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和伦理观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思想观念，有不同的伦理标准，旅游消费观念的产生也是这样。

  19世纪以前的社会，人们的消费欲望是被“传统”观念所抑制的消费。韦伯笔下的新教派认为：“按照上帝的意志，只有劳动，而不是消闲和享乐，才能够增加上帝的荣耀”；一个人如果“把时间损失在社交、闲聊、奢侈生活方面，甚至睡觉超过健康所需的时间（6小时、最多8小时），是要受道德谴责的”。换言之，人们对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被视为是一种不好的浪费行为，甚至是可耻的行为。享乐论在该时期是被污名化的，禁欲主义不仅被赋予强烈的道德色彩，还被赋予浓厚的宗教色彩。也就是说，只有“劳动”是一种公认的生产活动。相应的，一切与劳动无关的（享受性）生活方式，都被视为不合理的。旅游作为一种“非必需”消费活动，在这种观念下不会被提倡，甚至可能是禁止的。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进人消费社会，享乐论逐渐兴起，并成为“消费社会”的活动被广为接受。而享乐论兴起的一个标志，就是享乐不再具有道德的贬义，获得了文化的合法性。享乐论的“合法化”催生了“后现代”旅游，即大众旅游的出现。为此，麦坎内尔关于旅游消费的“本真性”解释也受到了挑战，寻求精神的快乐和生活享受，才是现代旅游兴起的主要成因。换言之，如果说早期的旅游是为了“寻真”或“逃避”现实生活的话，那么，现代旅游(大众旅游)则更多是为了享乐，这是大众旅游得以迅速发展的前提。那么，享乐的“正当性”包括什么，目前还处于广泛探索之中，主要观点有：享乐是人生的目的，享乐是减轻工作压力的手段，追求享乐是奋斗的动力，享乐是付出努力的回报，享乐是法律允许和鼓励的事等。如此这般，消费社会旅游消费被合法化，旅游消费是建立在享乐论(或浪漫论)合法化的基础上。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导致享乐论“滥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繁荣，收人的增长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正如波德里亚所说：“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欲、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现象。物质的极大丰富诱导着人们，从一个物品走向另一个物品，从一套消费体系进人另一套消费体系。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消费和享受才能体现物质丰富的价值。同时，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旅游消费成为“值得”、“可接受”、“不可替代”和“舍得的”消费方式，并逐渐发展成为大众化的生活方式。另外，现代社会信贷制度的推广，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消费趋势，即超前消费或透支性消费。这种以提倡及时享乐为主的“高消费”逐渐盛行，使得享乐主义也得到了大众消费的认同，并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现代旅游的发展晚了近百年。以新中国成立60年为例，前30年思想左倾经济落后，将休闲旅游看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将享乐主义批判为资本主义思想；随着改革开放引起思想解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入境旅游到国内旅游再到出境旅游，旅游日益成为社会提倡和鼓励的生活方式。2009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将加快国内旅游发展放在首位，这对于应对金融危机挑战，扩大居民消费，拉动内需增长，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的问题是，居民手头的可支配收入太少，买房子、买车子占去了很多钱，希望国家赶快涨工资，让大家手头有钱，可以多点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