,妒极生怜,前事万不足虑。(《归庄集》卷五)在叶氏方面,仅看在归庄的情份上,他们也当不会再使顾炎武为难,何况叶氏已登高第,顾氏则亡命异乡,境遇何其之悬呢!而在顾氏方面,既然挚友如此相劝,自然也不宜再计较旧冤。更何况,正如王冀民先生所说:人事推移,略异畴昔,况逾十载,皤皤俱老,怨毒之于人其有终乎!(《顾亭林诗笺释》,p.326

[2]参见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五《本朝时事》,p.753。案:陈祖武、朱彤所著《旷世大儒——顾炎武》有云:顾、叶二家,早年本有亲戚关系。昆山另一大姓徐家,皆为顾、叶姻亲,炎武妹夫徐开法有一妹,即嫁叶方恒为妻。(见该书p.72)然未知其所据何在。

[3]据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徐立斋相国事略》。

[4]据《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叶文敏公事略》。

[5]据《国朝先正事略》卷九《徐乾庵尚书事略》。

[6] 《归庄集》卷五《与顾宁人》。

[7]是据归庄书中内容而得知。其书有云:戊申春夏之交,闻兄以山左荐绅相仇之事连及,时适有海陵之行,无从问得确耗。秋间还……未几而得所寄书及六诗……六诗已和得奉览……年来笔耕,仅能糊口,虽不闻户,亦难远游,惟去岁为先太仆遗集事,与季侍御相商,一渡长江耳。据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载,归书中所述海陵之行和渡长江与季侍御相商刻归有光遗集事,均在康熙七年,而谓之去岁,是足证其书作于康熙八年无疑也。

[8]叶在顺治十五年成进士,官至运河同知推佥事,分守济宁四年。

[9]归庄在顺治十八年所作《与顾宁人书》中即已指出:兄之仇雠,行且入都,故乡之人,妒极生怜,前事万不足虑。(《归庄集》卷五)

[10]顾炎武在《答叶嵋初》(《蒋山佣残稿》卷一)书中就提到:舍甥征启一通附览。此舍甥多半是指徐元文,或者也可能指徐乾学。其征启的内容固然和顾、叶间的关系并不直接相干,但徐氏以此托顾炎武转交叶氏,这一事体本身就暗示着徐氏有故意促进或加强顾、叶之间的联系的意思,至少也说明,徐在顾、叶之间确实扮演了中介角色,从而对其二人关系的改善发挥了旁人所难以发挥的亲和力作用。

[11]《蒋山佣残稿》卷二《与叶嵋初》。

[12] 《蒋山佣残稿》卷二《答叶嵋初》。

[13] 《蒋山佣残稿》卷三《又(与李子德)》。

[14] 《蒋山佣残稿》卷三。

[15]例如,顾炎武曾对潘耒说道:昔有陈亮工者,与吾同居荒村,坚守毛发,历四五年,莫不怜其志节。及玉峰坐馆连年,遂忘其先人之训,作书来蓟,干禄之愿,几于热中。(《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就明显反映出顾炎武对热衷于追求干禄的强烈反感与厌恶。

[16]详见《亭林余集常熟陈君墓志铭》。

[17] 《亭林文集》卷四《答次耕书》。

[18] 《亭林文集》卷三《与叶訒庵书》;《蒋山佣残稿》卷二《与同邑叶訒庵书》。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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