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对科技创新成果的迫切需求，这个需求是宏观性的。就技术性成果方面的需求而言，一方面是通过买国外的新技术而获得满足，一方面是被动的使用老技术作为权宜之计。

只是在新技术无法买到，或是作为权宜之计的老技术实在是糊弄不下去了时，技术上的创新不足问题才被社会所正视。这种正视表现为一种决策管理上的紧迫性。这是近10多年来搞量化科技管理和评价的基本社会背景。

然而，在连续的高投入后，人们发现的现实问题是：技术上的创新不足问题实质上归结为科学上的落后。这种落后，一方面是表现为科学素质类的落后，一方面是表现为在基础科学理论上的无所作为。这个客观的社会现实导致对诺奖的渴望。而这种渴望的深层原因还是归结为对基础科学理论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缺欠。

也是在这10多年中，科技管理部门开始把论文等同于：或是基础科学理论上的成就（SCI）、或是工程技术上的成就（EI）、或是科学上的重大成就（CNS）。

宏观上，这种以论文发表为中心而展开的科学技术研究完全是利他性的。而另一方面，由于经费、职位、待遇、收入、学术地位等等与论文挂钩，对具体研究者（论文发表者）而言，这种论文至上的研究是绝对化的利己主义的。

这种微观上的利己性（作者）和宏观上的利他性（论文）是悖论性的。一个微观上的利己主义作者发表论文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发表（从而完成考核的论文量化指标），牺牲论文的客观真实性和科学性被看成是可以付出的代价，从而与论文的利他性矛盾。

宏观上，一旦发表的论文中大部分是源于（微观上的）利己主义作者发表的论文，那么一个以论文发表为中心而展开的利己性的科学技术研究格局就大致形成了。

当论文发表动机由利他性转换为利己性的时，发表的论文也就失去了宏观上的利他性（客观真实性和科学性），也就远离了经济发展导致的对科技创新成果的迫切需求。

我认为，这就是我国科技领域当前面临的基本现状。

      结论是：近10多年来搞量化科技管理和评价的结果是把论文发表的动机由利他性转换为利己性。在实践上否定了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属性（利他性）。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是写作动机为利他性的那类论文（及专著）在推动着科技进步，在满足着社会经济发展对科技成果的需求。

      从而，我国科技走上正确发展轨道的标志是：作者写作动机为利他性的那类论文（及专著）成为国内的主流科技文献。而要形成这种局面，科技管理问题将成为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