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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行政化“泛化”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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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行为等，都可以归结为是各种文化现象，也都可以从“文化”上找到其开始的根源。文化联系着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文化是人类社会可以遗传的基因。1950年代早期，北美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克莱德•克拉克对可以搜集到的100多个文化定义进行归结，认为文化的定义可分为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文化是现实的行为，另一方面，文化是构成行为原因的抽象的价值、信念和世界观。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文化内核是无形的信仰、观念和价值；文化的外在表现是括有形实物、符号或技术。由是观之，大学行政化“泛化”问题在从外部和内部制度、资源依赖等方面找原因的同时，还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大学行政化“泛化”的根源。
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大学行政化“泛化”问题，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原因。这些原因归结为一点即是我们骨子里面都遗传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官本位”文化基因。官本位文化在影响大学行政化方面的三个主要机制是：“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目标；“一官九儒”的职业共识；“官本位”的评价机制。
“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目标
在《论语·子张》中有这样两句话：“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句话的最初意思是在学习之余还有余力或者闲暇，就去做官。这里的“优”通“悠”。但后来这句话的意思逐渐演化为“学习成绩优秀然后被提拔当官”。可以说孔子是主张“学而优则仕”的第一人。孔子的一生也在践行这一理想。孟子也曾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这方面与孔子一脉相承，在他看来，士之为仕就像农夫耕田一样，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自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孔子、孟子所倡导的“士为仕”的文化价值目标，一直成为我国知识分子一种无二的选择。
在大学里，这种表现也十分充分。一是“学而优”的人“被封官”，“封官”是国家引进人才的策略，也是大学引进人才的一个基本策略；二是大学教师“想当官”，大凡大学有行政岗位，即便是一个“科长”岗位，也会有大批教师包括一些学术有潜力的博士去竞聘；三是大学生把“当官”当成一种理想目标，大学生考公务员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成为一种潮流。在大学内，人们也普遍把“学生会干部”、“班干部”当成“官”；四是大学行政人员把自己“理想化”、“全能化”，当自己当成大学的主人、大学发展的责任人。在这种价值理想文化的培育下，大学想不行政化都难，行政化走向行政泛化也是必然的事情。
“一官九儒”的职业共识
当年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新闻记者们前去采访他的母亲时，对她说：“您有这样一位儿子，一定感到十分骄傲。”杜鲁门的母亲回答道：“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位儿子，也同样让我感到骄傲——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这是一个美国母亲的职业观。而在中国，我们判断人的成功往往是看其职业，然后看其在“单位”中的职务。南宋遗民谢枋得有这样的说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九儒十丐》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在中国，当官的被称为“老爷”，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则被称为“臭老九”、“教书匠”。“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走向成功、改变命运、光宗耀祖的惟一途径。一旦乌纱盖顶、蟒袍加身，则被视为是“很成功”。
这种职业共识在大学里也是普遍存在的。在大学里被视为成功者的往往是由教师转岗成为各级行政官员的“教师”，他们有“教授”的头衔，但他们更有“校长”、“处长”的标识。而后者与个人的实际利益关联更大些。“长”意味着好的待遇、好的办公条件、戏的主角。梅贻琦对于校长有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率领职工为教授搬椅子的人；二是京剧中的“王帽”，虽然行必仪仗森严，但主要的戏却不是由他唱的。[1]而如今，校长是坐轿子的人，教师教授则是抬轿子的人。如此职业共识的中，大学行政化安能不走向“泛化”？！
“官本位”的评价机制
“官本位”的评价机制即是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如工程师相当于正科级；教授则相当于正县级；校长相当于厅局级（副部级）等，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由此在大学中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好”的集体意识。并因此在大学中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敬畏和追求，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对上级领导的依附意识。
在这种评价机制的作用下，大学里以当官为荣，以当官为尊，以当官为大。在大学里，有“长”的教授被称为“*长”而不是教授，甚至学生称带“长”的导师也不是“老师”而是“*长”；学校领导到二级单位去调研工作，二级单位不自觉地按政府官员的接待方式进行接待，全体二级单位领导均需陪同汇报，否则就被看成是对校长的不礼貌；在大学里，官越大，权威也就越大。无论是学术性会议还是议政咨询型会议，领导都是权威，他的发言现在多被称为“指示”。久之，人们对学术的评价，对学术的敬畏，均转化为对领导的敬畏和领导对下属的评价。大学行政化在官体位的评价机制作用下更加严重，并走向泛化。
“大学不是衙门”，安徽大学原校长后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刘文典1928年说的这句话在今天显得特别有意义。大学要去掉“官本位”的文化基因，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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