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特点，论文的作者要突出集体，个人的名字都没有。所以国外引用这篇论文的都不知道工作是谁做的，引用“鞍钢铁东医院妇产科”。

图中示意取绒毛的方法，是“盲取”，那时国内还没有超声波仪器，凭经验和手中的感觉取材，引起流产的危险还是很大的。后来西方开始把超声波用来指引取材，这个方法才推广起来。

取出绒毛后经过显色在显微镜下观看性染色质，在细胞核膜边上有个象“馒头”一样的黑点的就是女的，没有黑点就是男胎。

这篇论文的背后有很多故事：

我父亲54年成都华西大医学院毕业，被派到东北“支援鞍钢建设”，一个车皮拉来十几个同学，有几个后来设法回到了四川。而我父亲和不到十个同学则留了下来。出川以前匆匆忙忙回重庆去看了一趟年迈的父母，短短两天竟成了永别。在东北工作多年，没有机会再回四川，我和姐姐童年时经常听他描述四川有多好，回去可以过三峡，看到山上的猴子，还能用气枪打鸟。爷爷奶奶相继病故，那时父亲又是右派，工资也非常低（57元一个月，拿了二十年），没有能回去看上一眼。再次回川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在57年被打成“右派”。因为在一次会议上，他说：“某某人讲xxx, 这是不对的。”可是会议记录的人把“某某人讲”漏掉了，结果那句话就成了他说的，“右派”就当上了。

文革期间也有牵连，被赶出医院，到“地段”当医生，每天走家访户，给病人治病。文革后期开始回医院工作。别人“革命”时，他就读学术杂志。他能读四种外语（英，日，德，法）家里也有很多外文专业书。其中一本细胞学是他花了半年工资买的。也是从那本书中他学到了有关性染色质的内容，然后把它用到临床，做早孕胎儿性别诊断。

跑地段时认识了很多工厂里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于是请人做了一个很细的铜的导管，这样可以高压消毒。内导管可以接注射器，通过负压吸取绒毛。

取绒毛做产前诊断现在还是一种常见的产前诊断方法，英文叫Chorionic villus sampling, CVS. 许多教科书都引用我父亲这篇论文为首次在临床使用CVS的报道。

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74－75年的时候东北还没有完全“解冻”，老百姓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还很紧。我父亲和他的朋友，程元凯叔叔，起草英文论文的时候，不知去那里借来了一部打字机，结果发出的打字声音惊动了邻居，报案到街道委员会，说他们可能有“敌台”，在发电报。

论文送出去到了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手中，她有些不信这样的工作出于一个东北无名医院的住院医生的手。于是让她在北京协和的两个学生去查外国文献，看看是否是“山寨”了人家的。结果没有找到别人有类似的工作，才推荐发表了的。那两个学生也开始做绒毛产前诊断方面的工作，后来父亲得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时候，北京的同行也“并列”获奖了。

我今天做的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无不受父亲的影响。他关心病人，聆听他们的需求，不怕艰难，敢想更敢做，细心，踏实，能够找到需求，并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这些都是我学到的。不过，和他当年的创新环境比，我简直就是在天上了。能在文革大环境下静下心来想问题，解决问题，需要多大的毅力和胆魄？

父亲是94年九月二十一日去世的，每到这个季节，我就格外想他。能在美国买到这本杂志，我真的非常高兴。

感谢Google, 感谢http://www.abebooks.com/。 是有了这些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我才有机会拉近和父亲的距离。

参看
“中国遗传学界大事记”（里面讲我父亲73公布研究结果，那是指中文论文，英文版的论文是75年发表的）；
鞍钢名人录；
回忆父亲让我做的第一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