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指的这本经典旧书的书名叫作《在通产省与市场之间：日本的高技术产业政策》，作者是丹尼尔·冲本。本书的完整引文是：Daniel I. Okimoto,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本书出版于20年前，不算很旧，但更算不上新。20年前这本书出版的背景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日本，虽然还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其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多半是源于往日的惯性，而不是什么内生的或者外来的强力刺激与推动。而20年前，正是日本在世界经济地图上如日中天的时刻。欧美的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突然发现日本居然靠了一条跟他们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而且似乎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慢慢把欧美甩在后面了。当时，研究日本经济发展奇迹，尤其是拿日本的发展道路跟欧美比较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比如说，著名的科技政策专家，新熊彼特主义的掌门人，英国Sussex大学的弗里曼(Chris Freeman)教授，就曾下功夫研究了日本的技术政策，并写了一本书，叫做《技术政策与经济运行：日本的经验》(Technolog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由 Pinter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值得留下一笔的是，正是在这本书里面，弗里曼提出了日后被广泛研究，并被炒作得如火如荼的“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

 

冲本教授的《在通产省与市场之间：日本的高技术产业政策》一书，就是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下的一部代表作。而且，由于作者的日裔身份，这本书的观点比起一般欧美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不知道国内是否有中译本，我个人觉得，这本书还是颇为值得翻译的。

 

这本出版于20年前的书，或许更加契合于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从而借鉴意义更大。这是因为，一方面，从高技术进步的角度看，日本当年的发展，是一个后来者（latecomer）成功追赶的轨迹，这恰恰是中国目前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中国目前的高技术发展综合水平，跟世界领先者之间还有二十年以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从政府的功能角度看，日本走过的与欧美不同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于中国探索积极有效的产业发展政策，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本，如果考虑到中日之间文化上和地理位置上的相近之处，日本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应该更直接更有意义。

 

下面谈谈这本经典的旧书。

 

冲本教授的这本书，主要是分析了日本的通产省（MITI——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在制定和实施高技术发展的产业政策方面的作用，并且探讨了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能够更加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的主要原因。不同于其他研究者侧重于日本社会的某一方面的特征用来解释日本经验，冲本教授说：“日本独特的产业政策是一个复杂结构的产物，没有一个因素可以单独拿出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238页）

 

冲本教授认为，所谓产业政策，就是政府运用自身的权威和资源，采取措施，因应相应的部门和产业需要（必要时甚至可以是特定的企业的需求），用以提升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产业政策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合适的政策工具，用来帮助实现多种国家目标。政策工具不是在各个产业间通用的，因为特定产业具有其特殊的优选发展领域、需求和发展环境。

 

那么，实施产业政策，或者说政府对产业发展进行干预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西方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失灵，即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不能最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的情况。日本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但是，日本定义的市场失灵比起欧美国家来，更加宽泛。跟欧美比起来，在日本眼里，市场失灵的领域更多，这给日本政府更多地介入市场提供了方便之门。比如，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更多的是主动制定出来提升产业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而美国的产业政策则往往是被动因应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因此，日本政府把自己作为一个“方向盘”，用来引导市场发展方向，以满足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国家目标。冲本教书说：“要获得最佳的结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跟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第12页）

日本的经验是，在作为后发国家的追赶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历史上，日本政府就曾经驾驭、引领和利用市场。作为后发国家，日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工艺创新，以提高产品质量；二是发展大企业，以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此外，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社会上不断强化的危机意识，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企业的管理者相信，如果不能站在国际市场技术前沿的话，就要被市场淘汰。

 

冲本教授指出，MITI对市场的干预，是遵循产业的市场周期来进行的。具体地说就是，在产业萌芽期和衰退期进行干预，推动其成长，或者加速其衰落，而在上升期和成熟期则依靠市场来分配资源。MITI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是依据不同产业的特而有所区别的。具体来讲，MITI的政策措施有三类：技术驱动，市场拉动，和其它手段。技术驱动的措施主要包括国家R&D体系，国家研究计划，政府融资，研究补贴等。市场拉动的措施包括MITI的政府采购、MITI的政府不采购、间接需要刺激（如税收优惠）、出口优惠、国内市场保护等。其它手段则包括税收政策、反垄断法等等。

 

不过，冲本教授强调，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实施，并不是取决于那些政策工具，而是取决于其它的因素，特别是市场结构和政治制度结构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在日本政治经济当中普遍实施的基于一致同意的决策模式，详尽的信息搜集与分析能力，以及企业与政府密切联系的传统。MITI成功的其它重要因素包括其工作人员的高效率，其职责范围的综合性、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一致性等等。

 

冲本指出，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因素，是自民党的长期执政。相对稳定的政局使得自民党、利益集团、以及行政部门之间的利益交换模式长期固定。特别是，自民党内部并不是由一个利益集团来掌握的，而是有多个差距很大的利益集团通过讨价还价和平衡妥协来施政的。政策和政局的稳定性对于产业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MITI及其产业政策的成功还可以归因于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比如，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相对于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互信和互惠等等。

 

作为本文的结束，我想再次强调这本书对于中国现阶段产业政策制定所具有的重要参考意义。或许有人会提问说，这本书的内容毕竟已经有20岁的年龄了，而且，今天日本经济的停滞，是否也应该由当年MITI实施的政策分担一些责任呢？我对此没有研究，但是，一个事实是，如果你对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体制作一个比较的话，在应付危机方面，日本的体制远远不像韩国的那样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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