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采访

邓蜀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1月27日发布

[按:本文原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73-74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PDF版共3页。]

上海思南路(过去叫马思南路)有座不起眼却大大有名的小洋楼,解放前人们习称之为“周公馆”，它就是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有人说,因为在当时户籍登记册上的户主是周恩来，所以就叫它“周公馆”。这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统战工作的中心，数以百计的上海各界代表人物都曾经在这里会见过周恩来、董必武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办事处的负责人，也是中共驻上海新闻发言人陈家康（解放后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他的助手王凝(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负责人)，还有常驻在办事处内的新华日报记者韦明（解放后曾担任北京市委文化部副部长）等。

我在1946-1947年在上海新民报从事政治新闻采访工作时,是“周公馆”的常客,因为此处是我的主要新闻来源之一。1946年夏，国共和谈紧张阶段，我几乎天天都去。时间长了,彼此成了朋友，我还曾应陈家康的邀请带我的女友、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秦文(当时在新民报当校对)去做客。关系比较熟悉了，彼此也就不单纯是工作上的交往了，这也是我在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查封中共上海办事处的前一天,我得到消息立即电话通知了陈家康的一个原因。当时南京、上海两地新民报之间每天中午十二时定时通长途电话，相互传送最新消息,南京方面通话人是钱家瑞(辛波)，上海方面是我。钱得到国民党决定查封南京、上海中共办事处的消息后,在当日传送新闻时告知了我，我立即电话告知了陈家康,当时中共南京、上海之间的长途电讯想已被切断了,所以陈家康在接到我的电话时,一再问:“可靠吗？从哪里知道的？”解放后，1950年一次,我在新华社总社大礼堂门口见到韦明时他提起这件事，对我说:“你告诉我们的消息,对我们很有帮助。”这件事我过去从不向人提及。

办事处查封后的第二天，我去办事处采访。大门紧闭,敲门不开，许久之后,一个国民党军官开门问道：“干什么的?什么事？”我据实以告，他不让我进去，还问我:“你这个时候还来采访共产党?”我说:“记者采访新闻,不管是什么人,孙科、吴铁成这些国民党要人我也采访过。”争执间，陈家康在大门内推开小楼客厅窗户大声叫喊：“你们没有权利剥夺我接见记者的自由！”在陈的抗议下,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出来把我引进我熟悉的二楼会客室。陈家康和我面对面坐在小会议桌两边，国民党军官站在一边，他问我要名片,我坦然地给了他后也向他索取,他说没有带，“贵姓?”我紧接着问他，他说：“我姓薛”。我与陈的冷静态度使他的紧张神情缓和了些，在稍远处坐了下来。陈家康对我说:“你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场面下来采访我吧？”我笑笑说:“这也难得，你们要走了吧？”“还没有得到指示,我们党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最后他对我说:“我们还会见面的。”国民党上校不时看他的手表。短时的采访在经历约15分钟互道珍重后结束了，陈送我下台阶，上校尾随其后。这是我对“周公馆”的最后一次采访。

50多年前的往事，简略记下，也许可以说明上海新民报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多方面接触的一个小小侧面吧。

1999年8月25日于北京

（原载《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