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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菊与刀

【 作 者 】（美）本尼迪克特

【 ISBN 】978-7-5193-0018-0

【 出版社 】群言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2

笔记

  文化分析的风险在于假定世界是过于静态且统一的。

  民族和文化会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她仍坚信某些模式和特征的“本性”不会跟着改变。

  虽然没有绝对道德的一神论宗教，但生活的一切——从伦理到人生理想——均由环境塑造。因此，一个好战的民族能够很平稳地转变为爱好和平的民族。

  刀与菊，两者都是日本这幅“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自尊自傲而又彬彬有礼；顽固而又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心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欢迎革新。

  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怡然自得。

  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量。

  必须把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暂且抛在一边，并且尽可能不要轻易得出结论：我们在某种情况下会怎样做，那么日本人也会这样做。

  达尔文说他为创立物种起源而研读书籍时，尤其重视那些无法理解的事物。

  如果只是直接从其所研究的文化对象中搜集资料并寻求解释，那么，人类学家所做的也不过就是那些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

  某个部落的正式习俗也许百分之九十与邻近部落相同，但却恰恰否定了核心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论其在整体中的比率是多么小，都可能使该民族的未来向独特的方向发展。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鲜明差异是最有益的。

  人类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能够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利用，而不是看作“负值”。

  在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观念是如何怪异，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历联系。

  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瓦解。

  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并未因此丧失其英国性。这正因为英国人一直是英国人，因而即使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标准和不同民族心态下，依然保持自我。

  只有人们坚定自身信仰，同时又具有宽容胸襟时，宗教的比较研究才能发展。

  如果人们还在战战兢兢地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的唯一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展开。

  观点根植于风俗习惯、对成功者的评论以及民族历史的神话、民族节日的辞令中。根据这些间接表现也可以对该民族的观念进行研究，但必须是系统研究。

  掌握了一些他们所使用的范畴和符号之后，西方人眼中许多日本人的行为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我逐渐理解，为什么对处于两个极端的行为，日本人却认为是完整一贯的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美国人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应付随时出现的挑战，并且随时准备应战。

  日本人则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的突发事件。

  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换另一条道路。

  尽管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人们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触，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差距。

  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要求在无数因素之间求取平衡，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有些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反而增强。

  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者承认对方有权干预自己的事，尽管他更愿意自己处理；受礼者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

  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子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部分。

  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的经验懂得，对一项决定最有力的支持就是整个家族确信此决定能够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恰巧处于家长地位的专制者随意强加的命令。

  日本的家长更像一位物质和精神财产的管理人，这些财产对全体成员都非常重要，因此要求每个成员把个人意志从属于它。

  在德川时代，两百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个人舞刀弄剑的机会非常有限。

  武士已不仅舞刀弄剑，他们日益成为藩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能乐、茶道等。所有文书均由他们处理，藩主的谋略也靠他们的巧妙手腕来实施。

  在日本，只要存在现存行为规范所不允许的行为，就有纠正这种行为的真正保证。人们非常相信这种规范，并且相信只要遵守就一定安全。

  一个人的勇气和完美表现在与这些规范保持一致，而不是反抗或修改这些规范。

  在规定范围内，它是一个可知的世界，因而在他们眼中也是一个可信赖的世界。日本各个阶层都受到某种保障。

  凡属有关等级特权，日本人都倾向于接受一切后果，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同意该项政策，而是由于他们在特权问题上不赞成逾越界限。

  明治维新以前，有一条人人熟知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

  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事故一般不大理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职责而出面帮助，会遭人怀疑是不是想获得些不义之财。

  人们在受恩时常怀矛盾情绪。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恩”所内含的巨大债感推动着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偿还恩情。

  受别人之惠，默不作声，就表明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

  无论夹杂多么错综复杂的感情，只要“恩人”实际上是“我的”等级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或者自己也能做到的事，或者是崇敬我的人，那就可以心安理得。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恩”就会成为难堪的苦痛。这种“恩债”，不论多么轻微也要感到难过，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日本人把恩分为不同类别，每一类都有不同规则：一种是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并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

  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亦即他们所说的“难报其于万一”。

  在日本，阶级差别本身并不会令人感到羞耻。真正的尊严在于各安其分，不卑不亢，自王子以至农夫，皆可以此自许。

  有关“义理”的上述含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高度地等同起来，对某人的行为或能力的任何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

  坚持自己一贯正确是保持自尊的前提；如果承认自己错误，就必须辞职或退休。

  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根深蒂固。因而不能当面过多地批评别人专业上的失误，这既是一般礼节，也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虽然他们强调有义务在受辱时要洗刷污名，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义务使他们在处理事情时尽可能不致感到受辱。

  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

  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在一定场合，从“对名声的义理”来说，自杀是最体面的办法。

  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妨碍人生重大事务。

  传统上，日本人严格区别饮酒和吃饭。一旦某人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不再喝酒。他已进入另一个“世界”，对这两个“世界”区别得很清楚。

  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应当“温和”的时候，也有应当“粗暴”的时候。并非注定一个灵魂要进地狱，另一个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

  日本小说和戏剧中很少见到“大团圆”的结局。美国的观众一般都渴望看到此类结局。他们希望剧中人以后永远幸福。他们想知道剧中人的美德会受到回报。

  日本的观众则含泪抽泣地看着命运如何使男主角走向悲剧的结局和美丽的女主角遭到杀害。

  剧中主角的苦难并不是由于神没有给予公正，而是表明：剧中人为履行义务忍受了一切，无论不幸、遗弃、疾病还是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

  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处处都在尽一切努力报恩，这就足够了。

  日本人对忠、孝、义理、仁、人之常情等有种种规定，这些规定就是他们的人生观。

  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义理”等等。

  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词语指责某人，而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准则。

  西方人倾向认为，反对陈规旧习，克服障碍去争取幸福，这是强者的标志。

  而日本人则认为，所谓强者，恰恰在于敢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去履行义务。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不是表现为反抗，而是表现为顺从。

  日本的道德体系仍然处于类似原子结构的多层次分散状态。

  道德的原则仍然是某一行为和另一行为相互保持平衡，各种行动本身都是善的。

  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一个人在公共场合犯错后，即使认错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但只要他的不良行为没有在公开场合暴露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神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为好运祈祷，而不必为赎罪祈祷。

  日本人的特殊问题在于，他们是靠这样一种微妙的安全感长大的，即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人承认。

  日本人的共同特点是以操行毫无缺陷而自傲，我这种自傲却严重受伤。我不知道在这里该怎么做，周围的环境似乎在嘲笑我以往的训练。我为此而恼恨。——《我的狭岛祖国》 三岛

  美国人认为，一个人若在自己生活中找到了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必要时，就会锻炼自己以求达到自己选择的目标。是否进行锻炼取决于他的理想、良心或“职业本能”。

  日本人自我修养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则在能力之外，还要求更多。第二类，我称之为“圆熟”。

  精神驾驭术，即认为意志应当驾驭那几乎可以经受一切训练的肉体。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不顾健康是否允许。

  日语中有一系列词汇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者的精神境界。

  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某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纤发悉除”的体验。

  意志与行动之间的障碍。日本人称作“观我”“妨我”。

  经过特别训练消除了这种障碍之后，“圆熟”者就不会有“我正在做什么”的意识，好像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不需用力。这种境界就是“一心”，亦即行为与行为者内心所描写的形象完全一致。

  无论是大家族还是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中，当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非难和攻击时，该集团一般均一致起而袒护。

  在日本情况则似乎刚好相反。某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指望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反对或批评，本集团也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撤销或直到撤销这一批评。

  由于这种机制，‘外部世界’对日本人获取组织认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社会不能相比的。——杰佛里·戈勒

   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感情冲动仍可得到满足。

  日本人一向以陶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诸如观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在室内悬挂虫笼子以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茶等等。这些绝不像一个充满矛盾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

  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他们会考虑事情及其周详，为自己的门庭、家乡和国家增光。

  如此产生的紧张感表现为一种巨大力量，使日本成为强国。但对于个人，这种紧张感则成了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