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为何迄今侨乡没有发现19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华工文书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11月13日发布

迄今在五邑侨乡尚未发现19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华工自美国寄回或带回的文书。我国研究五邑侨乡文书著名专家刘进教授在提交中华美国学会2017年年会暨“中美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从美国华工谈起”学术研讨会五邑大学会议的论文《追寻沉默的北美铁路华工—以晚清民国初期五邑侨乡文书为中心》中再次宣布了这一现状，并且用很大篇幅分析说明为何尚未发现19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华工自美国寄回或带回的文书。鉴于刘进教授尚未正式公布自己的分析论述，这里不便引述。不过，他着重强调的是“并不意味着铁路华工与侨乡的互动关系这一课题无法入手。”从民间征集到大量的 20 世纪前后的华侨文献，在民间仍有大量的相关文献，成为研究铁路华工的重要史料。他认为以晚清至民国初期的侨乡文书为主要文献依据，探究铁路华工与侨乡的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放松对于发现19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华工的侨乡文书的希望和努力。

有趣的是张国雄教授在大会的主旨发言和刘进教授的论文，均具体谈到迄今在五邑侨乡已经发现的咸丰三年（1853）、咸丰六年（1856）、同治元年（1862）三份借款赴美的契约，其中1856和1862年两份文书在笔者和李炬所著的《沉默道钉的足迹》(2015年中国铁道出版社)中已经提到（见第21页），1853年文书尚待张国雄、刘进教授在他们正式发表论文时公布内容细节。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既然能够在国内保存并发现19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正式开建太平洋铁路之前）的五邑村民文书，我们没有理由完全排除在这以后国内保留建设太平洋铁路时期铁路华工寄回或者带回文书的可能性。

  这些民间文书的收藏来源是需要厘清的，这里特别要注意到来源的覆盖程度，是否有没有包含的领域。如果我们留意网上正在拍卖民间收藏的咸丰三年（1853）田产分家单、咸丰三年六月十二过继儿子的契约、清朝咸丰3年（公元1853年）《地契》（规格1200px×1200px/材质薄棉白纸/历经160余年珍藏品好如新）、清朝咸丰3年银票执照并盖有朱印等拍件，这些拍件虽然并非五邑地区的，但是既然有这类拍卖活动，就为我们不能排除侨乡存在文书可能性提供了佐证。也就是说尚未发现，不等于根本不存在。

  刘进先生在他的《台山银信》（中国第一侨乡历史文化集第三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中谈到“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美洲的旧金山、檀香山等地聚集的华侨渐多，一些华侨设立的专门经营中外贸易的商号，顺应华侨递送银信回家的需要开始兼营银信业务。当时在旧金山等地已有各种宗亲会、同乡会，还有最大的华人社团‘六家会馆’，这些华侨社团专门办理招募华工、华侨登记、仲裁纠纷，以及代华侨寄递信件转送款项等事宜。各家会馆与美国各大轮船公司及广东省各口岸及本邑皆有联络，他们时常派人带送银信回国。”（第52页，并见刘进著《五邑银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49页）

 我们也要注意到侨乡文书不仅存在广东五邑地区，在福建侨乡同样存在大批侨乡文书，尽管福建并非美加铁路华工的主要来源地，我们需要“一个不能掉”地排查这一期间的侨乡文书的情况，从中寻找蛛丝马迹。在刘进主编《比较、借鉴与前瞻：国际移民书信研究》中收录了福建档案馆林真、丁丽兴的文章《世界记忆视野中福建侨批的价值研究》，该文提到“据史料记载，侨批最迟出现于19世纪中期（清道光年间）”（2页，原文如此）刘进主编的该书还收录了张国雄教授的文章《侨批档案：近代中国国际移民的集体记忆》，文中谈到：“广东华侨大规模进入美国、加拿大是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而侨批形成规模大致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清朝同治年间。”“同治以来，出洋日多，获赀而回”“在北美洲的侨批寄出地，最早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三藩市形成规模，这从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收藏的3万多件银信的寄出地可以看到这个现象。”（第35页）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不能排除美侨回国后再出国时是带着书信出国的，而最后留在了美国及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以还需要从美国等地的铁路华工后裔保留先人的遗存来查找。只要铁路华工在海外的后裔不忘祖先遗存，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寻找美国铁路华工文书困难重重，不会绝望，还有希望。建议文物保护部门将当年铁路华工文书正式列为历史文化文物清单加以保护。民间收藏也是一种保护，如果是废纸一张，民间不可能收藏保存，或为家传遗物珍藏，或为投资增值，如果捐献给国家文物部门将更加有利于保护，也会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激励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