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冯其庸先生兼及红学二三事

推荐沈治钧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8月12日发布

(按：北京语言大学沈治钧教授的追思文章《悼念冯其庸先生兼及红学二三事》载《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4期第85-95页。感谢学刊责任编辑惠寄并授权在我的博客上发布。)

丙申岁末，丁酉春节前夕，我在曼谷寓所获悉，公元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２日中午时分，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先生与世长辞，享寿９３周岁。我极悲恸。农历正月初九日（阳历２月５日），北京八宝山公墓殡仪馆隆重举行冯老遗体告别仪式。因无法及时赶回国内，乃赋《暹罗春日挽宽堂冯先生》，以寄哀思。

京华归梦最凄迷，瓜饭楼南雀乱啼。

辽海鲸音凝旧典，金陵王气换新题。

神游千载魂未远，足踏万山云自低。

探得取经碧霄路，佛陀拜罢过芹溪。

诗陋劣，词不达意，惟情感是真切的。本打算再诌两首，但心乱如麻，终未卒篇。岂敢谬托海外知音？只求默默为老前辈送行。

后来将这首挽诗寄给《光明日报》一个栏目，希望能在清明时节刊出，权充一瓣心香。主持该栏目的朋友回函答复，挽歌不赖，可惜属于文艺作品，不是学术文章，碍难安排版面。区区无可奈何，一时心灰意冷，懒得再投给别的报纸；两家媒体约过稿，也没给他们。悼念冯老，我不想降低规格，宁肯一声不吭。尝兀坐湄南河畔，思及辛弃疾吊朱熹，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卷四○一）又《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稼轩长短句》卷七）略一品味，不觉泫然。逮至４月中旬，何卫国兄来信，说《红楼梦学刊》拟组织一期“冯其庸先生纪念专辑”，内容“以学术为主，以交往为辅”，问能否撰稿。我欣然从命，今趁机将挽诗作为私货夹带进来，盼编者和读者鉴谅。

说来惭愧，作为一介晚生，我跟冯老无多交往。１９９５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是我初次参加正式的红学会议，对冯老惟仰慕而已。２００４年秋，扬州国际红学研讨会，我提交《曹雪芹年寿辨》，谈“四十年华付杳冥”“四十萧然太瘦生”及“年未五旬而卒”，引起冯老注意。会议期间，有一天临近中午，众人在饭店大厅里围着一张桌子聚谈，话题随意。冯老向大家发问，哪位是沈治钧？我忙起身示意。我和冯老这才算彼此相识。此前只是我单方面认识冯老。张庆善先生误以为冯老早已认得我，故屡屡就此事打趣。嗣后我还写过《挽诗中说年寿可以举成数———向蔡义江先生请教曹雪芹享年》及《曹雪芹卒年辨》，冯老在《初读〈四松堂集〉付刻底本———重论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中表示赞同拙说，“四十年华”应属举成数。小文《怡亲王弘晓与〈红楼梦〉》也获得过冯老的私下首肯。此由庆善先生闲谈时告知。冯老一般不会当面夸奖人，至少我无此殊荣。很幸运，冯老也没批评过我。双方邂逅，场合几乎全是学术会议，关系淡淡如水。

记得只去过通州张家湾瓜饭楼一回，搭了庆善先生的便车，时间是２０１１年秋；为一桩私事，后来不了了之，也便没有再去打扰。２０１３年冬廊坊会议纪念曹雪芹逝世２５０周年，人群中匆匆一晤，仅握手寒暄三两句罢了。翌岁我来曼谷工作，双方再未觌面，也没打电话。彼此过从萧疏，主要由于我不善交际，不懂礼貌，习惯把敬重撂在心里，一旦付诸行动或形诸笔墨便觉得别扭。

去年暑假回京，原拟趋前拜谒的，但听庆善说冯老最近状态欠佳，便打消了念头，心想明年再去不迟。冯老衰倦，动辄住院，过些日子又平安无事。大家侥幸成麻痹，我也没有太在意。现冯老溘然长逝，我极后悔，自责不已。去年暑假想见冯老，是有问题需要当面请教。２０１１年春，朱新华发表《关于曹芹溪的一则史料》，世人方知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著录《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上有“曹君芹溪携来李奉常仿云林画六幅”云云，李世倬（谷斋）和陈浩（紫澜）之外另有陈本敬（仲思）和钱维城（稼轩）。同年秋，小文《读陈浩〈生香书屋诗集〉书后》刊出，确定陈浩与二敦有位共同的朋友周立崖，双方交游圈部分重叠，“曹君芹溪”很可能就是曹雪芹。冯老读过此篇小东西。那年我访瓜饭楼，冯老说这事值得深究下去，曹雪芹的材料还有可能出现。话题一带而过，未及畅谈。

由于《自怡悦斋书画录》，２０１３年秋季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为《种芹人曹霑画册》，我参加过讨论。搜集资料时发现，１９８８年冬《贵州文史丛刊》所载《〈种芹人曹霑画册〉真伪初辨》作者赵竹是该刊主编赵荣（１９３５—２０１３）之子。当时赵竹还年轻（２４岁），此文的主体执笔人应系其父赵荣（５３岁）。孰料，冯老与赵荣竟有交集。证据是，赵荣的专著《一个特殊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由冯老题签。扉页署“冯其庸题”，下钤白文“冯其庸”及朱文“宽堂”印。封面用字相同，横排，蓝底白字。

图１　赵荣专著封面局部

图２　赵荣专著扉页冯其庸题签局部

图３　赵荣专著扉页冯其庸题签局部对比

贵阳曾于１９８５年秋举办过第五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冯老与赵荣确有机缘相识。我暗想，最迟到１９８６年春冯老与赵荣已开始交往，两年后赵竹披露《种芹人曹霑画册》，这其中或有内在联系。冯赵具体如何相识的？冯老是否认得陈恒安？是否早已目验过《种芹人曹霑画册》？彼时作何断语？还有哪些专家鉴定过此画册？如何议论的？目前冯老怎样看待它？  

对于画册的来源与鉴定，去年暑假所知甚寡，连赵荣和赵竹属父子关系（一度估计赵竹为笔名）还是宋庆中兄研究出来告诉我的。冯老的证辞一定会给相关探索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我准备让冯老谈谈赵荣、赵竹父子及《种芹人曹霑画册》鉴定往事，最好能促请老人家亲笔著文。德高望重的一位学界耆宿，事关原始文献材料真赝，亲笔著文才具说服力。

先前《红楼梦学刊》从未发表过有关《种芹人曹霑画册》的文章及消息。由此推测，即使冯老早已目验过此画册，当初的鉴定意见恐怕也是负面的。但这不要紧。谁也不是神仙，１９８６年哪会料到昌平陈本敬（１７２９—１７７８）可能是曹雪芹的朋友？哪会料到“曹君芹溪”与陈本敬会联袂出现在《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上？１９８６年春冯老（６２岁）与赵荣（５１岁）已相识，那么赵荣八成会就《种芹人=曹霑画册》向冯老讨教。双方通信应是必然的，说不定赵荣还给《红楼梦学刊》投过稿。

此事关涉《种芹人曹霑画册》的来历、购买、入藏、鉴定、公布、议论等早期事项，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赵荣２０１３年夏已作古，只有当面询问冯老方能搞清楚。今冯老逝世，个中秘密被永远带走了，真是万分遗憾。

冯老讳迟，以字行，号宽堂，晚署乐翁、古梅老人。《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此语另见邢昺《论语注疏》卷一八。冯老的名与字或用该典。别号宽堂，不明出处，仅知迟有宽缓义。张揖《广雅》：“迟，缓也。”杨冠卿《病后暑退》：“宽作迟留计，难期岁月功。”（《客亭类稿》卷一三）或用宽敞、宽心、宽弘义。岑参《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岑嘉州集》卷一）韩偓《幽窗》：“无凭谙鹊语，犹得暂心宽。”（《香奁集》卷一）于武陵《与僧话旧》：“草堂前有山，一见一相宽。”（《全唐诗》卷五九五）关于冯老的名讳、表字、别号、闲章……原拟面谈赵荣、赵竹父子的时候趁便一并求教的，今已永不可能。思之怃然。

冯老带走的秘密岂止一宗两宗。另有一事相当费解，关乎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手抄本真赝。冯老辞世前六天（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天津日报》第１２版《满庭芳》栏目推出《冯其庸鉴定“庚寅本”》，称冯老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１日目验过本子原件，鉴定它是真的，说：“这个钞本纸张是乾隆年代的，从字体风格和吃墨程度看，只能比光绪更早。具体断代的时间还可以再研究，但抄写时间不可能晚到上世纪５０年代或新世纪。”结论为：“当代人绝对抄写不出这种风格的本子。”之前听说过类似传闻，尽管话还没有这么“绝对”，我也是不信的。此因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４日王藏本公开亮相，我一周之内写成《真假红学卮谈》以偿文债，同年冬发表，及时指出此本非常蹊跷，极有可能是伪造出来的，学界理当谨慎存疑；２０１４年夏拙文《真假红学续谈》发表，及时确定王藏本不折不扣是个假货，即现代人氏蓄意炮制的腌臜物。此种情况，冯老起码应有所耳闻，怎么可能于２０１４年秋轻易断言王藏本“绝对”不伪？还“纸张是乾隆年代的”，抄成“只能比光绪更早”，如此“绝对”，半条后路不留，非冯老的惯常口吻，针对沈某也不必动肝火。此实匪夷所思。

或许有人会讲，你算哪根葱？你认为假的，冯老就一定要随声附和说不真吗？反问句理直气壮，却难逃狡辩之诮。２０１４年秋季之后，拙文《再谈甲戌本附条》《真假红学三谈》《乙未说及其他———纪念曹雪芹诞辰三百周年》《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辨伪》《“曹雪芹佚诗”案新场观感》《由缩微胶卷看甲戌本附条》（截止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５日）陆续发表，纵使冯老先前判断王藏本不伪，后来也当重新思索过，因拙文摆出的证据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多层的、多面的；拙文得出的结论不是含糊模棱的，而是凿实明确的，即王藏本伪造于２０１０年前后，肯定不真，１００％不真。在这种情形之下，倘冯老仍断王藏本“绝对”不伪，就该亲自著文阐明根由；即使不便动笔，也当口述卓见，署名交报刊登载出来。

缘此，当《天津日报》推出《冯其庸鉴定“庚寅本”》时，我感到十分纳闷；六天后，噩耗传来，愕窒不已。随后慢慢静下心，联想起《天津日报》上那篇宏文，不禁要问：它能够反映冯老最终的本心本意吗？《天津日报》在老人弥留之际发表此文，得到过谁的授权或授意？稿子让冯老审阅过吗一个冗滞的红学争端，事关原始文献材料真赝，业已闹得满城风雨，却采取此等稀奇古怪的方式表态，显然乖违冯老的一贯作风。我虽愚钝，却也晓得，冯老治学一向严肃、严谨、严格，从不苟且，对制假贩假行径尤其深恶痛绝。现质疑《冯其庸鉴定“庚寅本”》，只缘它的刊出时机与表达策略过于反常，完全不可思议。

当然，暂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即冯老多病体弱，精力不济，暮龄（特别是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１日前后）不再密切关注红学新动向，业已处于彻彻底底的闭明塞聪状态，连红学老友之间的电话闲聊也一概杜绝净尽，仅仅局限于偶尔听取来访者的选择性汇报，以致判断失误，固执己见，知错不改，甚或颟顸昏聩，错而不察，直至驾鹤西归。商务印书馆新出的《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我还没能拜读到，不晓得其中是否谈过王藏本。究竟怎么回事，或许又是一宗秘密。我没听说冯老做过植物人，只晓得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７日还能接待前往瓜饭楼探视的红学老友，头脑清醒，口齿无碍，但我对冯老临终时的详情一无所知。俟考。

是不是冯老和我观点歧迷，我才格外心存芥蒂？非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和冯老见解参差，旁人留意不到，我自己一清二楚。举凡甲戌本凡例、“曹雪芹书箱”、后四十回作者、甲午红学风暴、“曹雪芹墓石”、卞亦文藏本……我还都有些小保留，从未隐瞒。冯老是否洞悉，我没问过。学界中人同里有异，异里有同，或求同存异，或立异破同，于是同而又异，异而又同，反复折腾，无尽无穷。此属常态，历来如此，乌足为奇？我关心的并非冯老与我同不同，而是冯老到底是个啥看法，例如怎样估量王藏本。表达可自由，真相才神圣。任何人（包括冯老）的看法都是次要的，至高无上的关键在于王藏本的事实真相。通过什么去了解事实真相？证据、逻辑、情理……特别是证据，实实在在的证据。聚焦本子来历此一致命点，从证人证言的学术效力上看，作为“江泽小柜”传奇疑似话语源头的江泽之子（王超称“赵十月”）比冯老强劲Ｎ倍。偌大一个天津，该市还有红学会，竞相引述“江泽小柜”传奇，却无一人（含王超）去当面问问江公子，噫吁哉。

假设冯老迟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确乎判定王藏本“绝对”不伪，则鄙人不得不说，冯老错矣。然而，冯老去世前六天的心事细故，谁能讲得明明白白？症结就在这里。据称冯老鉴定王藏本的时间是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１日，即去世之前的两年零三个月，为何那时候不从速推出《冯其庸鉴定“庚寅本”》？总该给冯老留出一点回应的时间。总该给王藏本辨伪方（笔者孤军）剩馀一个向冯老求证的机会。我不认为此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也不晓得冯老哪天走，只想指出《天津日报》的这种处置方式委实欠妥，客观上所造成的红学困局（死无对证）超级被动，超级尴尬。简言之，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１日（鉴定原件）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发表文章），这是甲与乙两个日子，甲乙间隔两年多，竟跨四个年头，冯老对王藏本的看法很有可能起变化。对此，《天津日报》设法确认过吗？作者文责自负，劳驾予以说明。

退一万步，冯老最终对王藏本的的确确就是那种“绝对”看法，的的确确就是错了，又怎么说？我的回答是：（１）理论上讲，此本真伪及孰正孰误还可商兑；（２）冯老错了，不代表我们就该错，就错得有理，尤其不意味着错的就可以变成对的，黑的就可以变成白的，假的就可以变成真的；（３）王藏本证真方及天津市红学会理应负起红学责任，去向身边的江泽之子当面求证，而不是南辕北辙，舍近求远，舍本逐末，特意去惊动冯老，实际效果等于牵累冯老；（４）借重学界名家，此可理解，但在涉及原始文献材料真赝的时候理宜慎之又慎，吴世昌在“曹雪芹佚诗”案中擅自借重俞平伯、顾颉刚就是个著名的教训，惨痛的教训，深刻的教训；（５）倘若无法确证冯老所据资讯足够充分，足够完整，那么冯老的此项鉴定意见便应视为无效；（６）我们都长着脑子，都会分析各项证据，不能事事处处全仰仗一位耄耋翁替我们拿主意；（７）今冯老已逝，包括鄙人在内的论辩双方都不要再把老人家绑到战车上；（８）我将继续坚持自认为正确无误的学术观点，即判定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手抄本为彻头彻尾的文献赝鼎，蓄意伪造于２０１０年前后，造假之书粗糙，造假之事秽恶，造假之人奸险，除非证真方举出确凿的系列反证，包括向江泽之子当面稽查过本子来历；（９）一篇《冯其庸鉴定“庚寅本”》改变不了我对冯老的整体观感与基本认识。  

就最后两点作些解释。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此系名言，尽人皆知。我们尊重前辈，不是说在每个具体观点上都要努力看齐，亦步亦趋，一唱一和，乃至吹喇叭、抬轿子，而是要准确领悟前辈的治学原则与处世精神。浅见以为，冯老的治学原则，核心为实事求是；冯老的处世精神，筋髓为独立思考。一言以蔽之，追求真理，敬畏学问。《曹雪芹家世新考》就是实事求是的自然结晶，《论庚辰本》（收入《石头记脂本研究》）就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瓜饭楼丛稿》煌煌卅三卷就是追求真理的纪念碑与敬畏学问的墓志铭。赞曰：“挥毫千古事，闻道一生心。也是天上曲，为传弦外音。”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４月版《论庚辰本》一举否定了吴世昌的相关阐述，其中有个精彩论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第９１页）此语写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前一年，问世比《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一个月，洵可谓开风气之先，复乾嘉之古，创时代之新。

毋庸讳言，窃以为冯老也有若干失误。只要失误属于枝节而非全局，出于无心而非故意，便皆可恕宥。在社会发展史上，失误是难以避免的弯路；在红学发展史上，失误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古今中外，没有失误的学人尚未诞生过。学人是人，不是神，更不是机器。唯其失误，一位学人才血肉丰盈，才是活生生的人。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任何领域，所谓完美无瑕的人其实都不是人，而是神，或是机器。冯老不是机器，不是神，而是人，一位可亲的老师，可敬的长者，可信的朋友，可爱的酒徒，以及某些人眼中可憎可怕的红学沙皇。总而言之，一位正人君子，当代真儒，浑身浩然之气，从不逢迎谄媚以攀援通天路，从不落井下石以躲避冲击波，从不传谣构陷以泼洒醋葫芦，从不恶语相向以发泄睚眦愤，从不拉帮结派以巩固存在感，从不抑人扬己以抢夺金交椅，从不弄虚作假以维持知名度，从不胡言乱语以提升影响力，从不粗制滥造以牟取阿堵物，从不自我吹嘘以满足虚荣心。桃李不言，蹊径出山；日月不居，江河入海。冯老必将与红学共存，与中华文化共存，与人类文明共存。恰如陈寅恪所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

红学史上，群星璀璨。《录鬼簿》以殁辰为倒序，现代红学之部登记有冯其庸、林冠夫、陈毓罴、周策纵、周绍良、启功、王利器、宋淇、吴组缃、俞平伯、李辰冬、吴宓、李宗侗、胡适、王瀣、蔡元培、鲁迅、王国维……冯老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之一，熠熠灼灼，光彩夺目。单就“新红学”而言，冯老无疑是继胡适、俞平伯之后最重要的红学家。换言之，胡适、俞平伯、冯其庸同为最重要的考据派红学权威，三家一脉，足可媲美，泉下会合，相视粲然无愧色。说最重要，乃因胡俞冯三家成果最丰富，建树最辉煌，影响最积极、最巨大、最广泛，势必也最持久、最精微、最深邈。尽管未见得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但总体上，冯老的红学遗产与红学之外的文学遗产、史学遗产以及诗歌、书画、摄影遗产俱为文化瑰宝，必将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悼念冯老，痛感损失庞洪，无可估量，其故在兹。

冯老，请安息。

天堂里也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

附言：冯老为赵荣专著题签，图片由杨眉同学于去年６月中旬提供，谨志谢悃。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９日于曼谷旅次

（本文作者：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邮编：１０００８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