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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博弈与出版变局:2018年欧美学术出版发展评述

已有 722 次阅读 2019-6-4 20:12 |个人分类:学术出版|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开放获取, 学术出版, 欧美

摘 要  学术出版产业面临来自数字科学、开放获取、颠覆技术和新兴出版模式的诸多挑战。无论以订阅收入为主的出版商,还是已建立开放获取商业体系的机构,都面临着不确定的政策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本文以欧盟开放获取S计划为切入点,围绕着出版商、科研基金、政府和学术共同体在开放获取变局中的利益博弈,梳理2018年欧美学术出版的发展动态和创新热点,分析新技术政策环境下出版商的核心价值,并探讨中国在全球出版变局中的机遇与策略。


  关键词  开放获取;学术出版;出版政策;数字科学;期刊;学术评价


  2018年年初,学术出版巨头Springer Nature宣布将在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上市,募资目标高达32亿美金。这一雄心勃勃的IPO计划,受到出版业、学术机构、图书馆以及开放获取等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 被视为资本市场对学术出版经济价值的重要评估。然而到了5月,Springer Nature突然取消上市,直接原因据悉是资本市场需求疲软、预计股票发行价格远低于预期;但深层次原因是投资人看衰学术出版的商业价值和发展前景。这一挫败不是单一公司的个案,而是近年整个学术出版产业整体所面对的艰难变局的缩影。
  学术出版产业面临着来自数字科学、开放获取、颠覆技术和新兴出版模式的诸多挑战。无论以订阅收入为主的学术出版商,还是在开放获取转型中建立了新商业体系的机构,都面临着不确定的产业政策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2018年9月,欧盟推出了激进的S计划,不但要求公共基金资助的学术成果立即开放获取,而且力图大幅降低开放获取出版的利润空间。这一计划反映了西方开放获取政策的发展趋势 — 开放方向更坚决,政策更强硬,措施更具体。另一方面,在传统商业出版系统外,数字学术传播和开放科学体系渐成规模。替代模式的崛起开始挑战、甚至边缘化出版商在产业链的主导地位,并可能终结学术出版长久以来的暴利模式。可以说,开放获取博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术出版产业走到了转型变局的十字路口。本文围绕着全球开放获取变局中的利益博弈,梳理2018年欧美学术出版的发展动态和创新热点,分析新技术政策环境下出版商的核心价值,并探讨中国在全球出版变局中的机遇与策略。


  1 激进开放获取政策引发激辩


  欧盟在2018年9月推出的S计划,无疑是2018年度学术出版最热门的学术出版话题。这一激进的开放获取政策,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出版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 — 不仅对出版商产生巨大冲击,也会深刻影响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S计划的目标是,自2020年1月起,所有由欧盟及成员国公共财政支持的科研成果 — 无论国家研究委员会还是各类科研基金,其出版物必须立即实现开放获取。该计划同时鼓励学者在纯OA期刊发表论文,并计划大幅降低出版商对开放获取出版的收费。
  早在“欧盟2020”计划提出之时,全面开放获取的目标已经被列在其中。然而,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开放获取转型进展缓慢。截至2017年,仅有不到20%的学术论文开放获取;而在高影响因子期刊领域 — 尤其五大巨头旗下的顶级期刊,OA发展面临重重阻力。另一方面,以机构库和学者自存储为基础的“绿色”开放获取,虽取得了长足发展,却受制于技术、法律和经济因素 — 例如,一年时滞期(embargo period)和资源分散等,难以有效分享研究成果。总体而言,执行多年的强制OA政策(Open Access Mandates)并未达成学术内容开放获取的初衷:期刊订阅价格居高不下,科研读者被隔绝在付费墙外。更糟糕的是,因为OA转型,大学和科研机构支付给出版商的额外费用越来越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S计划推出的原因。
  在欧美,高昂的期刊订阅价格已成为阻碍学术传播的顽疾,引起各方不满。2018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宣布停订爱思唯尔期刊 — 该大学2018年为约1500种期刊支付了1100万美金的订阅费用,占图书馆全部采购预算的25%。作为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 — 全美大约10%的研究论文出自该校,加州大学这一抵制举措颇受关注。美国制作人Jason Schmitt在2018年推出了纪录片《付费墙》,旨在揭露学术出版体系的诸多问题,并探讨开放获取运动的价值,该纪录片已在100多所大学上映,并提供在线免费观看。纪录片采访了众多学者与专业人士,甚至包括《自然》与《科学》的代表,Schmitt认为,“出版商可以赚到35%~40%的利润,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有内容都是学者免费提供的……爱思唯尔对于开放获取的影响就好比麦当劳快餐对健康的影响”[1]。相比而言,发表于英国《卫报》的文章言辞更加激烈:关于学术出版盗版,那些试图冲破付费墙,让科研内容可以对全世界开放的人是真英雄,而非窃贼;最大的窃贼(biggest rip-offs)恰恰是学术出版商自己 — 这是因为,研究是由公众资金支持的,成果却被出版商掠夺。[2]
  舆论批评和大学抵制虽轰轰烈烈,但必须通过科研政策,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变革、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S计划以一种“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激进方式,重申了欧盟既定的开放获取目标,强调了实施开放获取的原则,并针对转型实践中的问题,如时滞期、开放获取出版费用(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后简称APCs)等提出了具体措施,以迫使出版商作出重大让步。根据S计划,即便是顶级期刊,如不采取价格合理的开放获取模式,欧盟也不允许其资助的学者在那里发表文章。出版商对此反应激烈:Springer Nature预言,S计划将破坏整个研究出版体系;爱思唯尔认为它将颠覆学术传播,不利于研究者,并妨碍学术自由。有意思的是,学者中间也存在反对声音。瑞典生物化学家Lynn Kamerlin组织了1000多名学者联合抵制S计划。其核心观点是,这种强制性政策剥夺了学者的出版自由。他们在公开信中强调:禁止在非开放获取期刊,或者混合模式期刊(hybrid journals)上发表文章,实际上将80%的学术期刊排除在列表之外。所谓混合模式,是指一本期刊有部分文章以开放获取方式出版,出版商从作者方收取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后简称 APCs);而其他文章仍以传统方式出版,需要订阅刊物才能阅读。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方式无视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它违背了在美国、德国和瑞典已被广泛认可的学术自由原则;这种对出版自由的限制会使欧盟学者难以开展国际合作,尤其是与其他国家学者合写论文。科研基金对S计划的回应总体积极,但也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以EU-Life的书面回应最具代表性 — 该机构是欧洲生命科学领域顶级研究中心的联盟,代表超过7000名科学家。EU-Life赞同S计划的立场,即不应鼓励混合期刊模式,该模式因获利巨大而被广泛采用,但大幅增加了学术出版的经济成本。EU-Life同时指出,由于开放获取期刊总体影响力较低,质量参差不齐,应该由研究资助机构和研究者共同制定评价标准,既要设法保留老牌顶级期刊,也要防止垃圾期刊乘虚而入。另一方面,科研基金支持学者们坚持出版自由的立场,并进一步提出了出版公平的问题 —如果S计划实施,获得大量资助的学者会有更多出版机会,这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
  包括EU-Life在内,专业人士对S计划的忧虑还集中在两个较深远的问题上:全球化和学术评价体系。如果S计划仅以欧盟为主,不但难以根本解决学术出版的问题,还会严重削弱欧盟科研的竞争力。所以,开放获取政策必须是全球统一行动,尤其需要中美两个论文超级大国的支持。目前,学术出版体系和学术评价体系互相倚重,几乎所有大学和基金的评价体系都是建立在影响因子上的。在这种情况下,S计划与顶级期刊的冲突,会让整个系统崩溃。换言之,新的开放获取出版体系需要新的学术评价体系配套才行。
  当然,S计划仍在征询意见阶段,下一轮政策发布与讨论要到2019年2月。目前只有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签署,而欧洲科研大国如德国和瑞典尚未表态加入;在欧盟之外,中国和美国的立场同样至关重要。一般而言,如S计划这样的激进政策很难在实践中全盘施行,但它所发出的强烈政策信号,对产业影响重大,这是其意义所在。S计划会迫使出版商重新思考商业模式,鼓励颠覆性竞争者的创新发展,以此打破由出版商主导的体系,促进利益各方重新博弈,并达成新的权利平衡。这是解决目前学术出版结构性问题,并建立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新体系的必由之路。


  2 开放获取出版费用(APCs)的博弈


  开放获取出版博弈的焦点,不仅是内容的开放与封闭之争,也包括开放获取出版费用的合理定价 — 这是S计划,也是整个产业的重大课题。自强制开放获取政策(OA mandates)推出以来,出版商便开始探索新商业模式,尝试从订阅(subscription)期刊模式转型到混合 (hybrid)期刊模式。对出版商而言,混合模式具有灵活性,可满足科研政策的强制开放要求;同时又确保并拓宽了盈利渠道。对作者而言,混合模式确保他们在强制开放获取政策环境中的出版自由,尤其是在顶级期刊的出版机会。在实践中,混合期刊虽然受到开放获取倡导者的批评,但增长迅猛。从2009年到2012年,采用混合模式的期刊数量从2000种左右提高到超过12000种;采用该模式发表的OA论文从不到8000篇增长到45000篇[3]。
  但是,混合模式,乃至整个金色OA在定价机制方面存在巨大争议。由于缺乏统一的参考标准,期刊在开放获取收费方面拥有极大的定价自主权。出版商向作者或科研资助机构收取的APCs也从免费、每篇10美元到10000美元以上不等。高影响因子期刊把作者方支付的开放获取费用看作新盈利点,认为期刊影响力就是利润来源。Springer Nature在IPO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将影响因子与开放获取费用直接挂钩的想法:“我们认为,影响因子就是开放获取市场差别化的基础指标……我们未来的商业模式将是一个良性循环 — 通过不断提升影响因子,来不断提升价格。我们高额的APCs建立在声誉和高影响因子之上,意味着对作者的超值出版服务。”
  但是,与以往高昂的期刊订阅费用一样,开放获取出版费用已成为大学和科研机构新的财务负担,令其不堪重负。以剑桥大学为例,从2017年1月到2018年3月,该校共支付了280万英镑的开放获取出版费用,其中爱思唯尔一家就高达87万英镑。相关负责人称,从过去5年来看,开放获取费用持续增长,已经超过了研究经费增长的幅度,到2019年,剑桥大学在这方面会有40万英镑的亏损[4]。
  对科研工作者来说,高额APCs造成了显而易见的不平等。对于缺乏机构和科研经费支持的学者,开放获取俨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2018年2月,著名开放获取出版平台PeerJ为庆祝5周年生日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限免促销,结果在一个月内收到了超过1500份投稿,而PeerJ在2017年全年仅发表了1370篇文章。免费带来的海量投稿既让开放获取人士备受鼓舞,也反映了作者的窘境 —以前付不起钱看文章,现在付不起钱发文章。要知道,PeerJ的APCs价格仅为每篇1095美元,而主流商业期刊的价格是5000美元左右。可以说,众多学者被APCs阻挡在开放获取的大门之外。近年,以S计划为代表的科研政策开始对定价机制加以干预,这使得开放获取博弈更加复杂深入。
  2018年5月,咨询机构TTOA Consortium(隶属于公平开放获取联盟)向欧盟提交了一份APCs研究报告,对合理价格提出建议。据测算,目前欧洲学者支付APCs的均值为每篇3800~5000欧元;但如果计算出版流程的实际成本——包括编辑人工、平台运营、发行存储等,合理价位不应超过1400欧元[5]。S计划草案中所规定的APCs价格仅为1000美元,甚至低于TTOA的测算,这对商业出版商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当然,学术界的主流态度——包括欧盟S计划的制定者,并不是将出版商踢出局,而是希望与出版商合作;同时必须限制出版商的暴利模式,尤其在开放获取收费方面。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优化出版传播流程,使开放获取的经济成本透明合理[6]。


  3 “镜刊”与开放出版微创新
  开放获取发展有一个有意思的困局:OA期刊总体上影响因子不高,而高影响因子期刊对OA的热情不高 — 无论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还是为品牌声誉着想。“镜刊”模式(mirror journals)的出现,给高影响因子期刊提供了一个低成本、低风险的试错机会。镜刊模式的想法很简单 — A刊保持订阅模式,B刊完全开放获取,二者共享作者队伍、专家编委、发行渠道、投稿系统等所有资源,甚至用同样的刊名,但刊号不同。爱斯唯尔推出的Journal of Water Research X和Journal of Hydrology X都属于镜刊,其中刊名后缀“X”代表OA镜刊。
  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新OA镜刊可借助原刊的品牌优势和资源迅速建立影响力。同时,出版商可通过镜刊进行一些大胆的OA尝试。在目前科研政策环境下,镜刊可以有效兼顾作者群体的不同需求,例如,欧盟作者可在镜刊发文,以满足科研基金的硬性要求;而其他国家作者仍可选择传统主刊。这样,镜刊模式以较低的成本,为出版商和作者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对机构市场而言,订阅主刊的图书馆可享受镜刊的开放获取出版折扣,这有利于降低学术出版的整体成本。
  镜刊模式也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开放获取的质量控制争议。作者在镜刊提交论文时,使用与原刊一样的投稿和同行评议系统。在稿件被采纳后,作者才会选择出版方式:传统期刊,还是OA。换言之,在镜刊模式下,编辑把关与财务考量是完全脱钩的 — 编辑决定是否录用稿件时,并不知晓作者是否选择OA。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作者付费的开放获取出版的弊病 —编辑决策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
  除了出版商主导的镜刊模式创新,2018年还出现了很多学者引领的新出版模式(Scholar-led Publishing)。2018年发布的JISC研究报告《改变出版生态》系统展示了这一领域的现状与趋势,包括大学出版社、独立期刊与独立图书出版、机构知识库以及图书馆出版服务等。这些由学术机构和学者领导的替代开放获取模式,具有颠覆潜力,也面临着各种问题。从商业模式上看,传统订阅和图书售卖不再是核心,出版机构更多依靠基金支持和机构补贴,还有捐助、众筹和Freemium 模式。在内容授权方面,学者引领的出版模式多采取开放的Creative Commons,而非传统版权模式,允许内容的再度开发与使用,促进知识分享。运营成本方面,替代模式有一定优势,可充分利用现有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源(如图书馆和IT人员)、机构补贴及义务无偿劳动。目前,商业学术出版体系运营成本高昂,已进入了难以持续发展的经济困境;出版商高达30%以上的利润率也引发多方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替代模式的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
  独特的经济模式也提供了创新空间。2018年4月,加州大学出版社创办了一份新OA期刊,名为Collabra,覆盖生命科学、环境生态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它的文章处理费(APCs)统一为875美元,有意思的是,该期刊尝试重新分配APCs收入,以回馈学术社群。他们用其中的625美元来支付出版和运营开销,将其余250美元存入专有账户,付费给编辑和提供同行评议的学者。一直以来,在西方期刊出版体系中,编辑审稿都没有经济报酬,完全依靠学者无偿提供劳动和智慧。随着期刊数量井喷,高水平审稿人早已经成为稀缺资源。Collabra模式试图回馈审稿人和编辑的做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学者运营的独立出版模式资源匮乏,总体非常脆弱。他们不但面临财务压力,也常常因为主编或核心编委离开而关闭。从学术评价角度看,这些独立刊物一时间很难进入SCI等大型检索,也就难以吸引高质量投稿,这是另一个重大挑战。Mattering Press 的Joe Deville对所处困境描述如下:“我们这样的出版机构也就勉强糊口,非常不稳定,转眼就可能倒闭。所有的科研基金都是发给科研人员的,对我们这些致力于学术出版服务的机构和个人视而不见。”[7]这一呼声应该得到科研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目前学术出版体系的诸多问题,根源就是出版商,尤其是五大巨头的垄断;开放获取出版体系必须是多元化的、竞争性的,不能再由商业机构完全把控,而扶持非出版商运营的替代模式至关重要。


  4 学术出版产业链上移
  面对激烈的利益博弈和产业转型变局,学术出版商必须在商业模式方面不断创新,以开拓新的产业链空间,并在数字学术体系中重新建立影响力。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学术出版巨头,正在利用开放获取带来的大数据优势,从单纯依赖订阅收入的学术内容提供商转为数据运营商[8],并相应地升级产品和服务:其一,为学者提供社交化和个性化的出版阅读服务;其二,为机构用户提供高附加值的专业信息服务和解决方案。在这种背景下,学术出版产业链的上移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互联网公司与出版巨头在学术大数据方面的布局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并购潮。在2018年,大数据巨头Clarivate Analytics收购了开放获取新贵Kopernio。Kopernio又名反付费墙(unpaywall) — 主要功能是帮助用户找到免费版本的论文,其用户数据的商业价值不言而喻。要知道,Clarivate Analytics还拥有引文数据检索机构Web of Science,此番收购开放获取门户,彰显其整合学术文献使用数据、拓展学术大数据版图的野心。
  出版巨头爱思唯尔在这方面也是当仁不让。经过近年一系列并购,爱思唯尔在开放获取与开放科学领域的布局日益清晰:立足于大数据资源,并购开放创新企业,结合自身的内容优势和品牌优势,建立并保持新的霸权地位。爱思唯尔业已收购了两大开放科学平台:拥有500万用户的Mendeley和拥有200万注册会员的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除了掌控海量数据,爱思唯尔也不断收购技术软件公司,以构成完整生态链。在收购Plum Analytics(替代计量因子领域的先驱公司)和bepress(学术出版软件开发企业)后,爱思唯尔在2018年并购了Aries Systems,完成了生态系统拼图。Aries的总部位于波士顿,是出版工作流程领域的顶尖企业,为各类出版商提供从投稿、评议、产品追踪到电子商务的全流程解决方案。
  爱思唯尔的新战略已初见成效,助其在开放学术领域建立影响力。2018年6月,欧盟宣布开发新学术评价体系,利用大数据技术来评估开放科学成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承担这项开放评价体系建设的,是公认的“开放科学公敌”爱思唯尔。这一决定激怒了很多人。《卫报》的专栏文章言辞激烈 — “这就是纵容爱思唯尔腐化开放科学”[9]。但欧盟决策者有其苦衷:目前最具规模、最具价值的学术数据,已被爱思唯尔掌控;不但如此,爱思唯尔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CiteScore体系,正在逐步取代影响因子,并有望成为开放学术评价的基础信息服务。这里需提及另外一项独立研究,它揭示了爱思唯尔如何利用数据霸权打压竞争对手。该研究对比了学术出版物在CiteScore体系与影响因子体系的评分,结果发现,爱思唯尔期刊的打分提升了25%,而其主要竞争对手Springer Nature期刊的得分降低了40%[10]。
  “这是开放获取和学术出版领域的数据资本主义!”Hagner Michael在其论文中如此定义爱思唯尔的新模式[11]。他警告说,开放获取不但提供了全球共享的公共学术资源,也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超级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为商业巨头提供了攫取巨额利润的新金矿。与Hagner的批判视角不同,管理咨询专家Joseph Esposito的产业链分析认为,学术传播的经济价值正在向产业链的上游移动(Upstreaming)[12],即出版商在内容领域无法获取足够利润,开始通过数据资源和信息服务来满足更复杂、更定制化、更具效率的需求。这些产业链上游的新商机为出版商带来了三大新收入流:第一,销售各种信息出版工具;第二,销售数据——无论是文献内容数据,还是使用数据;第三,将内容、信息服务和分析工具深度整合,即便内容必须开放获取,机构和个人用户仍需购买整个产品包。


  5 结语:中国学术出版的开放机遇
  开放先驱Martin Weller在其2014年出版的专著《开放之战 (The Battle for Open)》中预言,开放模式已经从边缘走向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的胜利;相反,开放的路线之争才刚刚开始[13]。2018年欧美开放获取的发展诠释了这场利益博弈的复杂激烈以及对未来学术出版的深远影响。那么,中国在全球学术出版的开放变局中该扮演什么角色?
  联名抵制S计划的学者Lynn Kamerlin曾指出,除非中国和美国以实际行动响应,欧盟无力单独改变学术出版体系。2018年12月,在第14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上,来自中国三大科研机构的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明确表态支持开放获取S计划,支持公共资助的研究论文立即开放获取。这一声明传递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全球开放获取界对此反响热烈。事实上,作为世界科研论文数一数二的大国,中国已拥有了影响国际学术出版发展走向的地位与实力。中国科研机构和决策者需要做的,是深刻理解全球学术出版的利益博弈和未来数字学术的发展趋势,并积极参与到这场转型变革中,共同建立一套更合理、高效和健康的学术出版体系。
  另一方面,中国对策需结合国情,有针对性地解决自身学术科研体系的问题,例如,科研评价对国际出版商和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过分依赖,以及国内出版机构在国际学术话语权方面的缺失。事实上,全球开放获取变革为中国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机。中国学术出版业、开放获取界以及科技政策制定者应该顺应全球变革趋势,改革自身科研评价机制,并借此推动学术出版业升级——不仅是技术升级,更重要的是,在新数字科研传播体系中的价值重构与模式创新。


参 考 文 献
[1] Chawla D. Documentary puts lens on the open-access movement upending scientific publishing [EB/OL]. (2018-09-05) [2018-12-10].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8/09/documentary-puts-lens-open-access-movement-upending-scientific-publishing.
[2] Monbiot G. Scientific publishing is a rip-off. We fund the research – it shouldbefree.[EB/OL].(2018-09-13)[2018-12-11].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sep/13/scientific-publishing-rip-off-taxpayers-fund-research.
[3] Bjrk B. Growth of hybrid open access, 2009–2016[J/OL]. PeerJ, 2017 (5): e3878. https://doi.org/10.7717/peerj. 3878.
[4] Smith A. Cambridge’s RCUK/COAF Open Access spend January 2017-March 2018 [EB/OL]. (2018-05-18)[2018-12-14].https://unlockingresearch-blog.lib.cam.ac.uk/p=2055.
[5] Knecht D. “Native” open access publishers propose a new publishing deal [EB/OL].(2018-06-18)[2018-12-14].https://www.scienceguide.nl/2018/05/native-open-access-publishers-propose-a-new-publishing-deal/.
[6] Hiltik M. In UC's battle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scientific publisher, the future of information is at stake [EB/OL]. (2018-12-07) [2018-12-13]. https://www.latimes.com/business/hiltzik/la-fi-hiltzik-uc-elsevier-20181207-story.html.
[7] Adema J , Stone G. Changing publishing ecologies:A landscape study of new university presses and academic-led publishing [R/OL]. (2018) [2018-12-13].https://repository.jisc.ac.uk/6666/1/Changing-publishing-ecologies-report.pdf.
[8] 任翔. 学术传播的数据化与智能化:2017年欧美学术出版产业发展评述 [J]. 科技与出版,2018(2):6-12.
[9] Tennant J. Elsevier are corrupting open science in Europe [EB/OL]. (2018-06-30) [2018-12-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political-science/2018/jun/29/elsevier-are-corrupting-open-science-in-europe.
[10] Straumsheim C. How to Measure Impact [EB/OL]. (2016-12-14) [2018-12-24].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6/12/14/exploring-citescore-elseviers-new-journal-impact-metrics.
[11] Hagner M. Open access, data capitalism and academicpublishing [J]. Swiss Med Wkly, 2018 (148): w14600.
[12] Esposito J. Upstreaming: The Migration of Economic Value in Scholarly Publishing[EB/OL].(2018-11-27)[2018-12-24]. 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18/11/27/upstreaming-the-migration-of-economic-value-in-scholarly-publishing/.
[13] Weller M. The Battle for Open: How openness won and why it doesn't feel like victory [M]. (2014).London:Ubiquity Press.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fjKSqo8GiGdbdQvIdVEO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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