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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常书鸿,致敬中华文明的守护神!

已有 913 次阅读 2017-1-6 22:03 |个人分类:杂文评论|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常书鸿 敦煌守护神 中华文明

中午和同事一起讨论下学期要开的新课《创新思维与表达艺术》,谈了很多关于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内容,其中说到我们文化的传承,我说要真的要感谢100多年前李大钊、胡适、鲁迅那个时代的那批知识分子们,他们在我华夏文明积贫积弱、面对西方文明的攻城略地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学贯中西的他们没有放弃,甚至是更加深刻冷静狂热地爱着这千年的文明,并万死不辞地把它守住了,没有向西方缴械和投诚,才有了今天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崛起。没想到刚刚就机缘巧合看到了“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故事,真的是完全契合了我的那段话,贵族出身并且是留学精英的他,竟然在书摊上意外发现华夏文明的代表“敦煌”并且从此矢志不渝地守护了敦煌一生,历经战火纷飞、穷困潦倒、妻离子散和造反批斗都不改初衷,坚守敦煌60载,终于让敦煌学回归中国,让世界认识中华文明瑰宝,让敦煌成为世界艺术宝库的殿堂!

看着这些文字,我不仅落泪,感谢常书鸿,感谢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为我们守住了这文明的血脉!致敬常书鸿,致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这一批华夏文明的守护神!

常书鸿:大爱若痴    

发布时间:2014-03-04    文章来源:   人民网    



常书鸿(油画)

1948年,常沙娜赴美国学习前夕与父亲合影。

1954年,常书鸿在莫高窟指导工作人员维修栈道。

1991年,常沙娜与父亲在北京合影。

“痴”,在这个时代或许已属罕见,甚至常常和“傻”联系在一起,为人不屑。

其实,无论是搞科学研究,还是从事艺术创作,干事业总需要一些“痴”的精神。这种“痴”,是一种超脱世俗的追求,是一种专注忘我的境界。

常书鸿就是这样一个“痴人”,他痴守莫高窟50年,几乎把一生都交付于他所痴迷的敦煌,无怨无悔地守护着这座人类的艺术宝库。

午后的北京,记者如约走进常沙娜的家,窗前绿植环绕,墙上挂着她与父亲常书鸿的合影,从青春到年迈。

常沙娜从柜子里取出一本画册,那是她年少时跟随父亲在敦煌莫高窟里临摹的画作集。

“你看,这是我跟父亲的学生在159号洞窟临摹的普贤菩萨图,那时候我14岁;这是我17岁时,在290号洞窟临摹的飞天图……”

熟悉的画面一页一页翻过,如今已82岁的常沙娜眼里放射出青春的光芒。她说,看着这些画,耳畔仿佛又响起了莫高窟大佛殿檐角叮叮当当的铃声……

痴迷

从此,中国画坛少了一名优秀的画家,但敦煌有了最可贵的守护者

解放周末:您跟随父亲在敦煌生活了多长时间?

常沙娜:我12岁那年跟着父母去了敦煌,一直到17岁。

解放周末:那段时间,父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常沙娜:父亲那时候特别忙,常常顾不上我,但我喜欢跟着大人们进洞窟,看他们工作。后来父亲就抽空给我讲壁画里的故事,教我画画的基本功,让我跟着大人们一起临摹。一个人在洞窟里时,我还会对着墙上的“飞天”唱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长亭外,古道边……”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解放周末:您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艺美术设计家、教育家,还编著了《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等,这一切是不是都与年少时在敦煌的经历有关?

常沙娜:是的,父亲给我起名“沙娜”,好像就注定了我们全家与沙漠的不解之缘。

1931年,一个女孩在法国里昂出生,父母借里昂的护城河名“Soane”,为她取名“沙娜”。

常沙娜的童年记忆都在巴黎。每逢周末,家中的小客厅就成了中国留法学生的艺术沙龙,徐悲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这些日后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闪耀的名字,她从小就熟知。而在当时,最令这些人羡慕的,是她的父亲常书鸿。

那时,这位只有三十岁出头的浙江青年已留法近十年,是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最得意的学生。他的画作多次跻身法国国家沙龙展,连续四年斩获三枚金奖和两枚银奖,更有作品被收入法国国家博物馆,前途不可限量。与此同时,常沙娜的母亲也在巴黎学习雕塑。这个艺术之家的生活,如轻快的手风琴般,安定舒适。

一天下午,常书鸿像往常那样溜达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淘书。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册子吸引了他的目光,里面全都是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盗宝时所拍下的图片。常书鸿被迷住了,他第一次知道敦煌在自己的祖国,痴痴地捧着书,直到收摊也舍不得放下。见这个年轻人一连几天都来看这本书,摊主告诉他,吉美博物馆里就有敦煌的艺术品。

从吉美博物馆回来,常书鸿难掩兴奋之情,他激动地对妻子说,自己过去一心倾倒于希腊、罗马的西洋文化,竟不知道自己的祖国还有这么一座不可思议的艺术石窟,真是数典忘祖,不知如何忏悔才好。

“从那天起,敦煌就成了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常沙娜说。

1936年,常书鸿拿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聘书,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等待他的,并不是梦想中的敦煌。回国后的第二年,抗战爆发,常书鸿刚刚把妻子与常沙娜接回国,一家人就被裹挟进了长达4年的颠沛逃亡,直到他在重庆谋得了一个教育部下辖的职位,一家人才安定下来。不久,长子于嘉陵江边出生,取名嘉陵。

1942年的一天,一场“战争”突然在这个平静的四口之家爆发。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联合举荐下,常书鸿成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

“母亲对父亲说,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沙娜也不能去,她还要上学。她对我说,我们好不容易不必再逃难了,现在你爸爸又要到甘肃去,那里连房子都没有。”常沙娜还记得母亲当时的震怒。

不想去敦煌的,何止是他的妻子。在兰州招募工作人员时,“敦煌”二字几乎无人问津。经过苦苦劝说,一名曾在北平艺专就读的学生终于答应跟随常书鸿去敦煌。后来又想方设法招来了文书和会计,一行6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的毡帽,顶着早春刺骨的寒风,开始了敦煌之行。

临行前,梁思成送给常书鸿四个字:“破釜沉舟!”

从此,中国画坛少了一名优秀的画家,但敦煌有了最可贵的守护者。

痴爱

张大千临走时对常书鸿说,“你在这里是无期徒刑啊”

解放周末:在敦煌莫高窟生活的日子,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常沙娜:到那儿吃的第一顿饭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一碗厚面片、一碗醋、一碗颗粒很大的盐。父亲告诉我,这里的水碱性很大,以后每顿饭都要记得喝点醋。父亲在法国的时候习惯喝咖啡,所以把咖啡壶也带去了敦煌,可他喝到的总是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那里没有糖,而水又是咸的。

解放周末:这样的生活条件和你们过去的日子反差太大了。

常沙娜:我那时候还小,到了那里什么都觉得新鲜。但大人们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最怕的是生病,特别是怕生急病。莫高窟离县城远得很,头一年只能靠一辆木轮老牛车进出,往返至少要一天一夜。我记得研究所有一位职工发高烧,父亲准备用牛车拉他进城,动身前,他含着眼泪说:“所长,我看来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千万别把我扔在沙子里,请你把我埋在土里啊。”病愈后,他就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

解放周末:这么苦,父亲有没有后悔的念头?

常沙娜:他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还在那里临摹壁画,临走时,他对我父亲说“我们先走了,你留在这里可是无期徒刑啊!”但我父亲说,自己是“杭铁头”,就是把“牢底”坐穿,也在所不辞。“杭铁头”是我们杭州人的说法,意思是认定了的事就绝不后悔,永远带着一股子犟劲。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是陈寅恪先生曾经的感叹。

当常书鸿来到心中的圣地,站在曾经轰动世界而彼时已被盗宝者掠夺一空的藏经洞时,他百感交集。突然,“轰”一声巨响,洞窟上方的危檐崩落了一块大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

令常书鸿感到辛酸的是,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早已四散,剩下的千佛洞也一直遭受着自然与人为的双重破坏。在众多无人看管的洞窟里,珍贵壁画早被偷盗者用胶布粘走,剩余有不少被烟熏得漆黑一片,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随意打穿,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堆积在洞窟里,几十年来无人清理,不少洞窟已被流沙掩埋。

“我父亲是艺术家,但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却无关艺术,都是实实在在的体力活。”常沙娜说。

当务之急是修建一道围墙,禁止人们随意出入,破坏洞窟。当地人建议,莫高窟的水很咸,只要夯实了,便可用沙土筑墙。于是,常书鸿带领所里人起早贪黑干了50多天,筑起了一道上千米的沙墙。

紧接着是清理沙子。常书鸿估计,洞窟里面的沙子大约已有10万立方米,如要清扫,按照当时的工价,需要300万元,但所里的经费只有5万元。

“父亲和同事们发明了一种‘拉沙排’。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喊着号子,互相比赛,就这样把积沙一排一排刮到水渠边,然后提闸放水,把沙冲走。”

接着,要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编号、普查。常书鸿不得不频频爬到那些早已颓败不堪的残余栈道上,可有些栈道实在无法攀爬,于是,他们又发明了一种叫作“蜈蚣梯”的独木梯。有一次,他和同事爬上九层楼高的洞窟,突然,蜈蚣梯翻倒了,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能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崖往上爬,险些摔下山崖。

对洞窟里的壁画进行临摹,更不轻松。临摹洞顶上的壁画时,只能抬头看一眼,低头画几笔,才一会儿,脖子和手臂就十分酸麻。幽暗的洞窟中还需要点蜡烛,烛光摇曳忽明忽暗,眼睛特别酸。

临摹需要大量画笔和颜料,但茫茫大漠到哪去找这些用具?笔秃了,只能简单修理,一用再用;没有颜料,就用红泥、黄泥土法自制。

由于经费短缺,到敦煌不到半年,研究所已债台高筑。为了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常书鸿常常只身跋涉戈壁,往返城乡,清晨出发,半夜才归。

许多个梦里,他仍骑着骆驼,在无垠的沙漠中前行,恍惚间,一大块壁画掉落下来,压在他身上。他吓醒过来,只听到大佛殿檐角的铁马铃在夜色中叮当作响。

痴守

“这些东西已经一千多年了,再也经不起哪怕一丝一毫的破坏了”

解放周末:父亲有没有对您讲过,他为什么要坚持守在敦煌?

常沙娜:父亲从不对我讲大道理,但我看到的一切都在告诉我,敦煌如果再没人保护,就快毁了。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官来莫高窟游览,向我父亲提出要从洞窟中带走一件北魏彩塑菩萨像,说是放在家中让他妈妈拜佛用。父亲费尽口舌,最后提出用我画的飞天像作交换,才把那个家伙送走。

解放周末:与大自然的侵蚀相比,人为的破坏和掠夺更可怕。

常沙娜:以前张大千在的时候,习惯用透明的纸在墙壁上把壁画印摹下来,然后再画,这样比临摹要快得多。我父亲给我和其他工作人员都立下规矩,决不允许再拓,只能对着临摹。他对我说,沙娜,你把纸钉在墙上,起码要钉两个图钉,那壁画上就会多两个洞,这些东西已经一千多年了,再也经不起哪怕一丝一毫的破坏了。

解放周末:他像爱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惜敦煌。

常沙娜:是的,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心头肉。从到敦煌的那年起,他就带头每年种树,他说树木多了,才能为莫高窟遮挡风沙。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惜木如命。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造反派批斗他时,就故意当着他的面砍树。

1945年的春天,妻子突然向常书鸿提出,自己要去兰州看病。一去就没了音讯。

常书鸿心急如焚,策马狂追,跑了200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抢救持续了三天,当常书鸿醒来时,妻子已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与他脱离关系的声明。相守了20年的夫妻,从此成了陌路。

几个月后,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敦煌,常书鸿则接到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握着电文,常书鸿泪流满面。

“常先生,我们要回家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向他告别。常书鸿无从挽留,他深知经费已经断绝,每个人都思乡心切,熬了这两年,已属不易。

常沙娜说,她至今还记得那个人去楼空的夜晚,空荡荡的莫高窟只剩下她和父亲、弟弟,还有两个工人。万籁无声的夜,常书鸿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披衣下床,手持一支蜡烛,走进熟悉的254号洞窟。

烛光中,墙壁上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曾经看过无数遍。佛的前身萨埵那是古印度的王子,他看到山崖下即将饿死的老虎母子,就纵身跳下悬崖。此时大地震动,风云变色,他用自己生命的结束换来了老虎生命的延续。此时,张大千的话又在耳畔响起。常书鸿想,如果守在这里真是一场无期徒刑,那他的刑期才刚刚开了个头,绝不能就这么走了。

常书鸿决心放手一搏,去重庆求援。

“1945年的冬天,两头毛驴上分装着简单的行李,我搂着弟弟嘉陵骑着一头,父亲骑着另一头,流着泪离开了敦煌。”常沙娜回忆道:“临行前,父亲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作为路上的资费。”

途经兰州时,常书鸿为了造势,举办了一场以莫高窟壁画和景物为题材的父女画展。画展异常成功,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很喜欢常沙娜的画。几年后,常沙娜在她的邀请下远赴美国学习艺术。

到重庆后,常书鸿奔走相托,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一批“敦煌卫士”全力相助,纷纷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挽救敦煌研究所。

常书鸿辗转找到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当即决定把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经费、编制、材料、设备,还拨给他一辆十轮大卡车。

回到敦煌,常书鸿招兵买马,开始了“二次创业”。几年间,郭世清、刘缦云、霍熙亮、段文杰等几十位后来名垂敦煌史册的工作者,纷纷加入了莫高窟保护的队伍。临摹、维修、加固……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了正轨。

痴心

“如果真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解放周末:父亲在您心中是个怎样的人?

常沙娜:大家都说他是个“痴人”,为了敦煌的事业,他抛却了自我,甚至抛下了自由。在我看来,用一生痴守着自己的信念与理想,也让他拥有了常人体会不到的快乐。

解放周末:对事业的一片痴心,带给他无限的幸福感。而这份“痴”,在今天似乎越来越稀缺了。

常沙娜:是的,但我相信“痴”的力量是可以“传递”的,父亲身上的痴劲,影响了他身边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他离开后,一代代敦煌人都在追随他的脚步,继承发扬父亲开拓的事业,为世代后人守护这份人类的财富和瑰宝。

如今,在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故居里,仍保留着他当年的全部家当:一方土炕、一盏油灯、两张简陋的书桌、几把残破的板凳,还有一架掏进墙壁的土书架……

1954年,这方天地里第一次通上了电。当电灯亮起的那一晚,常书鸿激动得像个孩子一般从这个洞窟跑到那个洞窟,在他眼中,这些上千年的壁画和彩塑好像散发出从未有过的灿烂光辉。他甚至觉得,墙上的侍女都在对他笑。

在常沙娜眼里,父亲就是这么个“痴人”,总能在困顿中寻找到快乐。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里,常书鸿不得不趴在地上给猪喂食。给他平反的那天,他把全所人员喊到家里,其中也包括那些“打倒”他的人。他笑着亲自下厨,做了几大盆法式春卷。

常沙娜告诉记者,她至今保留着父亲曾经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到了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常沙娜已经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名教师。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花顶、琉璃瓦的门楣栏板、花岗岩台阶上须弥座的浮雕图案、北大厅墙板的“春夏秋冬”浮雕装饰……在常沙娜参与设计的作品里,几乎都有敦煌元素。

晚年的常书鸿搬到了北京,尽管住在高干楼里,他还时常像个孩子一般喃喃自语:“为什么让我住在这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

常书鸿的家中总挂着一串铃铛,他说,莫高窟大佛殿檐角摇曳的铁马铃声听了50年,现在“客寓京华”,挂上这串思乡的铃铛,聊胜于无。

常书鸿生前始终以“敦煌人”自居,去世之后,按照他的遗愿,仍长眠敦煌。

曾经有人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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