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知识经济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和共识。我们无需像几年以前那样炒作“知识经济”的概念，向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来灌输知识经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今天，知识经济就如同市场经济一样，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规则之一。

 

知识经济的核心要旨是：知识在整个经济生态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知识是最具有价值的资本和最稀缺的资源。虽然，我国依然是房地产主导的经济模式，知识的价值被远远低估。山寨产品、侵犯知识产权、拷贝克隆等等事件屡见不鲜。但是，经济结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这些年国家对教育、文化创意和科技的投入和扶持力度逐年递增，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必然要开始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历程。

 

在这个转型历程当中，数字出版，尤其是科技出版和学术出版，应该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知识经济的根本机制是个体的创造性劳动，通过一套有效的体系，可以进行大规模与商业化的生产，进而成为科技生产力或文化创意产品。在这个以小搏大、鲤鱼跳龙门的过程中，需要一个知识采集和发布的平台，需要一个连接创意个体，商业资本，与潜在市场的纽带，这些其实就是数字出版应该扮演的角色。

 

很多学者都批评中国的数字出版模式没有新意。但是，很少有人说出来，这新意到底是什么。其实，新意就在于，数字出版要转换角色，数字出版的经营者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数字出版更多地是一种服务，而不是销售产品；数字出版更多的是充当知识与受众之间的中介人，而不是把关人；数字出版应该成为一种机制、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正如当年互联网的出现革命化了人类的传播，Web2.0的出现给了激发了草根的无限创造性一样，数字出版应该担负起激活知识创造与知识消费的使命。

 

换言之，数字出版建立了一个国家在信息时代的知识传播体系，这个体系的效率和效用，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乃至这种文化在新世纪的生存与发展。从这个高度上讲，今天数字出版的从业人员，在创造一个国家知识经济的历史。结合我国的实际，数字出版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或者革新。

 

其一，数字出版的主体多元化。不能搞出版集团垄断，也不能搞成大公司大集团垄断，信息时代，或者说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社会属性就是去中心化，只有真正激发个体和中小企业的创造力与活力，数字出版作为知识传播平台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否则，就像春晚永远是那几张老面孔一样，中国数字出版也会成为大企业的独角戏，这种主体结构是违背知识创新规律的，也难以成功。

 

其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如果放任盗版的盛行，如果无视知识的价值，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软实力。因为所谓的软实力，是由无数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个体所组成的。只有当这些创意个体，充满希望和信心，相信创意和知识可以带给他们财富的时候，他们才会有生产力；而这些生产力汇集起来，国家才会有强大的软实力。如果，辛辛苦苦的创意，抵不上简单的克隆和抄袭，如果创意个体的劳动被盗版肆意剥夺，那么这个国家的软实力也只能是山寨版。

 

其三，价值链的重组。人才价值的被低估并不可怕，因为一个人才如果发挥不了功效，那就是废材。但是，知识和创意的价值被低估，是真正可怕的，因为它们是整个知识传播体系最核心的部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金和人才在价值链的流动也是如此。如果整个数字出版产业一如既往地低估内容的价值，如果贩卖阅读器终端、互联网接入或电信服务等环节的利润率远远大于内容创意，那么中国数字出版迟早会成为“无米之炊”。无论通过政策的力量，还是市场的力量，数字出版都需要理顺价值链，让内容创意真正成为“王”，只有如此，数字出版产业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任翔/文，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