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青年教师酒后一句：老子不玩了，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而我看到相关报道却心里升起一股悲哀之感。我发现，大多数人都为周鼎老师所吐槽的诸如“一个老师的职称只与他的科研成果有关”、“所有高校领导都在说，我们必须重视教学。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论文发表的数量”、“最牛逼的教师是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人，而不是拥有最多学生听众的人”、“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报账，报账，还是报账”这些话而感染，因为大家看到类似的现象太多了，而这样的现象不合理几乎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却仍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可是，周鼎老师酒后说的最后一句话却是：“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他早就该死了。”

          我相信，这不是周鼎老师酒后的醉话，而是十分清醒的话。果然在今天的后续报道“对话川大周鼎：只是退出公选课教学，去完成论文和科研”中，那门深受全校学生欢迎，选课人数差不多能把系统给搞崩溃掉的公选课他是决定放弃了，记者问，退出公选课后，有什么打算？他表示“必须去完成一些论文和科研工作”。虽然我们能从周鼎老老师的自白书以及与记者的对话中感受到他对讲课的热爱，对这门公选课的感情，但他不得不对不起那些喜欢听他课的学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妥协，他只不过把这些写出来了，而且因为被关注让许多人知道了，谁知在高校里，究竟多少老师早就已经做了妥协，今后无疑继续会有许多老师不得不妥协呢？从周鼎老师一句“他早就该死了”中，我们实际上还能听到那么一丝后悔，一丝懊恼，为他以前在公选课上投入了那么多精力。

        其实周鼎老师是明智的，因为不妥协而寄希望于什么绿色通道之类的，大多不靠谱，川大有专门为公选课教师开辟的“绿色通道”，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大多数学校其实只有冷冰冰的硬性指标。在这之前，我们早已经看到有清华大学方艳华老师的转岗去干行政，有湖南大学的杨飞老师转岗去图书馆，更早的有浙江大学朱淼华的下岗，大学里这样的事件太多太多了，多到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注意到今天的报道中周鼎老师有这样的一段表述：“其实，学校是一番好意，要给公选课老师一个新的晋升途径，打破以科研成果来定职称的模式。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了改革的热情，可在改革方法和真正落实改革的决心上拖泥带水，而且不尊重老师的个人感受，更像是施舍和发福利。” 说实在的，我很能理解周老师的这番话。对许多讲课好的老师来说，不是能不能搞科研，能不能写出文章的问题，而是究竟把主要精力放到什么地方的问题。我想周鼎老师是决心写几篇漂亮的论文或出几本书来证明自己并非不能搞研究了，而这么一个学理工科最后转学文科的老师，我完全相信，他真把精力放到搞研究写文章上来的话，是一定能拿出漂亮的成果的。

         都说上课是一门良心活，你可以花许多精力、看许多资料、做许多课堂和课后的设计、布置许多作业、一份一份认真批改作业，也可以随便对付对付，上课只念念PPT或课本，考试给学生放水以免给你个差评，这两者在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方面简直天差地别，但放到考评体系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要说人的精力、体力都是有限的，大多数人最后选择减少在教学上的投入，这是必然的。而我们的高校，把老师们都逼得只能在教学上偷工减料，不能不说这才是个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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