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否乐意，你只要使用网络、电视、或广播，甚至只不过是从商场路过，每天都能看到或听到大量的“科技知识”，多数是关于神奇产品的，神药的，养生的，美食的，等为商业性推销而“创立”的“新科技”。商业资本为追求利润而“创造科技知识”已经是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对多数人，这类科技信息污染还是容易识别的。

   这类科技创新行为特别的强调“客观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很多大商场就出现了“计算机算命”，它很“客观”，你把生日、身高、等个人信息输入，它就打印出一条算命结果。商家说：它不相算命先生那样一会一个说法，算命结果很“客观”。这显然是曲解科学上的客观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商家开始印小报，编小文章，以各类头衔的专家口气或笔法写出各类“科技知识”。这类小报夹在正规报刊之中，大量发行。这类科技创新行为特别的强调“可靠性”。也就是：利用人们当时对报刊的信任而使自身创新的“科技知识”获得“可靠性”。

   以上的小儿科手法演化为现在的网络、电视、或广播上的节目或长时间重复的广告专题片。

   到了本世纪，编辑出版专刊的有了，但是这类刊物太商业化了，“权威性”不够。有人就想到了在学术期刊上玩。这类玩法就高级多了。

   以上的科技信息污染是人们熟知的，也是社会很放任的。商家嘛，不就是为了挣个钱吗？

   在近几年，科技界突然的承认：正规学术期刊上有大量的科研论文也成为科技信息污染源。这却是社会各界所未能意料的。

   我们总不能承认自身发表的研究论文是科技信息污染源吧？过去学界不愿正面承认，就搞了一条曲线的评价道路。有人设计了一个办法：把期刊分成各类等级，高等级期刊上的是好论文，而低等级期刊上的是不好的论文（视同为科技信息污染源）。

   这个办法基本管用，但是，不到10年的功夫，高等级期刊上的造假论文事件多次发生，而其影响也的的确确是配得上科技信息污染源的称号。

   无论学术界如何的辩解，也无论学术界如何的发表各类保证，一个客观的事实摆在学界面前：正规学术期刊上有大量的科研论文的确是科技信息污染源。

   用形式主义的办法（期刊等级及各类量化指标）识别科技信息污染源的实践没有多大成效。为了减少在正规学术期刊上出现科技信息污染源类的论文，审稿的论题被提到水面，学界把通过“严苛”的审稿来排除污染源类论文的努力看得很重。但是，早在30年前的有关研究就表明，“严苛”的审稿：既不能把错误（含造假）类论文排除出去，也不能保证值得发表（有重要进展性）的论文得到发表。“严苛”审稿的本质作用纯粹就是中庸之道，以及排版印刷上的质量把关。

   科技信息污染有多严重？估计还没有那个机构能给出答案。在今天再来反思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情报学研究，尤其是关于“情报”概念的各家争论和论述，我们是否可以说：把正规学术期刊上的科技信息污染源（坏的科研论文）识别出来是当时的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