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请来两个临床实验室主任给我们上课，目的是了解血源感染现有的诊断方法和分子诊断方法的优缺点。

上个星期给我们演讲的是Kettering Health Network连锁医院临床实验室主任，Dr. Carol Quinter. 她有二十多年实验室管理经验，是学微生物专业的博士。这篇英文报道里面有介绍他们使用多重PCR分子诊断。

今天给我们上课的是Diatherix实验室主任，Randy Ward. Diatherix是商业化分子诊断参比实验室, 雇员人数45人，每天能收到全美国各地快递过来的两百多份标本。每年营业额有三千多万美金。

Diatherix和Kettering 医院合作建立了一个联合实验室，利用我们开发出的多重PCR技术做感染性疾病的分子鉴别诊断。Diatherix现在提供十六个诊断项目(panel), 每个项目下面实际上是同时检测十几二十几个相关的病原体或耐药基因（点图去链接）。

使用这些分子鉴别诊断后有哪些结果呢？

从Kettering医院的角度讲，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新技术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病人隔离。按照现有的医疗路径图，病人如果有先前住院感染史，或者是从养老院转院来的，就假设他们有多重耐药金黄色葡萄菌(MRSA)感染，住院就需要住隔离病房。医护人员每次进隔离病房都需要穿戴隔离服。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财务，病人还常因为在隔离并让不能得到及时的照看。解除隔离需要等细菌培养和药敏检测结果，用现有的血培养技术，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而使用分子诊断，当天就有结果。有65%的病人可以快速解除隔离，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Dr. Quinter说：“如果你今天把分子诊断技术撤出医院，明天护士们就会罢工。”因为这给她们节省了太多的麻烦了。

我们和当地一家医院的一个研究显示(点击下载论文）：使用分子诊断把确诊平均时间从50多小时降到11小时（还不是院内检测）；给40%病人调整优化用药；给28%病人减少用药；给21%停用抗菌素。缩短重症病人住院时间3天。这些数据的背后都是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可是我从Dr. Quinter和Randy Ward的讲课中得到了另外的信息：因为诊断的误差，现有的感染性疾病治疗常常是片面的。

比如几个实际病例提到，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皮肤感染，因为广谱抗菌素的使用，细菌培养多为阴性。而分子诊断则能识别出病原体。另外，他们发现血培养一般都是用培养瓶先培养，然后革兰氏染色识别是革兰氏阳性还是阴性细菌，然后再做次级培养，分离菌落后做药敏试验。可是在做Sub Culture的时候一般仅选择一个菌落，而许多病人是多个菌种合并感染，结果因为Sub Culture这个人为的步骤，反而让本来很“复杂”的复合感染被诊断成单独细菌感染了。

记得我们读医学院的时候，老师就提醒我们：“教科书里面讲的病都是所谓的‘典型病例’，你们到了临床就知道了，很少有病人是这种‘典型病例’的。病人很少按照教科书来得病。”的确，细菌没有读过我们的教科书，也没有理由按照考试的标准答案来制造一个典型的病程。

我们的临床研究显示，无论是呼吸道感染，流感季节的病毒感染，还是菌血症，都有很大一部分的病人（约30％）是多种病原体复合感染。这些复合感染的病菌相互“帮助”，往往造成更严重的组织破坏和复杂的耐药机理（基因共享）。所以我们教科书里面写的“一个病人，一个病菌”的概念在现实的临床上可能并不适用。许多传统的临床诊断，如细菌培养，免疫学诊断，甚至分子诊断也都是根据“一个病人，一个病菌”的假设进行的（比如细菌培养的Sub Culture, ELISA诊断到一个病原体阳性就不继续再寻找其他病原体了等），这种片面的诊断只能导致片面的治疗。

Dr. Quinter 和 Randy Ward都给我们读了一些病人和医生的来信，好几个病人都因为感染面临截肢的危险了，使用了Diatherix分子诊断以后得到了更精准的治疗，挽救了一条腿。

能听到这样的故事，知道自己参与研发的技术有了临床效益，就是一个技术研发人员（和团队）能祈求的最好的结果和奖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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