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数字出版的飞速发展开始于1995。在2000年之后，随着个人PC和互联网的普及，数字出版经历了一个飞跃。跟国内数字出版发展轨迹不同的是，国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且发达的拨号上网阶段。在流量受限的情况下，完善而多元的基于文本的网络服务成为主体。这些奠定了西方国家数字出版的坚实基础，尤其是英国和美国。

反观我国，互联网真正走向大众，是从2005年左右宽带普及开始的。在宽带之前的十几年中，我国互联网是绝对的精英媒体和小众媒体。而宽带的到来，将互联网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从文本媒体转化为多媒体，从精英媒体转化为大众媒体。由于缺乏一个从精英到大众的过度时期，在我国互联网服务中，知识含量和知识服务的比重很小，而影音多媒体、网络游戏、大众社区很快成为了主角。这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立足于思想传播、文化传承，基于文本形式的数字出版在前些年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当然，语境的因素并不是我国数字出版滞后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出版社的运营体制和盈利模式，造成了一个靠教材维系、以炒作发财的浮躁而不思进取的出版业。另一方面，数字出版的最佳赢利点在学术图书和专业图书，而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包括专业内容市场，缺乏系统开发和完善运营。包括部委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在内的国内科技出版体系，在开发专业图书和学术图书方面远远逊于西方同行。我们没有世界一流的学者，世界一流的学术出版商，和世界一流的学术专著，跟我国出版业长年以来”靠教材，重通俗，轻专业“的文化有直接关系。

这些深层次因素，决定了当我国出版业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的时候，要迎头赶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的时候，我们的出版业处在一种先天不足的状态。而这种先天不足加之急功近利，很容易引发一场大跃进。从这两年如火如荼的数字出版发展来看，很多潜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商业模式简单重复。纵观国内各大出版集团的数字出版战略，真正具有创意性、前瞻性的模式几乎没有。所有的商业模式，不是照搬西方同行，就是互相克隆，大同小异。如此下去，数字出版领域的重复建设将非常严重，这一方面浪费了国家资源，另一方面使本来就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数字出版业永远落后一步。

第二，发展数字出版的思路老套。数字出版从本质来讲是文化创意产业。在西方，数字出版的主体一方面是各大出版巨头，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他们有活力，有创造性，有激情，有专业背景。可以说，整个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是创意和中小企业成功的历史。违背这个规律，一味通过出版集团，大型化平台，垄断资源来发展数字出版，恐怕会扼杀整个行业的创造性和活力。

第三，产品定义没有突破。从理论上讲，信息时代出版社的角色是信息服务商，或者说知识咨询者，虽然很多出版集团的老总在讲话里开始引用这个观点。但是在战略运营上，却丝毫体现不出这些理念。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数字出版时代，我们对于产品的定义依然是”图书“，而不是信息。我们对产品的理解依然是一个商品，而不是服务。这种理念继续下去，我国的数字出版只能是数字化的传统出版，而不是数字时代的出版。（任翔/文，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