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而言，对具体研究论题的价值判断取决于他自身对该论题所涉及学科本质的理解（历史及现状）。因而，对科学研究论题的价值判断源于个人对相关学科理论本身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就是说，价值判断本身是由对课题本身的研究深度广度而获得的。

      科研论题的广度取决于对众多相关学科共性问题的抽象程度（提炼程度），而深度取决于其所使用的基本原理的初始程度（与基本公理（原理）的接近程度）。这两个指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表现为基础性（原理性）。从而，此类研究属于基础科学研究（在接近于原理层次的）。这是从科学性来判断的，也就是对揭示自然规律本原（基本规律）的接近程度。

      这种价值判断与现实性、社会性的价值判断原则往往是无关的。因为，后者的判断标准是：有用性（具体的使用价值）。

但是，在抽象的使用价值意义上，这类判断是一致的。在抽象使用价值上对科学研究价值判断的一致性是科学理论研究得以传播的客观社会基础。

因此，某类基础科学课题研究的热与不热取决于是否在抽象的使用价值意义上在社会层面达成共识。生物（含医学）学的研究显然是在抽象使用价值上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从而它的研究课题是热的。而抽象数学（哲学味浓的）类的研究，在使用价值意义上没有取得社会的普遍性认可，从而是冷的。

在另一个层面上，对传统科学论题的研究（社会认为早就应该解决的问题），研究者认为有具体使用价值，社会也认为是，从而两者一致，是热的。但是，对基础科学理论的再研究（社会认为没必要），研究者认为有科学价值，但社会认为没有具体价值，从而是冷的。

政府的价值性判断往往表现为社会的价值性判断，从而，这类判断决定了科学研究论题的冷热。

各类研究基金决定了科研课题的热、冷，也就直接的决定了科研人员的集结和流动。因此，基金是对科学研究的宏观调控机制。各国对科研基金投入的规划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各大国纷纷公布国家战略性学科定位。2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效果就是：科研产出价值与科研投入的比值持续下降。从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概念，所谓科研就是投入资金（获得基金）。投入越大，产出越多。以这个概念来分析全球各国的科学进展的话，我国无疑是科学进展快速的国家。

然而，这类由社会认可程度决定的冷、热并不是代表了具体科学研究课题本身的科学价值的低、高。而是常常相反。但是，也有少量的一致。因此，对科研基金的投入价值判断是2元化（或多元化）的。

宏观看来，由于社会认为没必要对基础科学理论进行再研究（认为应该只研究具体应用），从而，对此类基础科学研究基本上不支持。而这类冷的后果是学界对经典理论本质的认识持续的浅薄化，快餐化，最终形成的局面就是：精通经典科学理论的学者越来越少，抛弃经典理论（各类随意性的修订）的倾向越来越突出。从而，形成对经典科学理论在基础层面的否定（表现为可以违反此类基本原理）。在基础层面的否定性倾向就给了很多研究以不受基础科学原理束缚的“自由”，从而大量的“新科学理论”得到了生存的土壤。

在这层意义上讲，巨量科研基金的投入无疑的会产生不少“伪科学理论”，从而对真实意义上科学进步本身产生阻力。就各国近20来年的科研表现而言，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热的课题非常容易产生伪科学。在我国，此类例子应该有不少。而冷的课题则因既少社会性关注（基金投入很少），也少文献性报导（少有论文出版），在实际意义上并没有进入社会性价值评判的范畴，也没有进入学界关于其科学价值判断的范畴。从而，是被省略了的。

因此，现代基础科学研究的特征是个体化。个体对论题科学价值的判断决定了对此论题的研究投入。这是没有回报的研究。我国很多热爱科学研究的人对此不理解，他们片面的认为：因为我的研究有科学价值（个体自我主观判断，而不是通过深入广泛的科学研究获得），所以社会应该认可或投入基金。用自身的价值判断取代社会性的判断是此类研究者的根本错误之一，而自身关于科学论题研究的价值判断不是由深入、广泛的科学研究获得是此类研究者的另一个根本错误。

这两类错误是整个学界普遍性表现出来的。学界的这类门外汉式的表现被真正的门外汉看成是科研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从而，媒体把科研究变成了一种“秀”，而大量真实意义上的门外汉则开始对很多科学基础性原理（定理）进行“深刻的”科学研究。无疑的，此类“科学研究成果”在网上世界是很多的。

无论是对经典科学理论也好，对现代抽象科学理论也好，大量的“热爱科学者”以推翻此类理论的局部(或是推论)为“科研目标”的科研也就成为社会性的了。与学界内的摆脱经典理论束缚而自由的创造“新理论”的倾向一起，这两类“科学研究”的努力在网络时代合流了。

这是远远超出各国在上世纪90年代纷纷公布国家战略性学科定位时所能够预期的后果。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作为个体的基础科学研究者如果把研究结果社会认可（或学界认可，或期刊（登出）认可）作为其科学研究目标的最终目标的话，那他只能失望。

在哲学上，认可是社会性的价值判断，而基础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追求对世界本质的认识，两者很难有交集。

因此，在基础科学研究上使用认可性标准的研究者是绝对无法把研究深入下去的，从而必然的是失败者。而以认可程度来判断基金投入方向的科研调控也将是无法取得有科学价值的原创性成果。不幸的是，这恰恰当代各国基础科学研究者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