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眼里，图书馆工作是一个悠闲轻松的岗位，图书馆是一个相对舒适甚至有点慵懒的地方，但其实在图书馆界，却一直有一种焦虑感和危机感，这种感觉主要来自于对行业定位不确定的焦虑，对职业发展前景的担忧。在我那篇关于国家标准馆收费问题的博文后，孤魂评论说：“图书馆就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应该全部取消……如果把所有图书馆花掉的钱整合起来，用于支付电子数据下载，估计省下的是天文数字，这些可以用于古籍的保护”，先不管这个观点是否值得商榷，但这肯定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而与此可以印证的是，即便高校这样对文献需求特别大的地方，学校教师中多年没去图书馆的人已经非常多了。图书馆对此当然也是非常清楚的，恰好馆里在搞“拓展视野，服务发展”系列学术报告会，让我也去讲一次，便想好好理一理图书馆的这些危机感，即便出于“居安思危”的考虑，应该也是值得的。

    记得有一个业内的同行曾说过这样的话：图书馆这样的地方，你要把它搞得风生水起成为关注的焦点那是很难的，不过你要想让它一下子就垮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它总是那么不紧不慢的，即便苟延残喘也有许多年可以坚持呢。的确是这样，你要说图书馆面临着马上就要倒闭、被取代的局面，那是不至于的，但图书馆的地位却似乎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在数字化的大潮中更明显一些，而早期图书馆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情报机构的建立。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设立科技情报系统，那是学习苏联的机构设置而设的，全国建立了一批科技情报研究所，主要开展科技文献的报道、加工、检索等工作，与此对应的情报学也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情报所的建立对图书馆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最初的情报所也是主要进行文献的加工整理，其中一项最主要的工作是翻译国外的科技资料，按学科或专业编写报道性文摘期刊，当时国内许多检索期刊大多是情报机构编写出版的，其中所用的索引法、分类法等来自图书馆学，许多服务理念、方式也与图书馆类似，如果要说两者的差别的话，那就是图书馆把关注点对准的是一本图书、一种期刊、一种报纸等等，而情报研究所的关注点却是更具体的单元，如图书的章节、期刊的每篇论文、报纸的每篇报道等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图书馆如果把它揭示的对象再深入一步，是完全可以承担情报所的工作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许多图书馆也开始做“情报服务”的工作，图书情报一体化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所谓“图书情报一体化”指的是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的有机结合。具体而言，就是使图书馆传统的服务方式，与情报工作对接，使图书馆的文献管理功能与情报工作的情报检索功能相结合，兼取两者之长，建立既有较高的文献收集、加工、管理水平，又有现代化服务手段的图书情报服务系统。实现图书情报一体化的最终标志，是图书馆和情报机构行政领导体制的统一。当然，这件事情说得最热闹的是图书馆界，情报界则相对冷淡。图书馆界总觉得情报工作抢了图书馆业务中的一块，如果真的能实现“一体化”的话，无疑有悠久历史的图书馆就能把情报工作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

     不过，我们国家许多机构的设置，不仅因为其工作内容和分工，更重要的是看其所属领导，图书馆与情报所分属文化部和科技部，这就使得要实现“一体化”是有许多障碍的，到目前为止，真正做到的只有上海。1995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这是当年图情界的一件大事，曾被认为两个机构的合并开创了图情一体化的先例，可能成为今后这两个机构合并的样板。不过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大量发生，主要障碍应该还是机构所属的问题。上海的处理办法是，原来分属于文化厅和科技厅的两个单位，最后由市委宣传部领导。而这样的模式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复制，所以至今实现了图书、情报联合的机构，全国还是独此一家。

     从工作分工来来，后来图情两家反倒越来越界限不太分明了，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两者对于来自数据库商、搜索引擎、软件开发商的挑战上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一样的，这将会在后面的博文中谈到。比如情报机构原来的看家本事是编译出版科技文摘型刊物，但现在这样的检索体系基本已经被数据库取代了。其实，许多数据库都有图情机构的背景，如维普、万方，只是数据库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开始走商业化之路，与原来的情报机构脱钩了。

     从图书馆在面对情报所建立所感受到的压力和挑战看，我的感觉是图书馆界的焦虑感胜过了实际行动，比如我们很少看到有图书馆也抽出人力去进行科技资料的编译工作，尽管图书馆的确不缺资料不缺人才，反映出图书馆那种缺少行动力的特征。而实际上，如果图书馆真的把情报所干的活抢过来干了，或许有危机感和焦虑感的就应该是情报界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