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了一篇文章《隐性门槛高　部分地方现‘逆城市化’》（白田田，梁倩，经济参考报，http://jjckb.xinhuanet.com/2013-09/24/content_468491.htm2013-09-24，），读后有几点感触，说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一是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下的“城镇化”，必然是“无利不起早”和“嫌贫爱富”：要么是“身强体重且能交养老金”的年轻人，要么是“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的“三高”人士，要么是能给城市发展带来空间和土地（通过农田、宅基地等）的“郊区农民”。当然了，上述三方面的交集则更受城市和“城镇化”的欢迎了。

二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如何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据说是每人10万。换句话讲，如果被城镇化的农民无法带给城市10万元以上的收益的话，“城镇化”就亏了。城镇化成本如何分担？城市政府、农民工所在地政府、农民本人、农民工就业的单位或服务对象等利益相关方如何来合理（即效率原则、公平原则）地分担这一成本，需要很好的顶层设计，也需要走群众路线。这里，不妨先撇开谁来“埋单”这一话题，农民市民化的高成本背后的巨大市场需求和机会，应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2.0版的引擎。

三是“土地城镇化”和“土地财政”似乎走到了“尽头”。应警惕“城镇化”尤其是“土地城镇化”（比如通过以土地换市民身份，以土地换社会保障）中的“寅吃卯粮”，“土地财政”驱使下的“受益者”是本届政府，而农民变成市民后的各类保障、公共服务的成本却压给了下届政府。而下届政府在当前的城镇化大旗下似乎仍可通过更大范围的“土地城镇化”来一方面填补上届政府留下的“窟窿”，另一方面也为本届政府的“政绩”埋单。当然，这也意味着，更大的“窟窿”留给了下下届政府。这一类似于“击鼓传花”的游戏，最终会“花落谁家”？“土地城镇化”、“土地财政”的游戏还得玩多久？最终会玩到多大？如果，再进一步把此类游戏的环境与资源成本也算进去的话，此类城镇化也真得快要甚至可以说是已经走到“尽头”了。

四是所谓“逆城市化”的现象（一些农民工不愿意要城市的户口，甚至于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以分得田地，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红利）的背后，是农民没有享受到城镇化的收益，或者说这一收益要小于其放弃掉农村老家那“一亩三分地”就意味着其放弃掉“兜底”保障的风险。当前情况下，农民工在老家的“一亩三分地”，成为最实际、最可靠也是最后的“保障”、至少可以“保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