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2019年6月14日；作者：陈芳、李牧鸣

100年前，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之一的“赛先生”，随着五四运动而兴起，在中国大地萌芽。时至今日，科学在中国这片大地根扎得如何？

随手点开各类科技新闻，多是振奋人心的回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体验到了技术带来的种种便捷。

但也有学者感叹，如今人们对科学技术如此崇拜，相形之下，人文科学却不时有“荒芜”之感。

有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正受到更多社会关注。

近日，中办、国办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站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就自觉践行、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良好科研生态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而人文与科学的融合，也是科研生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之不谋而合——

201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

2018年12月18日，中国科协与北京大学联合共建的科学文化研究院揭牌；

2019年3月29日，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揭牌；

2019年4月26日，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成立。

两年不到，两所国内顶尖大学，相继把科学和人文拉进了同一个战车。

其实距1999年国内高校第一个科学史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成立，至今已整20年了。期间各种起起落落，不甚乐观。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就逐渐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史感兴趣。现在一般认为，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史学科之父”萨顿开始的。他最早在哈佛大学授课、办杂志，建立了科学史学会。截至2011年的统计数据，美国高校有10个科学史系，科技史博士点大概有57个。

这一通过研究过去来安放未来的学科，到底于科学、于人类有何意义？是仅限庙堂之高和象牙塔内？还是如萨顿的最高目标一样，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

带着这些困惑和疑问，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北大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院士，试图从这位各领域跨界多年的老者身上，感知医学的温度，探寻科学的人文基因。

科学本身是一件追求真理的事情

在韩启德的实验室里，多年来一直悬挂一幅由他亲笔书写的题词——理解科学精髓，追求科学真谛，这既是对学生们的鞭策，也是韩启德心目中对科学最深切的感悟。

科学家的一个主流品质是必须耐得住寂寞。要执着，要心无旁骛，要有一种科学的激情。否则的话只能说是一个科技职业者，而不是科学家。

韩启德认为，作为一个好的科学家，或者现在世界上大家公认的比较优秀的科学家，所必须具有的品质，叫科学家的主流品质：第一，必须实事求是，科学的精髓，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说话；第二，要有质疑的精神，要勇于否定一切，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否定以前（的过程），没有绝对真理。在科学面前，它永远是发展的；第三，必须要有对科学的一种兴趣，一种激情，一种执着。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不是为了饭碗，不是为了人家叫你做，是你自己要做，你有兴趣；第四，现代的科学家，跟18世纪的（科学家，如达尔文）凭兴趣不一样，必须要懂得他的社会责任；最后，要淡泊名利，要心无旁骛。

硬度与温度相结合

韩院士是医生出身，再具体点，从医最初几年，做的基本就是乡村全科医生的工作。正是“赤脚医生”的经历，让他切实体会到人性的力量。说起当年的故事，仿佛历历在目——

“1968年底，我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病人问得最多的是：大夫，我的病你治过吗；大夫，我的病你能治好吗。那时我的回答常常是我没有治过，你吃我的药试试看。结果呢，不少奔着上海医生来的病人不再找我看病。而同诊室中有一位老医生，常常告诉病人你有五级心脏杂音，注射葡萄糖加VC就能治好。那会儿农村病人多数都营养不良，补充这些营养剂后确实也增加了抵抗力，病情减轻。再复查时，老医生听听后说嗯好多了二级杂音了。有一回我偷偷检查了一下他刚看过的病人，根本没杂音嘛！可他的周围却总是围满了病人。慢慢我懂得了，病人需要的不仅是医术，还需要安慰和对医生的信任。”

2019年4月26日，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成立。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近几十年来，现代技术的加入为医学插上了翅膀，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众多曾经肆虐夺命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不少严重的疾病得以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但与此同时，技术至上的观念不断蔓延，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开始错乱。正如韩院士所言，我们没有把医学的重点放在疾病的预防和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健康上，只在河流下游打捞奄奄一息的人，而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防止人的“坠河”上。

医学的边界也开始模糊，被赋予过度的使命，常常把危险因素当疾病来治疗。过度相信技术，而常常忘记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对医者关爱的期盼。

《剑桥医学史》一书中写道，人们从来没有活得这么久，活得这么健康，医学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现代科学技术大大推进了医学诊断、治疗，以及疾病预防，所以人们常常仅把医学看作是科学技术。的确，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我们的现代医学，但如果医学仅仅成为科学技术，我们就远离了医学的宗旨。

医学人文不仅在医疗体系内部，也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热点。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医患关系紧张，老百姓对医学怀有不满，医务人员也感受到更多的无奈和痛苦。

中国医师协会去年公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医护人员子女从医的比例非常低，45%的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无独有偶的是，记者高中同学考入医科院校的六人，至今只有两人还在医院做临床工作。

医生是一个科学技术与人文高度融合的职业，无论自觉与否，他们的行为一定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导向和人文高度。医学人文的核心是生命观。无论是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最终都涉及价值观问题。对人类而言，最根本的价值观就是生命观。人都会好奇生命是什么，以及自己存在的意义，这就是生命观。医学人文之所以能起到两种精神的沟通作用，就因为它与生命观最为接近。

叙事医学映照医者仁心

北大今年设立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在大家已知的“科学史”上又加了医学史，正是韩院士的良苦用心。如果说科学听着略显宏观，医学则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对医学历史的追寻，不光为了缅怀，更希望铭记医学的初衷，让人文精神为肆意奔腾的马匹加上缰绳。

从20世纪开始，西方的大学逐渐加强医学人文建设，其途径就是通过医学和文学的结合。2000年，为了使文学和医学的结合更容易落地，更容易走向临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丽塔·卡伦提出了叙事医学这个概念。

所谓叙事医学，就是由具有叙事素养的医护人员，遵循叙事规律践行的医学。而叙事素养是指认识、吸收、解释疾病故事的能力以及能受疾病故事感动的同理心。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主办的《叙事医学》杂志。韩启德院士任编委会主任。

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的人，绝不只是教科书上学到的一个个病。医生接触的每一位病人背后，都有他的故事。其实，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是内心最暴露、最真实的时刻，往往也是处于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医生要仔细去倾听，接受这些信息，并以此解释病人的心理和行为，然后写成叙事医学病历，又称为“平行病历”或“影子病历”。这是有温度的病历，它包括病人生理病史以外的心理活动、社会关系、致病过程，这些都转化成了医生对病人的深刻理解和共情，然后医生再针对这些具体情况开展诊治。

从2012年开始，北大医学部把叙事医学引入教学和医疗活动中。规定北大医学部的学生在最后两年学习中必须学会写“平行病历”。

北医三院也非常重视叙事医学的推广，医生们在写病历的时候，除了要满足规范病历的所有要求外，还必须关注病人心理层面的情况，并加强针对性的心理关怀。他们对医护人员的言谈举止乃至服装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无论如何，叙事医学的起点和落脚点，最根本的还是医者仁心，这是医学的核心所在。叙事医学的方法和技巧可以帮助医生接近和了解患者，但真正要发挥叙事医学的作用，前提还在于医生要有爱心、同情心和责任心。

西方的传统医学和中国的传统医学出发点并无不同

对于现代医学，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医学就已经出现了。西方的传统医学和中国的传统医学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从整体论出发。从实际中总结规律，再让规律来指导实践，尽管这些规律存在谬误，但它已经自成体系。尤其在中国，传统医学与我们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工业革命后，医学插上了科学技术的翅膀，产生了巨大的飞跃，我们必须认同科学技术的贡献，珍惜科学技术在医学当中的应用。谁都无法想象，没有科学技术，人类将承受多大的痛苦。但过去的一个世纪，医学发展突飞猛进，乃至让我们误以为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常常忘记医学是从哪里出发，要到哪里去。医学从来只是对痛苦的回应，它并不单纯只是科学技术问题。医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多数人的健康，医学技术的发展需考虑有效性、安全性、可行性、成本效益以及社会公平性等多重因素。回顾医学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医学，准确把握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

韩院士认为，当前医学的基本发展方向已经错了，医学已经和资本密不可分。没有资本，技术不可能进步，可一旦被资本捆绑，技术就只会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只会重点满足少数人的利益，不断造成新的不平等。

医学史、医学人文需要有所作为，一方面推动医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及时掌握走向，把医学拉回到正确的轨道。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阶段性问题总体是相同的。不同的是，由于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走在前列，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更严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对科学技术的人文反思也走在我们前面。

改变或即将改变人类发展进程的科学，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人类的演化是以数十万年来计的，从直立人进化到智人，经历了200多万年，脊柱仍然没有完全适应直立行走。而为了适应直立行走，所有的新生儿，理论上都是早产儿。十几万年前智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1400毫升，7万年前智人经历了认知革命，但是到今天，人类的脑容量并没有进一步增加。而另一方面，智人从狩猎采集文明到捕猎文明花了6万年，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花了1万年，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兴起只用了几百年的时间。生活方式在短时期里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人类的遗传变异和演化远远跟不上，各种慢性病由此而生。对此，人类除了坦然接受以外，重要的是尽力改善生活方式，而不应该把主要的责任赋予医药。

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东西方分别从《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开创医学以来，从来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今天，医学大大发展，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宙的认识一样，都还只是冰山一角，切切不可太狂妄，以为医学可以解决健康问题。医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出生、成长、壮年、衰老、死亡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医学的任务只是保护正常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衰老当做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的目标，不能给生命无望的边缘增加无谓的痛苦，不能不考虑医学的效率和社会的公平公正。总之，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有温度的。

反观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都是竞争。靠什么呢？似乎就是科学技术，而并不以文明高下来衡量，就像当年西班牙之于美洲、英国之于全球的殖民一样，是以强弱来比拼。而弱肉强食其实是违背生命观的。

在二战后杜鲁门总统的一次会议上，罗伯特·奥本海默——曼哈顿核武器计划的科学总监——悲哀地说，科学家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罪恶。

走到极致、改变或即将改变人类发展进程的科学，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魔鬼”（Demon）一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知识”（Knowledge）。后来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在追求知识的旅途里产生了迷惘、恐惧和新的无知，一度走向了自我催眠甚至邪恶的巫术和鬼神崇拜……“知识”时时会转化成“魔鬼”。

进入21世纪，似乎这些都已成往事，然而，大家在享受着无与伦比的技术时，在憧憬着人机对接的美好愿景时，焦虑感和不安全感并没有化解反而与时俱进。

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纽约时报》等著名媒体撰稿人马克·泰勒，在《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一书中，回望了从马丁·路德到大数据时代的速度、金钱与生命，“我们走得越快，却拥有越少的时间；我们越努力去追赶，却落后得越远。我们所得到的并没有因为速度变快、生产效率提高而变得更多。相反，因为速度变快，人类自身和社会都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在很多方面使得我们得不偿失。勾连‘速度痴迷症’与今日的全球资本主义，我们看到，以加速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及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正带领着人类社会走向灾难。当然，这一陷阱并非无法逃脱，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重新看待我们的时代和生活。”

诸如此类哲学层面的思考，也许可以让很多人对“科学史”“医学史”占领“高地”不觉得太突兀。

科学与医学的“文艺复兴”？

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西方文明，让我们回到西方文明的本源——希腊文化——看人类的世界观。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人开始将理性应用于物质世界和人类活动。他们将人类视作有独立思考能力、需要自由并有价值的个体。从对神的关注转变到对人的关注中，希腊人创造了理性结合人文的世界观。

所以科学的起源、发展其实一直是和人文相联系的，只不过近年来教育环节出现严重缺失。

正如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以“复兴”的名义“新生”，新文化运动以文风的变化带动社会的变化一样。科学史学科的再度新生，应合了人类螺旋曲线式的发展道路。

韩院士坦言，中国在现有的理工科教育中，讲授的知识越来越多，却很少提及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而我们的文科教育，也多维持在陈旧的模式中，缺乏自然科学方法的介入和使用。

其实我们可以从哈佛大学上世纪走过的历程中受到启发。以萨顿为代表的科学史工作者，在高校里提倡科学史教育，让科学史成为人文学科和理工学科沟通的桥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最早的科学史家都是自然科学研究者，其中不乏科学大家，如创办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竺可桢先生。而目前国内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主要是人文学者，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拥有自然科学的教育背景。真正能做好科学史研究的，应该是能掌握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人。

北大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想作一些不同以往的尝试，也就是把理工学科与科学史学科、医学与医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打通，且主要的工作由理工医学科的学者来完成。

科技就像一辆车，人文是它的刹车和方向盘

传统的哲学和人文精神加上科学的思辨精神，也许能帮助大家走出文理两张皮、老死不相往来的怪圈。

韩院士认为，科技就像一辆车，人文是它的刹车和方向盘，科技脱离人文会非常危险。

虽然我国在许多科技领域还处于落后阶段，车子都还没开起来或者车速很慢，急着踩刹车并不适宜。当前的重点还是要崇尚科学，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但如果刹车和方向盘根本就没在这辆车上，如何去把控车行驶的方向和速度呢？现在多数情况下人文研究根本就没上科技的车，这也是学科融合的目的。

总体而言，由于全球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人文精神绝不是像一些人认为的可有可无、可弱可强，而是要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去看待。

作为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恰好也是从2018年秋季开始，正式实行了全新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起源于1945年）。原来通识教育8大品类的课程，变成了4+3+1——4门通识教育必修课，3门分布必修课，和1门实证与推理课程。这四门必修课包括：美学、文化与阐释；历史、社会与个人；社会科学与技术；伦理与公民。

回看国内，前有成立于2015年的“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四校牵头，迄今已吸纳三十余所高校），近有清华、北大的新一代科学史相关院系，我们亦期许，由高校推而广之，科学和人文两重精神就像DNA的双螺旋结构一样，相互交织，交相辉映，把宇宙赐与人类的种种遗传密码代代相传不断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