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者，一般是做时力求心静和心净；而在有所得时则心狂（心燥），力求广而告之。

       做科研者则起初是心狂（心燥）的开始，在经历一番轰轰烈烈以后，被迫的心静，但是一般做不到心净。

       就我们当前的学界而言，做学问者和做科研者有完全不同的心态。

       做学问者不特意求其用，源于学问本身终有大用。国外不少大科学家在创建理论时，多为此类心态。也因其求大用，不能为当时所用，而被同时代的学界所轻视，以至于其学问之意义被滞后几十，甚至于百年而被后代学者所认识。国外有很多学者回顾历史文献而研究此类问题的起源及后果。

       做科研者则力求其用。科研本身追求当前之用。成则名利兼收，败则理所当然。对大多数科研者，可归结为求其用而终不得其用。

       因此，可以概括为：因眼界不同，而心境不同。因心境不同，而成败观不同。

       20世纪前半叶是发达国家做学问的高峰期；20世纪后半叶是发达国家科研活动的高峰期。到了21世纪，发达国家的退休学者是如何反思20世纪的科研和学问的呢？

       看他们发表的论文，基本上是从学问角度反思。但是，这类反思也完全的暴露了他们在当时对同时代的学问（学科）的无知和轻视。这就是本博文前面提到的：起初是心狂（心燥）的开始，在经历一番轰轰烈烈以后，被迫的心静，但是一般做不到心净。

       这类反思实质上是科研者在几十年的积累后对学问苦苦追求的结果，但是，其言、其论不是当前所求之言，也不是当前所求之用，与个人的“有所得时则心狂（心燥），力求广而告之”的预期截然相反。

       在我国，退休学者事实上也有类似情况，但是没有这样的大规模化（大篇幅的论文写作）。

       在微观层次，做学问与做科研是有矛盾的。学问不足则科研必败。不做科研则无从做学问。差别在于：学者的科研是学科基本问题导向，而科研者的科研是具体问题导向。

       但是在宏观社会层次，两者是不矛盾的。学问是朝着大问题去的，而科研则是朝着小问题去的。如果大问题已经解决，则小问题在此路线下也理所当然的可能被解决（取决于研究者学问水平）。

       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多是以（硕士）博士毕业为起点，这就有两种可能：1）在做学问者的指导下做科研；2）不受学问指导而做科研。

       我们出版了大量的科普，也出版了大量的科学家传奇，没有说是在那类学问或那个学问的指导下做的科研，就好象是不需要有学问作为背景。人人都可以做科研。

       没有学问为基础做不出成功的科研。这点几乎人人皆知。社会把博士毕业当成是有学问基础的同意词。然而，高校能够完成这个等号吗？

       对于平地起高楼的学科，可以！？对于有几十、几百年历史的学科，等号不成立。这是我们能明确感受到的。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成功的科研就具有了求新、求异的特征。而学问，因其本质是求同（求统一）求旧的思想鼓捣，也就不再与科研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所以，21世纪初的现象性特征是：做学问与做科研倾向于相互独立。

       这种现象突出的表现为：文献上已经解决了这类问题那类问题，而实质上是基本问题没有解决从而各类所声称的解决因无普遍性而失效。论文短促的寿命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对科研的论文考核判据与做学问的无从考量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种对比度之下，做学问就是选择了一条无人问津的道路，做科研就是选择了一条争名争利的道路。因此，教学生做学问？不可以的！教学生做科研，那就对了。

       既然研究生就是教做科研，而考研又不需要有学问基础，需要的只是那几门课而已，那么你在本科教学问？那不是浪费学时吗！所以学问是不必教了。

既然不需要学问，有一定的基础就可以做科研，那么做学问的就可以稍息了。

所以，几十年下来，我们面对的是：做科研的大军四面出击，但鲜有斩获。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国内外皆然。

危机就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