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花”之争的待解难题

李连达 

“两花”之争涉及多方面问题，有些难题尚待解决。

一、中药也有“唯成分论”。昔日“唯成分论”出身成分是反动官僚，地主资本家，臭老九，将“永世不得翻身”，毁了不少人。其后改为“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又救了很多人。中药也有“唯成分论”（当然与政治上的唯成分论不同）。根据中药的某种（或某些种）化学成分，判定中药之真伪优劣或作为中药分类的依据，是中药界公认的做法，无可非议。但是有些特殊情况需要特殊考虑。如果某种成分是主要有效成分，这种判定多属正确。但若某种成分仅是“标志性成分”、“代表性成分”或含量较高的“主成分”，而不是主要有效成分（特异性有效成分），仅以此成分的多少、有无，作为判定中药真伪优劣或中药分类的依据，未必准确。

   《中国药典》规定金银花的有效成分绿原酸都不得少于1.5%，木樨草苷不得少于0.1%，明显低于绿原酸。山银花则绿原酸不得少于2.0%，未将木樨草苷列入质量标准，但山银花的藤及叶含量较高，在花生壳中含量也较高。说明木樨草苷并非金银花的特有成分，并非专属性很强的特异性成分。它是否是主要有效成分或疗效优于绿原酸的有效成分？还有待比较研究，综合判断，予以证实。因此仅根据木樨草苷含量的多少，判定金银花的治疗作用优于山银花，或作为“两花”分列的根据。似有商榷余地。

 二、中药也有“历史问题”。昔日强调“查三代”，爷爷的爷爷有历史问题，其后代必然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不可重用，毁了不少人。其后改为“重在本人表现”，又救了不少人。中药也很重视历史，历代经典著作，几千年用药习惯，经过考证，常作为判定中药优劣，中药基源及中药分类的重要根据。是中医药界公认的原则，无可非议（与政治上查三代不同）。但是有些特殊情况需要特殊考虑。例如《唐新修本草》《北宋证类本草》《明本草纲目》等历代本草中均记载金银花（忍冬）“味甘、温、无毒。主寒热身肿。久服轻身，长年益寿”。明确提出金银花药性“甘温”，且有延年益寿之功效。是否引起“上火”未见记载。但是在《中国药典》（2005，2010版）中，均认定金银花药性“甘寒”，属寒性药，并删去延年益寿之功效。古人认定金银花“药性甘温”，今人认定“甘寒”，由“温”变“寒”。为何古今认识相反？哪个认识更正确？在编写，修改《中国药典》时根据什么将金银花药性“甘温”改为“甘寒”？是否因为发现金银花中含有木樨草苷而药性由“温”变“寒”？药性“甘温”又怎么安到了山银花头上？与<药典>记载相反？根据是什么？在这些历史谜团尚未澄清之前，“两花之争”如何作出正确结论？

陈新教授在“也谈金银花—本草小考”文中提到：[从《神农本草》到《本草纲目》都没有“物种的概念”，也就是说本草中的“忍冬”与《中国植物志》中的“忍冬”不是一个概念]。此论精辟，值得进一步探讨。那么历代本草中的忍冬（金银花）与《中国药典》中的金银花（忍冬）是否一个概念？是否可以将历代本草中的忍冬作为当代《中国药典》中“两花”分列的历史根据？

中医界强调“尊古而不泥古”。“尊古”就应该确定金银花药性“甘温”，“不泥古”可以将药性改为“甘寒”。我们是“尊古”还是“泥古”？对此问题医史学家有何高见？中药学家及植物分类学家有何指教？

三、“两花”之争涉及多方面问题，不仅是金银花的问题，也不仅是学术问题。涉及更深层次，更广泛的问题。远因是中药品种混乱，需要进一步整顿，近因是《中国药典》“两花”分列引起的链锁反应，而不正当商业竞争是山银花药价暴跌的直接原因。不是一场官司能够全面解决，万事大吉，更非一篇小文章能作结论。需要多方面努力，远因近果，标本兼治，全面考虑。需要广泛听取生药学、药材学、药物化学、制剂学、植物分类学、药理毒理学，特别是临床等方面专家的意见，以及生产企业、流通领域、市场监管、药典委员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的意见。综合判断，合理解决。（本文只涉及学术问题，不涉及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