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大爱若痴    

发布时间：2014-03-04    文章来源：   人民网    

常书鸿（油画）

1948年，常沙娜赴美国学习前夕与父亲合影。

1954年，常书鸿在莫高窟指导工作人员维修栈道。

1991年，常沙娜与父亲在北京合影。

“痴”，在这个时代或许已属罕见，甚至常常和“傻”联系在一起，为人不屑。

其实，无论是搞科学研究，还是从事艺术创作，干事业总需要一些“痴”的精神。这种“痴”，是一种超脱世俗的追求，是一种专注忘我的境界。

常书鸿就是这样一个“痴人”，他痴守莫高窟50年，几乎把一生都交付于他所痴迷的敦煌，无怨无悔地守护着这座人类的艺术宝库。

午后的北京，记者如约走进常沙娜的家，窗前绿植环绕，墙上挂着她与父亲常书鸿的合影，从青春到年迈。

常沙娜从柜子里取出一本画册，那是她年少时跟随父亲在敦煌莫高窟里临摹的画作集。

“你看，这是我跟父亲的学生在159号洞窟临摹的普贤菩萨图，那时候我14岁；这是我17岁时，在290号洞窟临摹的飞天图……”

熟悉的画面一页一页翻过，如今已82岁的常沙娜眼里放射出青春的光芒。她说，看着这些画，耳畔仿佛又响起了莫高窟大佛殿檐角叮叮当当的铃声……

痴迷

从此，中国画坛少了一名优秀的画家，但敦煌有了最可贵的守护者

解放周末：您跟随父亲在敦煌生活了多长时间？

常沙娜：我12岁那年跟着父母去了敦煌，一直到17岁。

解放周末：那段时间，父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常沙娜：父亲那时候特别忙，常常顾不上我，但我喜欢跟着大人们进洞窟，看他们工作。后来父亲就抽空给我讲壁画里的故事，教我画画的基本功，让我跟着大人们一起临摹。一个人在洞窟里时，我还会对着墙上的“飞天”唱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长亭外，古道边……”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解放周末：您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艺美术设计家、教育家，还编著了《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等，这一切是不是都与年少时在敦煌的经历有关？

常沙娜：是的，父亲给我起名“沙娜”，好像就注定了我们全家与沙漠的不解之缘。

1931年，一个女孩在法国里昂出生，父母借里昂的护城河名“Soane”，为她取名“沙娜”。

常沙娜的童年记忆都在巴黎。每逢周末，家中的小客厅就成了中国留法学生的艺术沙龙，徐悲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这些日后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闪耀的名字，她从小就熟知。而在当时，最令这些人羡慕的，是她的父亲常书鸿。

那时，这位只有三十岁出头的浙江青年已留法近十年，是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最得意的学生。他的画作多次跻身法国国家沙龙展，连续四年斩获三枚金奖和两枚银奖，更有作品被收入法国国家博物馆，前途不可限量。与此同时，常沙娜的母亲也在巴黎学习雕塑。这个艺术之家的生活，如轻快的手风琴般，安定舒适。

一天下午，常书鸿像往常那样溜达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淘书。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册子吸引了他的目光，里面全都是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盗宝时所拍下的图片。常书鸿被迷住了，他第一次知道敦煌在自己的祖国，痴痴地捧着书，直到收摊也舍不得放下。见这个年轻人一连几天都来看这本书，摊主告诉他，吉美博物馆里就有敦煌的艺术品。

从吉美博物馆回来，常书鸿难掩兴奋之情，他激动地对妻子说，自己过去一心倾倒于希腊、罗马的西洋文化，竟不知道自己的祖国还有这么一座不可思议的艺术石窟，真是数典忘祖，不知如何忏悔才好。

“从那天起，敦煌就成了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常沙娜说。

1936年，常书鸿拿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聘书，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等待他的，并不是梦想中的敦煌。回国后的第二年，抗战爆发，常书鸿刚刚把妻子与常沙娜接回国，一家人就被裹挟进了长达4年的颠沛逃亡，直到他在重庆谋得了一个教育部下辖的职位，一家人才安定下来。不久，长子于嘉陵江边出生，取名嘉陵。

1942年的一天，一场“战争”突然在这个平静的四口之家爆发。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联合举荐下，常书鸿成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

“母亲对父亲说，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沙娜也不能去，她还要上学。她对我说，我们好不容易不必再逃难了，现在你爸爸又要到甘肃去，那里连房子都没有。”常沙娜还记得母亲当时的震怒。

不想去敦煌的，何止是他的妻子。在兰州招募工作人员时，“敦煌”二字几乎无人问津。经过苦苦劝说，一名曾在北平艺专就读的学生终于答应跟随常书鸿去敦煌。后来又想方设法招来了文书和会计，一行6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的毡帽，顶着早春刺骨的寒风，开始了敦煌之行。

临行前，梁思成送给常书鸿四个字：“破釜沉舟！”

从此，中国画坛少了一名优秀的画家，但敦煌有了最可贵的守护者。

痴爱

张大千临走时对常书鸿说，“你在这里是无期徒刑啊”

解放周末：在敦煌莫高窟生活的日子，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常沙娜：到那儿吃的第一顿饭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一碗厚面片、一碗醋、一碗颗粒很大的盐。父亲告诉我，这里的水碱性很大，以后每顿饭都要记得喝点醋。父亲在法国的时候习惯喝咖啡，所以把咖啡壶也带去了敦煌，可他喝到的总是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那里没有糖，而水又是咸的。

解放周末：这样的生活条件和你们过去的日子反差太大了。

常沙娜：我那时候还小，到了那里什么都觉得新鲜。但大人们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最怕的是生病，特别是怕生急病。莫高窟离县城远得很，头一年只能靠一辆木轮老牛车进出，往返至少要一天一夜。我记得研究所有一位职工发高烧，父亲准备用牛车拉他进城，动身前，他含着眼泪说：“所长，我看来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千万别把我扔在沙子里，请你把我埋在土里啊。”病愈后，他就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

解放周末：这么苦，父亲有没有后悔的念头？

常沙娜：他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还在那里临摹壁画，临走时，他对我父亲说“我们先走了，你留在这里可是无期徒刑啊！”但我父亲说，自己是“杭铁头”，就是把“牢底”坐穿，也在所不辞。“杭铁头”是我们杭州人的说法，意思是认定了的事就绝不后悔，永远带着一股子犟劲。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是陈寅恪先生曾经的感叹。

当常书鸿来到心中的圣地，站在曾经轰动世界而彼时已被盗宝者掠夺一空的藏经洞时，他百感交集。突然，“轰”一声巨响，洞窟上方的危檐崩落了一块大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

令常书鸿感到辛酸的是，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早已四散，剩下的千佛洞也一直遭受着自然与人为的双重破坏。在众多无人看管的洞窟里，珍贵壁画早被偷盗者用胶布粘走，剩余有不少被烟熏得漆黑一片，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随意打穿，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堆积在洞窟里，几十年来无人清理，不少洞窟已被流沙掩埋。

“我父亲是艺术家，但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却无关艺术，都是实实在在的体力活。”常沙娜说。

当务之急是修建一道围墙，禁止人们随意出入，破坏洞窟。当地人建议，莫高窟的水很咸，只要夯实了，便可用沙土筑墙。于是，常书鸿带领所里人起早贪黑干了50多天，筑起了一道上千米的沙墙。

紧接着是清理沙子。常书鸿估计，洞窟里面的沙子大约已有10万立方米，如要清扫，按照当时的工价，需要300万元，但所里的经费只有5万元。

“父亲和同事们发明了一种‘拉沙排’。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喊着号子，互相比赛，就这样把积沙一排一排刮到水渠边，然后提闸放水，把沙冲走。”

接着，要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编号、普查。常书鸿不得不频频爬到那些早已颓败不堪的残余栈道上，可有些栈道实在无法攀爬，于是，他们又发明了一种叫作“蜈蚣梯”的独木梯。有一次，他和同事爬上九层楼高的洞窟，突然，蜈蚣梯翻倒了，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能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崖往上爬，险些摔下山崖。

对洞窟里的壁画进行临摹，更不轻松。临摹洞顶上的壁画时，只能抬头看一眼，低头画几笔，才一会儿，脖子和手臂就十分酸麻。幽暗的洞窟中还需要点蜡烛，烛光摇曳忽明忽暗，眼睛特别酸。

临摹需要大量画笔和颜料，但茫茫大漠到哪去找这些用具？笔秃了，只能简单修理，一用再用；没有颜料，就用红泥、黄泥土法自制。

由于经费短缺，到敦煌不到半年，研究所已债台高筑。为了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常书鸿常常只身跋涉戈壁，往返城乡，清晨出发，半夜才归。

许多个梦里，他仍骑着骆驼，在无垠的沙漠中前行，恍惚间，一大块壁画掉落下来，压在他身上。他吓醒过来，只听到大佛殿檐角的铁马铃在夜色中叮当作响。

痴守

“这些东西已经一千多年了，再也经不起哪怕一丝一毫的破坏了”

解放周末：父亲有没有对您讲过，他为什么要坚持守在敦煌？

常沙娜：父亲从不对我讲大道理，但我看到的一切都在告诉我，敦煌如果再没人保护，就快毁了。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官来莫高窟游览，向我父亲提出要从洞窟中带走一件北魏彩塑菩萨像，说是放在家中让他妈妈拜佛用。父亲费尽口舌，最后提出用我画的飞天像作交换，才把那个家伙送走。

解放周末：与大自然的侵蚀相比，人为的破坏和掠夺更可怕。

常沙娜：以前张大千在的时候，习惯用透明的纸在墙壁上把壁画印摹下来，然后再画，这样比临摹要快得多。我父亲给我和其他工作人员都立下规矩，决不允许再拓，只能对着临摹。他对我说，沙娜，你把纸钉在墙上，起码要钉两个图钉，那壁画上就会多两个洞，这些东西已经一千多年了，再也经不起哪怕一丝一毫的破坏了。

解放周末：他像爱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惜敦煌。

常沙娜：是的，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心头肉。从到敦煌的那年起，他就带头每年种树，他说树木多了，才能为莫高窟遮挡风沙。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惜木如命。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造反派批斗他时，就故意当着他的面砍树。

1945年的春天，妻子突然向常书鸿提出，自己要去兰州看病。一去就没了音讯。

常书鸿心急如焚，策马狂追，跑了200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抢救持续了三天，当常书鸿醒来时，妻子已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与他脱离关系的声明。相守了20年的夫妻，从此成了陌路。

几个月后，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敦煌，常书鸿则接到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握着电文，常书鸿泪流满面。

“常先生，我们要回家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向他告别。常书鸿无从挽留，他深知经费已经断绝，每个人都思乡心切，熬了这两年，已属不易。

常沙娜说，她至今还记得那个人去楼空的夜晚，空荡荡的莫高窟只剩下她和父亲、弟弟，还有两个工人。万籁无声的夜，常书鸿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披衣下床，手持一支蜡烛，走进熟悉的254号洞窟。

烛光中，墙壁上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曾经看过无数遍。佛的前身萨埵那是古印度的王子，他看到山崖下即将饿死的老虎母子，就纵身跳下悬崖。此时大地震动，风云变色，他用自己生命的结束换来了老虎生命的延续。此时，张大千的话又在耳畔响起。常书鸿想，如果守在这里真是一场无期徒刑，那他的刑期才刚刚开了个头，绝不能就这么走了。

常书鸿决心放手一搏，去重庆求援。

“1945年的冬天，两头毛驴上分装着简单的行李，我搂着弟弟嘉陵骑着一头，父亲骑着另一头，流着泪离开了敦煌。”常沙娜回忆道：“临行前，父亲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作为路上的资费。”

途经兰州时，常书鸿为了造势，举办了一场以莫高窟壁画和景物为题材的父女画展。画展异常成功，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很喜欢常沙娜的画。几年后，常沙娜在她的邀请下远赴美国学习艺术。

到重庆后，常书鸿奔走相托，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一批“敦煌卫士”全力相助，纷纷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挽救敦煌研究所。

常书鸿辗转找到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当即决定把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经费、编制、材料、设备，还拨给他一辆十轮大卡车。

回到敦煌，常书鸿招兵买马，开始了“二次创业”。几年间，郭世清、刘缦云、霍熙亮、段文杰等几十位后来名垂敦煌史册的工作者，纷纷加入了莫高窟保护的队伍。临摹、维修、加固……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了正轨。

痴心

“如果真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解放周末：父亲在您心中是个怎样的人？

常沙娜：大家都说他是个“痴人”，为了敦煌的事业，他抛却了自我，甚至抛下了自由。在我看来，用一生痴守着自己的信念与理想，也让他拥有了常人体会不到的快乐。

解放周末：对事业的一片痴心，带给他无限的幸福感。而这份“痴”，在今天似乎越来越稀缺了。

常沙娜：是的，但我相信“痴”的力量是可以“传递”的，父亲身上的痴劲，影响了他身边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他离开后，一代代敦煌人都在追随他的脚步，继承发扬父亲开拓的事业，为世代后人守护这份人类的财富和瑰宝。

如今，在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故居里，仍保留着他当年的全部家当：一方土炕、一盏油灯、两张简陋的书桌、几把残破的板凳，还有一架掏进墙壁的土书架……

1954年，这方天地里第一次通上了电。当电灯亮起的那一晚，常书鸿激动得像个孩子一般从这个洞窟跑到那个洞窟，在他眼中，这些上千年的壁画和彩塑好像散发出从未有过的灿烂光辉。他甚至觉得，墙上的侍女都在对他笑。

在常沙娜眼里，父亲就是这么个“痴人”，总能在困顿中寻找到快乐。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里，常书鸿不得不趴在地上给猪喂食。给他平反的那天，他把全所人员喊到家里，其中也包括那些“打倒”他的人。他笑着亲自下厨，做了几大盆法式春卷。

常沙娜告诉记者，她至今保留着父亲曾经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到了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常沙娜已经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名教师。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花顶、琉璃瓦的门楣栏板、花岗岩台阶上须弥座的浮雕图案、北大厅墙板的“春夏秋冬”浮雕装饰……在常沙娜参与设计的作品里，几乎都有敦煌元素。

晚年的常书鸿搬到了北京，尽管住在高干楼里，他还时常像个孩子一般喃喃自语：“为什么让我住在这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

常书鸿的家中总挂着一串铃铛，他说，莫高窟大佛殿檐角摇曳的铁马铃声听了50年，现在“客寓京华”，挂上这串思乡的铃铛，聊胜于无。

常书鸿生前始终以“敦煌人”自居，去世之后，按照他的遗愿，仍长眠敦煌。

曾经有人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