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报》与“周公馆”

邓蜀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1月27日发布

 [按:本文原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70-72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PDF版共3页。]

1946年春,我从重庆新民报调到上海新民报晚刊担任记者,让我采访政治方面的消息。

当时正是国民党以和谈掩盖大举进攻解放区的重要阶段。政治斗争的主战场在南京，上海则是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斗争的主题是:共产党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与国民党阴谋发动全面内战，力图消灭共产党。当时在(马)思南路的中国共产党驻上海办事处，就是在我国这个第一大城市团结民主力量,教育和鼓舞广大群众起来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指导核心。这幢以“周公馆”闻名的半西式小楼房，是当时在上海的倾向进步人士倍感亲切,心向往之的地方,也是当时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记者们常去之地。在这里多次参加过周恩来副主席的记者招待会，为朱总司令祝贺过六十大寿，在外面的小庭园内进行小型欢快的游园活动……

我作为新民报晚刊记者与“周公馆”的关系开始于1946年4月份与上海中共发言人陈家康的一次约见。我在重庆时没有见过他,但曾与他的夫人徐克立在重庆是一起跑过消息。在与陈见面后,我在“周公馆”见到了好几位朋友：韦明、汪琦、王凝（陈家康的副手，西南联大毕业,1944年与我在印缅战区一同当过翻译，1946年与他在“周公馆”重逢时,着实使我大吃一惊，我问:“你怎么在这里？他笑着说:“老朋友又见面了,以后多联系。”“文革”中他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任内遭迫害去世）。这些关系当然给了我一些方便，因为这些朋友对我是有所了解的。但使我能顺利展开采访工作的主要是因为我是代表新民报，而在重庆时期，新民报是享有倾向进步名声的有影响的民营报纸。上海新民报晚刊是以中间偏左的民营报纸的面貌经营的。“周公馆”里的朋友们巧妙地、有分寸地通过这个报纸对它的读者进行宣传工作。当时的宣传重点就是揭露国民党当局扩大向解放区的进攻,一心要消灭共产党，毫无和平诚意。这类消息要通过新民报晚刊直统统地刊登出来当然是极困难的。他们充分考虑到新民报晚刊的地位，不让报纸为难，希望在新民晚刊上刊登的消息都是经过选择的,这方面，陈家康表现出他的灵活机智，许多当时刊登在新民报晚刊上的消息是经过斟酌再通过我的手发表出来的。有些不能直接发表的消息,就以讲述背景材料的形式,建议我用不同形式发表。当时新民报晚刊上刊出的“内幕新闻”，许多就是根据从“周公馆”的朋友们那里得到的材料撰写的。

在交往中，当然也谈到新民报从领导人到一般工作人员的情况，他们很体谅新民报的处境，从不作苛求，有时对一些消息,有不同看法，就善意提出来。最使我受益的是陈家康同志对时局的分析,他用他那特有的平稳、从容,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使我感到像是听一位教授讲课。讲完后,他总是带上一句：“回去给赵超构先生说说。”当然，我经常把我听到的重要情况向超构转述。日子长了，“周公馆”的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当然也就更深一层，有时就委托我做一些联系工作。我记得，在1946年夏，陈家康让我与超构约一个与潘梓年同志见面的时间,一天报纸出版后的下午潘来到了圆明园路50号超构的小房间会面。陈还通过我约请超构与范长江同志见过面。

1947年3月，国民党当局悍然查封南京、上海等地的中共办事处。大约是在3月2日(时间记不准了)，就是上海国民党当局决定采取查封行动的前一天,我从南京新民报打来的每日新闻电话中获悉，国民党当局即将采取这一行动,立即打电话与陈家康联系告以此事，接电话的是韦明同志,他听到后立即让陈家康来接电话,他问我消息来源,我说是南京新民报打来电话中谈起的，说了两句话,他就挂断电话。第二天与“周公馆”的电话联系就断了。1950年我在北京国会街新华社见到韦明同志,他说:你1947年打的那个电话帮了我们大忙，让我们争取到了宝贵时间。他又问我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我说是南京新民报的记者钱家瑞给上海新民报通话时告诉我的。为这件事,我在几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审查:你怎么会知道这种机密情报?是什么动机让你给陈家康打电话?“文革”中,陈家康、王凝都是红卫兵冲击对象，我一再在外调中为此事受到反复盘诘。

中共办事处撤离上海前夕，“周公馆”已经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封锁，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我在他们预定撤离的前两天,去“周公馆”与陈家康等告别。到了我熟悉的大门前,铁门紧闭，按铃、呼叫良久,一个穿军服的人打开小门窗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是新民报晚刊记者来采访消息。他说不会客,快走。这时,我听见陈家康在屋内大声抗议：“你们不能剥夺我会见记者的权利！我要会见记者!”相持约十分钟，门里的一个国民党军官让门口的警卫打开铁门让我进去，索要了我的名片。我进到那间在楼梯左边的客厅，在场的除陈家康外,还有一名配带上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官。我向陈表示,感谢他在过去的采访工作中给我的帮助，希望以后时局会好起来，能够有机会再见面。陈说:我们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希望你们新民报越办越好。在这种场合，当然不可能深谈。起身时,陈握着我的手说:“向新民报的朋友们问好,再见！”第三天,“周公馆”人去楼空,但它成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一座纪念碑。

（原载《新民业务》1993年第一期第135~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