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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治学为报国

已有 2433 次阅读 2017-8-12 07:20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研究（2017--）|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毕生治学为报国

毕生治学为报国

推荐叶君远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8月12日发布

（冯其庸先先生弟子叶君远先生《毕生治学为报国》长文载《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4期第96-114页。感谢学刊责编惠寄并授权在我的博客上发布。2017年2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行追思冯其庸先生会议，他在会上发言。在我的这篇博客中附有他在会上发言的照片。）

一

冯其庸先生有许多称谓：红学家、文学史家、戏剧评论家、诗人、书画家、文化学者等等，但人们最熟知的是红学家这一称谓。先生在红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确最为丰硕，晚年结集而成的３３卷《瓜饭楼丛稿》有三分之二都与红学相关。不过先生的红学研究实际上开始得很晚。笔者曾经听先生说过，早年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读书时，范光铸先生见他酷爱诗词，劝他去读《红楼梦》，说“《红楼梦》尽是讲写诗的”，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此书，遂借来一阅，本以为是教人如何作诗的，但不是，所以读了一部分就不感兴趣了。当时受《三国演义》《水浒传》影响，对那些琐琐细细、儿女情长的情节一点也提不起兴致。先生说自己当时实际上是读不懂，所以没读完。后来在无锡国专读书，刘诗荪先生讲《红楼梦》课，他只听了开头几节，就不听了，因为那时他正着迷于词学。但由此知道“红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他第一次通读《红楼梦》是在１９５４年，他已经３０岁，刚刚从无锡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到北京不久就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件大事，即批判胡适、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中，他认真阅读了此书，但当时他觉得自己功力不够，对那场运动也不能完全理解，就没有写文章。此后十几年间，他因为讲授文学史，反复细读这部小说，对这部伟大著作越来越感到亲切，用他的话说是“与曹雪芹快要成为朋友了”。待到“文革”爆发，他遭受批斗、抄家等许多磨难，因而对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有了愈加深切的了解，心更加贴近了，愈加体认到这部小说无与伦比的思想与艺术价值。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其所收藏的《红楼梦》一书被造反派当作黄色小说抄走，并当成他的罪状拿去展览。他痛心疾首，也焦急如焚，怕万一此风吹向全国，《红楼梦》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于是决心手抄一部。１９６７年底，他悄悄借来一部庚辰本《石头记》，设计好了，完全按照原书款式，小楷精抄。白天被造反派监视着劳动，夜深人静时便做这件“地下工作”。他必须要等到这个时候才可以动笔，因为如果被造反派发现，就会罪上加罪。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３日开始，每天抄写到深夜，到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２日凌晨抄毕，历时七个多月。期间社会上十分混乱，他想到许多朋友熟人挨整后愤而自杀，常不禁掩卷而泣。最痛心的一次是人大校内两派红卫兵武斗，两个学生被长矛刺死，为了不忘记此事，他在书页的线框之外，用蝇头小楷写下：“以上五月十二日钞，昨夜大风撼户，通宵不绝，今日馀势未息。”“大风”隐指武斗之风。这样的小字题记有好多条，如“以上四月二十四日钞，昨夜大风雨，冷，晨起重穿棉衣。”“以上五月五日钞，昨夜大风撼户。”这几条也都是记的武斗。抄完了全书８０回，在最后一页题记：“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凌晨，钞毕全书。”大功告成之日，他胸中涌动着无限感慨，曾题一绝：“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词。”这部产生于特殊时期的抄稿，书法隽妙，墨色烂然，精光四射，融进了太多的历史内容，今天已经成为红学史上具有版本和艺术双重价值的文物了。

１９７４年，先生的朋友、时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的袁水拍找到他，商量在文化事业上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先生联想到不久前传达的毛泽东对《红楼梦》的一些讲话，于是建议校订《红楼梦》。袁水拍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主意，于是请先生起草报告呈送国务院，很快获得批准，组成了《红楼梦》校订小组。在那个万马齐喑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先生非常智慧地抓住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展学术研究了。从这一刻起，他正式开始了红学研究之旅。那一年，他已经５０岁。

二

虽然冯先生进入红学领域较晚，但由于有了前期对于《红楼梦》充分的阅读与思考，加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深厚的学养，所以其红学研究起点很高，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很快就推出了有分量的研究论著，在国内外红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先生首先在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他发现了有关曹氏家世的一系列重要材料：

一、《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明崇祯七年，１６３４）条：“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据此，人们得以确切知道曹雪芹上世的旗籍、军职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这是现存曹家史料中最早的一条材料。

二、他发现了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的《曹玺传》。这是曹家史料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文献资料。举凡曹家的家世、籍贯、祖父的名字、入关后的官职、政绩，以及儿子的名字（曹寅、曹宣）等等，都在这篇文章里有明确记载。特别是曹宣的名字，数十年来一直是个争论的问题，由于这篇传记的发现，才算得以论定。

三、他发现了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刊《上元县志》中的另一篇《曹玺传》。此传前半部分与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的《曹玺传》相同，后半部分又增加了康熙二十三年后曹家的情况。特别是在这篇传里，写明了“著籍襄平”，即祖籍是辽宁省的辽阳。同时还记到“孙颙，字孚若”，“仲孙頫……字昂友”等等。以上这些，都是首次发现，也都是关于曹家的十分珍贵的史料。

四、他发现了天聪七年（１６３３）由曹家的堂房上祖曹绍中递送的孔有德、耿仲明遣官乞降的满文本《乞降书》。由于这个文件的发现，揭示了曹家堂房上祖在明末清初的实际情况，也有力地证实了曹雪芹的上祖与辽东五庆堂曹氏确实是同宗，他们的籍贯确是辽阳。

五、他重新找到了当时已告迷失的《五庆堂曹氏宗谱》，并且还找到了此谱更早的一个底本，以及附在原谱里的一张《曹氏谱系全图》。以上这两部《五庆堂曹氏宗谱》和一张《曹氏谱系全图》，虽然是曹雪芹堂房上祖所修的曹家的家谱，但里面都明确地记载着曹雪芹直系上祖的名字，一直记到曹雪芹的父辈曹颙、曹頫、曹颀和同辈曹天佑等。因此，此谱的重新被发现并由先生详加考订，证实了它的可靠性。这是一件在红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这份《五庆堂曹氏宗谱》，也无疑是红学研究的珍贵文献。

六、他发现了位于河北涞水县张坊镇沈家庵村的“五庆堂”曹氏茔地。这个五庆堂曹氏的墓地，始葬于顺治年间，一直到１９７７年由先生去调查后才发现。当时守墓人言凤林还在，坟墓也还基本保存着，并且还存留着墓地的界石。五庆堂墓地的发现，更加有力地证实了《五庆堂曹氏宗谱》的可靠性。今天，竟然还保存着与二百多年前我们的一位伟大作家曹雪芹有关的宗谱以及其堂房上祖的坟墓，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奇事。

七、曹氏家世史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辽阳发现了“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修玉皇庙碑”和“弥陀寺碑”，后来合称“辽阳三碑”。

这三块碑上都记载着曹家上祖的名字，尤其是前两块碑都记载着曹雪芹的直系上祖曹振彦的名字和官职。这三块碑是辽阳的同志发现的，但与冯先生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先是先生据《清太宗实录》和两篇新发现的《曹玺传》写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一文，文章末尾提出了曹雪芹上祖的籍贯不是河北丰润而应是辽宁辽阳。这篇文章发表后，就得到了辽阳的来信，告诉他辽阳有一块“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在碑阴有曹振彦的名字。这样，先生即专门为此去辽阳调查，看到了原碑，碑阴确有曹振彦的名字。当时先生曾提出希望辽阳的同志做进一步的调查，看是否还能发现第二块碑。果然时隔不久，又得到辽阳文管所同志的来信，说又发现了有曹振彦题名的“玉皇庙碑”。于是先生又赶赴辽阳验看，不仅看到了残损特甚的“玉皇庙碑”（幸曹振彦题名未损），而且还看到了当时直立在小学门外的“弥陀寺碑”。先生爬到桌子上仔细察看了碑阴的题名，发现有“曹得选”、“曹得先”和“曹世爵”的题名，而这三个名字，恰好都是《五庆堂谱》上的名字。因而以上三块碑，共同证实了曹雪芹上祖的籍贯确是辽阳而不是丰润。

八、他发现了康熙《甘氏家谱》抄本。此谱虽是《甘氏家谱》，但当时甘家与曹家是姻亲，甘家娶了曹家的女儿。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个曹家的女儿是河北丰润人，并以此来证实曹雪芹上祖的籍贯应为河北丰润。但过去研究者从未见到过这部康熙年间的《甘氏家谱》。冯先生发现此谱后，居然查到了在“六世甘体垣”的名下，有“配曹氏，沈阳指挥使曹公全忠女”字样，与《五庆堂曹氏宗谱》的记载完全相合，从而十分有力地证实了《五庆堂曹氏宗谱》的可靠性。

由于以上这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相继被冯先生发现，并陆续据此发表了重要的专题研究论文，最后于１９７８年９月写成３０馀万言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于１９８０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雄辩地论证了《五庆堂曹氏宗谱》的可靠性（同时又指出了它的少量谬误），考定了曹雪芹上祖的籍贯应是辽宁辽阳而不是河北丰润。

可以说，在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上，冯其庸先生大大超越了前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差不多在曹雪芹家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的同时，冯先生在《红楼梦》的抄本研究上，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１９７５年３月，他与吴恩裕先生合作研究新发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发现此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就是著名的《红楼梦》抄本“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并发现了此抄本（包括未散佚部分）避“祥”字、“晓”字的讳，因而考证出了此抄本原是怡亲王允祥、弘晓家的原抄本，所以它的底本，有可能直接来自曹家。因为怡亲王允祥与曹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先生据此执笔写成了《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不久在《光明日报》发表。

在上述基础上，先生于１９７７年７月写出了《论庚辰本》。这是红学史上关于《红楼梦》抄本的第一部专著。在此书中，先生继续充分论证了“己卯本”的重要性，同时又进一步论证了“庚辰本”与“己卯本”的血缘关系，指出了现存“己卯本”残缺了将近三十八回，但它的原貌，仍保存在“庚辰本”里。因此，他论证现存的《红楼梦》抄本“庚辰本”，是《红楼梦》抄本中早期最接近完整的一个本子，是《红楼梦》抄本中的瑰宝。先生还驳正了有人对“庚辰本”的错误观点，如说“庚辰本”是四个本子拼抄的，“庚辰秋月定本”等题记是书商伪加的等等。这些错误论断，大大贬低了“庚辰本”无可估量的价值，掩盖了“庚辰本”的光芒。《论庚辰本》一书脱稿后，先是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数月，紧接着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１９７８年出版，从此确立了《红楼梦》抄本中“庚辰本”的特殊珍贵的地位。

《论庚辰本》和《曹雪芹家世新考》，在“文革”之后不久相继出版，成为新时期红学的开山之作、扛鼎之作。它们体现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笼罩下无视基本文献资料信口雌黄的治学态度，体现出尊重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对于后来红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意义非凡。这两部高水平的研究著作立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１９８０年美国举行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时候，特来信邀请冯其庸先生参加。

此后数十年间，先生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从未停止过对于《红楼梦》的探索，陆续发表了《梦边集》、《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八家评批〈红楼梦〉》（与陈其欣合作）、《曹学叙论》、《漱石集》、《石头记脂本研究》、《红楼梦概论》（与李广柏合著）、《论红楼梦思想》、《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敝帚集》、《解梦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与季稚跃合作）等等一大批论著。这些红学著作，有的属于文献整理，有的是对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也有的是版本研究和对于文本的思想与艺术的研究，有的侧重于考证，有的侧重于理论和审美的探析，林林总总，几乎涉及红学所有最基本最重要的领域，其总字数少说也有上千万字了。如果把《红楼梦》比成一座蕴藏极其丰富的矿藏的话，那么，冯先生就像掘进不止的采矿工人和劳动不止的冶炼工人，不断发现新材料，并通过独立思考，源源不绝地为社会奉献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去追踪和考察冯先生全部红学研究的历程，一定会发现其治学的一些重要特点，这首先就是他总是格外重视基础性的研究，并且总是从搜集、阅读和分析基本文献资料做起，“竭泽而渔”（指对文献资料穷尽性的搜集）是他的口头禅，“无一字无来历”成为他行文立论的铁律。他对于曹雪芹家世的探索就是明显的例子。前面提到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初版时近３０万字，之后他继续注意搜罗有关资料，１９９７年出版了此书的增订本，字数达到５６万，资料增加了近一倍。有了这些无可动摇的历史证据，“辽阳说”得到了更为充分有力的证明。某些学者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仍然坚持“丰润说”，意欲驳倒他，他很幽默地说：“谁也不可能改变历史事实，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不是我说的，康熙２３年、６０年所编纂的方志的传记里写得清清楚楚，曹家宗谱里也写得清清楚楚，我只是把人们没有看见的或者是看见了却不肯承认的资料公之于世而已，所以要推翻也不是推翻我，而是要推翻这些资料，你得有本领证明是曹雪芹的老祖宗自己搞错了祖籍，拿出有根有据的文章来，那我就相信了。可惜的是，到现在也没看到有谁能够写出推翻那些资料的文章出来。”

对于《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冯先生同样高度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有一个经验之谈：版本研究，一定要接触原抄本，手摸眼观，纸张、装订、墨色、笔迹，一一用心揣摩，这样仿佛可以嗅到那个时代的气息，做出的判断也才比较准确。现在很多版本虽然有了影印本，但是毕竟“下真迹一等”，用影印本作研究，所获得的信息就会是有残缺的。他曾利用在美国开会机会借出“甲戌本”原本细细翻阅一个礼拜，曾赴前苏联列宁格勒亲眼察看鉴定“列藏本”，“己卯本”、“庚辰本”更是长时间在手中研读，他自称有眼福。所以其版本研究成果，无不立论有据，每一篇出，都会引起红学界的重视。

冯先生还曾投入大量精力亲自做《红楼梦》文献的整理校订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与人合作花了几年功夫编纂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一书，共５巨册。后来他再次与人合作，对此书所包含的十三种早期抄本，重新逐字逐句作了排比式的对校，增加了新见到的一种脂评本，并且将各脂本上脂砚斋的评语也汇入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全书共３０册，前后耗时十多年。为此，他特别发明了一种排列校法，预先设计了一种带表格的专用稿纸，将十三种《石头记》早期抄本逐字逐句列入其中，以庚辰本作为底本，用其他十二种汇校，汇校本与底本相同的文字不再重出，只列出异文。脂本上的评语，也按原位置录入。他自称此种校法是他的“杜撰”。正是这一杜撰，使得十三种脂本文字的异同可以一目了然，各脂本的血缘关系和近亲关系变得容易辨识，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

从研究《红楼梦》之始，冯先生就在思考关于这部伟大小说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的问题，并且撰写了一些论文。但是那时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作者家世、版本以及文献整理这样一些最基础的问题之上，年过７０岁以后他才将研究重心逐渐转到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上来，由于有了扎实的基础性研究，这时再来探析《红楼梦》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就变得游刃有余了。２００２年他７８岁，发表了《论红楼梦思想》，２００４年８０岁，发表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论红楼梦思想》历时三年完成，系统地阐述了对《红楼梦》思想特质的见解。冯先生通过对小说产生时代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思潮的考察，结合作者特殊的身世经历，提出了“曹雪芹是超前的思想家”这一论断。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等人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的初期民主主义思想。”小说中所描写的贾宝玉、林黛玉对“仕途经济”的嘲弄，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的憎恶，对忠君思想的揶揄，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对，无疑是对当时封建正统的叛逆。曹雪芹笔下的贾、林的爱情也与以往的所有爱情故事都有所不同，不是那种一见倾心式的，而是以共同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作为基础的。他们都渴望摆脱封建礼法束缚，摆脱世间一切俗套，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生。这种爱情已经是现代爱情的方式，至今真正做到这一点的还很少，而曹雪芹在二百多年以前就提出了这一爱情原则，实在是了不起。曹雪芹还通过贾宝玉的口，发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这种重女轻男的强烈的呼声，这是男女平等的矫枉过正的呼声，对几千年来的男权社会是一次最强级的地震，但却是人类必然要到达的前景。还有贾宝玉在人际关系中所持的平等博爱、真诚无私的态度也反映了曹雪芹的思想。冯先生在进行了上述深入详细的分析之后，充满激情地说：“《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的伟大古典名著。在曹雪芹的时代，曹雪芹是属于反传统思潮的、反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想家行列里的重要一员，他是文学上的一个世界巨人。”

《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从酝酿到完成历时更长，是冯先生积数十年研究之功而成就的一部集大成式的巨著，是他对《红楼梦》文本研究的全面总结。书中尤其侧重探讨小说艺术，典型人物的塑造、环境的描写、场景的转换、人物语言上的成就等等，一一论及。在具体写法上该书采用了评点这种灵活自由、包容性大的传统形式，同时又有所创新，全书之前撰写了一篇三万余字的长序作为导读，每回之后有回后批，几百字至几千字不等，另外还有大量的随文眉批和双行小字批，就是说，既有长篇大论、高屋建瓴式的宏观阐发，又有三言两语、烛幽抉隐式的微观剖析，细大不捐，步步深入地引领着读者进入到《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之中。作者的学术观点、艺术见解乃至丰富的学养阅历、不凡的襟怀气度都显示于其中了。此书体大思精，一问世，就受到读者喜爱，被称为冯批《红楼》，一年多就印刷了四次。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现在，当我们回顾冯先生三十多年来对红学锲而不舍的研究和他为红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时，这两句唐诗蓦地涌上心来，其卓越的成就正像那耸立着的翠峰千叠，已经成为红学史和文学史上永远的壮丽风景了。

三

任何一个时代的某一个取得辉煌成就的学术领域，都不可能是一两个人造就的，而必然是群体合力作用的结果。高原之上才会有奇伟的山峰耸出。冯先生深谙这个道理，所以他除了自己著书立说，也不遗余力地推动整体红学事业的发展。从上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由他担任主编，与数十位专家协作完成了新校注本《红楼梦》，前后共经历了七年。《红楼梦》过去通行的本子，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本子，而程乙本对《红楼梦》的原本来说，实在是一个删改本，与曹雪芹的原著有一定的距离。冯先生所主持的新校注本，是以《红楼梦》的乾隆抄本“庚辰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并注释的。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次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注排印本，从此广大读者就有了一部以曹雪芹的原著为底本并详加校注的《红楼梦》读本。此书１９８２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很高评价。全国古籍整理组组长李一氓先生曾撰文指出，这个本子可以作为《红楼梦》的定本，他认为这个本子在校注两方面都做得十分认真和得当，可作为古典作品整理校注成功的一例。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统计，几十年来，此本发行已达几百万册，可见其影响之大。

稍后，冯先生还领导红楼梦研究所协同所外专家编著《红楼梦大辞典》，前后经过了六年，１９９０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一百六十万字左右，堪称红学知识的总汇。此书从提出构想，制定体例，到组织实施，参与写作，审读稿件，修改润色，甚至装帧设计，联系出版，先生事必躬亲，不知花费了多少工夫。红学界公认此书为《红楼梦》辞典中最为详实完备的一部，是对阅读《红楼梦》大有裨益的一部工具书。

１９７９年，冯先生与热心的同道共同创办了《红楼梦学刊》，并担任主编达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办刊遇到无数困难，特别是办刊经费，几度难以为继，全凭他绞尽脑汁想办法，苦力支撑。同时期创办的《红楼梦》学术刊物没有几年就都夭折了，而《红楼梦学刊》却坚持至今，已历近四十个春秋，出刊一百七十余期。像这样的以一本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刊物办到这样长久，在期刊史上是空前的。没有当年先生殚精竭力的奠基之功难以想象。

１９８０年，他参与创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并从１９８５年起担任会长长达二十年。通过这样一个学术机构，组织召开了许多次大规模的《红楼梦》研讨会。

上述种种活动，对促进学术交流、培养年轻的红学研究者，加强红学界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冯先生还积极促进与国外《红楼梦》研究界的学术交流。他曾两度赴美，在著名的哈佛、耶鲁、史坦福、柏克莱和哥伦比亚大学讲过学，并得到富布赖特基金会颁赠的荣誉学术证书。他曾率团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访问，举办《红楼梦》文化艺术展并发表学术演讲。通过上述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冯先生与各国和地区的红学家如美国的周策纵、唐德刚、赵冈、余英时，英国的霍克思，加拿大的叶嘉莹，德国的史华兹，俄国的缅希科夫（孟列夫）、李福清，日本的松枝茂夫、伊藤漱平，法国的陈庆浩，澳大利亚的柳存仁，韩国的崔溶澈……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书信不断，交流频频，扩大了中国红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巡视一百多年来的红学史，完全有理由说，新时期无疑是最辉煌的一个阶段，红学的各个领域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冯先生则无疑是这一阶段红学界的代表人物，像他这样在曹雪芹家世、版本、脂评、《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等等方面的研究上几乎是全方位地做出了卓越建树的学者是极少的，而且他在壮大红学队伍、培养红学骨干、普及红学知识、加强红学交流等等方面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有人称他为红学的“定海神针”，是红学之舟的领航人。他已经成为世所公认的一代红学大家。

四

笔者最初记住冯其庸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是由于他的红学论著，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上的许多戏剧评论。当时笔者还在上中学，学校有报栏，经常驻足阅读。冯先生的文章明晰畅快，文采斐然，很吸引人，读多了，自然而然就记住了他的名字。

插队时，带到农村一册《历代文选》，没有下册，是有先生序言的上册，尽管边角已经褶皱，却珍若拱璧。先生那篇长篇序言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古代散文简史，从源头讲到后来的千流万汇，清清爽爽而又气势如虹，我曾反复阅读，越读越有兴味。先生的大名遂更深深印在脑海中。

那时候，一直以为冯先生是一位老学者，不然，何以能如此学富五车、文笔老到？当然，后来知道了先生写作大量戏剧评论与《历代文选》序言时，才只有三十几岁；知道了先生当年就曾独立撰写了《中国文学史稿》，知道了先生１９６２年就已经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了。

笔者有幸成为先生弟子之后，追随先生几近四十年，与先生之感情日深，对先生之了解也愈来愈深入了。感觉先生做学问，兴趣极广，涉猎极宽。他从不被当代学科畛域局限，纵横驰骋，自由挥洒，贯穿古今，只要发现了问题，发现了新材料，不管是什么领域，就钻进去，一穷其竟，直到解决了为止。除了上面提到的红学、戏剧评论、中国文学史研究之外，他经常跨出文学，走进古代史，例如本世纪以来他便连续发表《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千百年来一座有名无实的九头山》《唐玄宗入道考》《〈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全经的现世及其他》等论文，每一篇都是一个新领域，一个新课题，均能发人所未发，引起很大反响。

先生还格外关注文化史和艺术史，举凡服饰文化、陶文化、茶文化、紫砂文化、舞蹈文化、新疆石窟艺术、古典园林文化等等，他都有所思考，都写过文章。拿汉画像研究为例，他几乎跑遍出土过汉画像石、画像砖的汉墓，自己还收集大量汉画像拓片，后与人合作出版《汉画解读》一书。在此基础上，他撰文提出汉画像是“敦煌之前的敦煌”，是未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本生文化。“敦煌之前的敦煌”这一比喻形象生动，含意无穷，很快被学界认同，广为流传。正由于他对汉画像的渊博知识与卓异认识，因此被推选为中国汉画学会首届会长。再拿紫砂壶来说吧，其见识同样不同凡响。明代以来时大彬等名家之作，他虽未尽阅，但经眼者很多，他自己还藏有一把清代制壶大家陈曼生的作品，于紫砂壶的历史，可谓了然于胸。他和当代紫砂壶大师顾景舟论交数十年，与顾老得意传人高海庚、周桂珍、徐秀棠等也往来频频。他还多次到宜兴去，为这些大师的作品题字。他撰写的《宜兴的紫砂艺术》《记陶壶名家顾景舟》《工极而韵，紫玉蕴光》等文章，对于紫砂艺术史侃侃而谈，绝对是行家的真知灼见。

先生的视线还穿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投向原始文化。早在１９６４至１９６５年在陕西长安县参加“四清”运动时，他曾与另一位老师一起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遗址，根据采集到的陶片、石器等，判断当属于仰韶时期文化遗存。他主笔写成《陕西长安县王曲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文革”后不久在《考古》杂志发表。据《考古》编辑讲，在当时这是唯一一篇由非专业人士完成的考古调查报告。“文革”之后，先生更是走遍各地，亲往原始文化遗址察看。在广泛的实地考察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他撰写了《一个持续了五千年的文化现象》《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几点随想》《关于傩文化》等文章，提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是相互吸收融合而不是兴此灭彼的，经历长期交融汇合之后，才形成了现在看到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冯先生步入花甲之年以后，又开始进入一个新领域：考察西域历史文化。他以心雄万夫的气概和老而弥坚的意志，十赴新疆，重点考察玄奘取经之路，兼及其他。凡玄奘经行、驻足之处，他都根据《大唐西域记》等文献，按迹寻踪，一段一段调查。地形地貌、历史遗迹、出土文物、民俗风情，一一进入他考察的视野。为了确认玄奘取经归来入境所走路线，他登上帕米尔高原，最高到达海拔４７０米的明铁盖。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两眼冒金花，头疼呕吐，狼狈不堪。他虽然也有反应，但由于格外专注与投入，竟忘记了不适，他戏称自己是“高山族”。这里的发现，让他兴奋异常。亲自目验了“瓦罕通道”路标和公主堡方位，亲耳听到当地流传的波斯商人赶着一千头羊和骆驼，命丧于此的故事，还有“波谜罗川”（帕米尔）、朅盘陀等，无不与《大唐西域记》所记吻合，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玄奘取经归来正是从这个山口下来的。之后不久，他写成了《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一文。赵朴初先生闻知后立即致信冯先生，请求优先在《法音》杂志上刊载，对冯先生说：“这件事是中国佛教界想做而未曾做之事，而你居然做到了。”玄奘是在唐贞观十九年（６４５）从印度回国的，到冯先生重新发现并确认其入境的山口古道，已经过去１３００多年。存疑千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先生自谓平生快事无有过于此者。

冯先生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令人惊羡，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取得如此多的成就已属不易，但先生还以余力写作了大量诗词与散文。先生是一个极富诗人气质的学者，始终以诗人的心灵去感知世界，感受生活，言谈举止间，不经意地就会流露出诗人本色。他一生吟咏不辍，或诗或词，或长歌或短章，往往不加雕琢，很自然地从胸中流出。例如“文革”中有人说他的文章都是大毒草，他就偷偷写下一首诗：

千古文章定有知，乌台今日已无诗。

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文革”刚结束，他忽然收到著名古园林学家陈从周的来信，知道好朋友还活着，立即口占一绝：

思君万里转情亲，劫后沧桑剩几人？

海上幸余陈夫子，书来赚我泪沾襟。

至情至性，感人至深。

西域游历成为他诗词创作的高产期。登上嘉峪关后，他无比豪迈地赋诗言志：

天下雄关大漠东，西行万里尽沙龙。

祁连山色连天白，居塞烽墩匝地红。

满目山河增感慨，一身风雪识穷通。

登楼老去无限意，一笑扬鞭夕照中。

在高昌，他题诗云：

故宫断壁尚巍峨，双塔亭亭夕照多。

想见当年繁盛日，满城香火念弥陀。

到喀什，宿于疏勒，这里正是汉代定远侯班超当年之驻地，他感而有赋：

千山万水不辞难，西向疏城问故关。

遥想当年班定远，令人豪气满昆山。

由以上例子可略见其诗歌感情深挚、气势豪放、语言明快之风格特点。

冯先生结成集子的散文多达七册：《秋风集》《落叶集》《夜雨集》《墨缘集》《剪烛集》《瓜饭集》《人生散叶》。这些散文，叙往事，述友情，记游历，谈逸闻，情深而笔灵，且多富于知识性，是很典型的学者型散文。

冯先生还精书法，擅丹青，喜摄影。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写字画画，在无锡上学时，曾拜著名画家诸健秋为师。抗战胜利后一度考上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后来主要精力用在学术上面，但只要有机会，就去观看书法展和画展，得空自己也挥毫遣兴。退休以后，有了整块时间，更经常沉潜于书法丹青的创作。从１９９８年起，他曾经在北京和上海举办过多次个人书画展，还出版了《冯其庸书画集》《冯其庸山水画集》。评论家认为他的书画具有浓郁的书卷气，誉之为真正的文人字、文人画。他还举办过“冯其庸发现考实玄奘取经之路摄影展”，出过《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瀚海劫尘》两部摄影集，以极富人文内涵与学术气息的摄影创作给予读者不一般的感受。

总之，冯先生在传统文化领域可以说是罕见的全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雅士。他之所以能够达至这样的学术境界、文化境界，除了天赋才华之外，主要靠的是刻苦自励、勤奋过人。读过先生口述自传《风雨平生》就会知道，他的求学治学条件并不好，少时家贫，复值日寇入侵，曾经几度失学。中年多坎坷，遭遇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更遭受文革磨难。但是先生求学求真之心始终未尝稍懈，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读书、研究，终于修炼成一代文化巨匠。其所以能够如此，根源在于他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无比深沉的热爱和承传意识的坚守与担当，“文革”中“破四旧”“砸烂封资修”，很多教授把书卖掉了，他却“把所有研究有关的文史哲的书，包括政治的书，能买的我统统买回来”，钉了九个大木箱来装书，因为他坚信：“这个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以后）我还要读书，还要研究，还要用这些书。”（《风雨平生》第１８８—１８９页）。他在《逝川集·后记》中这样说：“我认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一辈子消耗了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来说，应该把这些消耗的物质财富转化为精神产品。司马迁一辈子的消耗，转化成一部伟大的《史记》；杜甫一辈子的消耗，转化为一部《杜诗》；曹雪芹一辈子的消耗，转化为一部《红楼梦》。他们实在无愧于劳动人民的供养，他们为我们伟大祖国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和无穷的精神力量。”先生还有两句诗说：“平生无限铭心事，欲倾胆肝报国恩。”（《瓜饭楼丛稿·瓜饭楼诗词草》４０８页《八七初度自题》）可见，先生是把司马迁、杜甫、曹雪芹等等这样一些古代的文化巨人敬奉为效仿的偶像，誓将他们所创造的中华传统文化承传下去并使之发扬光大。他以毕生精力践行了这一庄严使命，为的就是报答伟大祖国，报答劳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