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科学的历程，2023-02-18 17:29 发表于湖南

摘要：波兰尼提出“科学共同体”概念后，默顿和库恩也提出了各自的“科学共同体”的模式，但都主张科学家是唯一的构成人群。但科学共同体并非必为“科学家共同体”，而公众科学的出现使得科学共同体出现了模式转向——由公众与科学家共同构成且基于共同研究而非共同职业或共同学科的科学共同体。默顿提出的无私利性也已不适宜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气质的规范之一。这意味着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定义可能需要更新。

一、引言：多样的模式

自1942年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科学的自治》中提出“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后，在科学社会研究中，它已被普遍接受和使用。波兰尼主张“今天的科学家不能孤立的实践他的诉求。他必须在一个机构的框架内占据一个明确的席位”，强调了共同职业的特点。[1][2]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揭示了“科学本质上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它的特征是通过科学家群体而不是通过科学家个人表现和阐发出来的。只有融入到整个科学群体中，科学家个人的活动才能成为科学事业的一部分，才能对科学的历史产生影响”。[3]

但C.卡特尔（C. F. Carter) 和埃尔文·维恩伯格（Alvin Weinberg）明确质疑了科学共同体的存在，他们认为科学共同体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也否认仅存在被他们称之为“英国式”的波兰尼模式。[4]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中秉承了自由主义的立场，把科学家描绘成绅士形象并从共同职业的行业文化研究中清晰地提出了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无私利性以及稍后增加的独创性（originality）和谦恭（humility）的默顿模式。[3][5]14-15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假如我重写此书，我会一开始就探讨科学的共同体结构，这个问题近来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并强调“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6]库恩的模式不仅主张应符合研究形式、共同信念、共享价值和公有范例等范式（或学科基质）要求，更强调由接受共同的教育和训练、探索共同的目标、开展共同的交流和具有共同观点的“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组成”。[7]他将科学共同体的结构等同于按照学科分类的大小同行分层系统，认为每个微观共同体（micro-community），即小同行（peers）仅有约100个科学家，强调了共同学科的特点。[2][8]波兰尼、默顿和库恩的模式存在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视角的侧重（见表1），引发了对科学共同体模式的争鸣，但均主张构成人群为科学家。

表1  波兰尼、默顿与库恩模式的比较

从语言学而言，“科学共同体”是由“科学”与“共同体”构成的复合抽象名词。鉴于波兰尼、默顿和库恩的模式都将构成人群定义为科学家且近代科学与职业科学家的出现是历史的伴生现象，本文首先将“科学共同体”扩展为“科学家共同体”进行语言学分析以明晰该概念的基本内涵。

早在1834年，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首次在《每季综述》（Quarterly Review）中将学者玛丽·索默维尔（Mary Somerville）称之为科学家（scientist），并在《归纳科学的哲学》中正式提出该概念。[9]17-18李醒民认为科学家是在近代科学诞生后伴随建制的产生而形成的具有支配地位的特定职业人群。[10]英语的“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来自于拉丁文前缀“com”（一起、共同）和伊特鲁亚语单词“munis”（承担），即“共同承担”。[11]而这个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政治学》（Politics）开篇便说道“我们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good）而建立的”，他强调了共同体的政治学意蕴和善的目的。[12]综上，暂将“科学共同体”概念定义为“出于善的目的，由共同承担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构成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建制和活动”。就此定义而言，波兰尼、默顿和库恩的定义皆符合，仅是侧重不同而已。

但约翰·贝尔纳（John Bernal）早就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科学共同体需认真考虑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由此引发了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关系研究。[13]398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与社会》提出了“科学理解公众”（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SUP）的概念，指出了公众对诸如全球变化和转基因技术等关涉自身利益的科学事务理应具有相应的权力，因而科学必须理解公众。[14][15]SUP的观点沿袭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共同体的政治学视角，更强调了允许公众参与科技政策讨论的“共同承担”的本意，甚至突出了公众具有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知识论意义。[16]由此，科学共同体的当前问题便成了到底是“科学共同体”还是“科学家共同体”？公众能否成为科学共同体的构成者？

研究表明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生物科学、环境科学以及医学健康。[17]上述领域的传统科学研究面临两个主要难题：研究尺度（scale）和研究条件。[18]只有在广泛的空间尺度和采样范围内开展生物科学和环境科学的野外研究才可能得到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即高度依赖地方性知识。[19]公众参与不仅弥补了经费、场地和人手等条件不足，更通过尺度空缺的弥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地方性知识，比如：在具体的地点或生态位（niche）发现罕见的生物个体、入侵者和生态系统扰动（disturbance）。[20]且有研究表明，当来自于很多小团体的公众提供的数据被整合在一起时，最终结果的精准程度可以克服来自于小团体和个体的差异和数据偏差而获得可信的结果，这种现象称之为“民众智慧”（wisdom of crowds）。[21]从这个意义而言，虽然地方性知识或非专业知识（lay knowledge）尚不足以和正统的科学知识抗衡，但科学家应该秉持尊重的态度并学习，而不是仅限于为了达成共识的对话。[22]由此，公众不再是“外行的本地公众”（lay local publics），而是超越科学家而拥有地方性知识的专家并由此拥有了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话语权威。[23][24][25]因此，存在两种逻辑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1）如承认公众的地方性知识的贡献，则答案应为“科学共同体”而非“科学家共同体”，即“出于善的目的，由共同承担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与公众们构成的社会建制和活动”，这可称之为当前科学共同体的弱立场；（2）如承认公众由此获得的话语权威，其地位甚至可能高于科学家，则公众可能处于支配地位，这可称之为当前科学共同体的强立场。除经典和常见的弱立场外，以科研众筹（scientific crowd funding）为例，已出现了公众对科学研究部分的话语权威。为了获得资助，科学家在www.experiment.com网站上必须向公众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并详细介绍项目的研究背景、作用及目标。[26]此外，公众科学通过公众参与科学政策制定促进了“确保特定的科学政策是公正的”的社会治理目标实现。[27]这些当前实践都打破了科学家对于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的绝对垄断。

显然，公众参与对科学共同体模式造成了变革性的影响。当前主要的模式是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或“公众参与科学研究”（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PPSR），它已引起显著关注。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的检索（截止至2020年8月13日）显示，主题包括citizen science的研究此前并不多，但2000年以后陡然增加，尤其2010年后以每年约50%的幅度持续增长。[28]研究表明，公众科学能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76个（大约占33%）指标做出贡献。[29]美国公众科学联盟（Citizen Science Alliance）运营的Zooniverse在线平台已完成超过9200万次公众科学任务，[30]公众科学深度参与了当前最急迫科学问题的研究——全球变化并已参与全球超过500个生物多样性研究，从而对环境保护项目提供了无法替代的地方性知识的贡献。[23]因此，已有学者提出“公众科学家”（citizen scientist）、“公众科学共同体”（citizen-science community）与“共同体科学”（community science）等概念。[31][32][33]

当前很多科学文献忽略了公众科学的贡献，说明作为整体的科学家仍未完全接纳它，目前实际运行的科学共同体仍旧坚持“科学家共同体”的理解。[6]但比较公众科学与波兰尼、默顿和库恩的三种模式将揭示除了公众参与引发了无私利性的争议外，未见其他显著区别。

首先，波兰尼模式强调了基于职业化社会分工的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建制。当前的公众科学也出现了专业团体的建制。“公众科学”一词是由康奈尔大学和美国国家奥杜邦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于1915年共同建立的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Cornell Laboratory of Ornithology）的“饲喂观察项目”（Project Feeder Watch）负责人大卫·邦特（David Bonter）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34]但美国国家奥杜邦协会的鸟类野外观察和保护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00年。[35]此外，跨学科的广泛性组织建制也已出现。早在2001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接受公众科学的项目申请。2012年，全球第一届公众科学大会在美国波特兰召开，标志了公众科学进入快速建制化发展阶段。[36]欧盟和澳大利亚也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成立了公众科学协会。[37]公众科学与波兰尼模式的主要差异仅仅是科学研究的社会分工的职业人群和建制由科学家扩展为公众而已。

其次，默顿模式强调了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气质，公众科学大多未违背其要求：（1）普遍主义：研究表明，即使是科学素养较低的我国公众也倾向于认为科学研究具有创新和求真的特点。[38]我国公众认为科学研究是令人愉悦的求真的人类社会活动，这体现了公众对科学研究的普遍主义规范的支持。但需指出，普遍主义规范并不排斥地方性知识的生产，当前公众科学应用热点学科恰恰强调了只有囊括了所有正确的地方性知识才能形成普遍主义的科学知识系统。（2）公有主义：现有的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直接成果（比如野外研究获得的数据）大多被科学家直接使用或以数据库的形式公开而放弃了知识产权。这符合了公有主义的要求。但需要指出，当前科学共同体存在引用数据而不在文献中注明来源的情况是对公众著作权的侵犯，这种行为是失范的。[19][20]（3）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研究表明，仅我国公众对科学的基本态度也已实现了从盲目崇拜向理性怀疑的转向，当前持有“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极端科学观的占比不到30%。[38]此外，由职业科学家领导和管理的“自上而下”（top-down）的结构化公众科学（structured citizen science）的研究过程往往事先对公众进行岗前培训，其数据已被科学家广泛接纳。[39]它约束了公众的任意性并使得研究过程严格遵循假说驱动的研究规范，因而符合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的要求。[19][38]（4）独创性：公众科学中的地方性知识确保了独创性的产生，尤其是职业科学家在生态学野外实验研究中时空尺度覆盖不均匀导致结果的可复制性难题，进一步凸显了公众所具有的广泛覆盖时空尺度的独特的科学研究独创性能力。[40]（5）谦恭：不可否认未结构化的公众科学（unstructured citizen science）研究易于出现数据偏差（data bias）[39]此外，德布拉·特兰布尔（Deborah Trumbull）等揭示了公众可能基于先前的个人经验影响事实陈述的现象，[41]但这些问题将被自上而下的结构化公众科学消除。（6）无私利性：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动机来源之一恰恰是私利，尤其体现在公众对学科偏好的倾向上。公众的学科偏好来自于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以及希望积极参与地方性事务并通过对立法的影响而改变现状。他们通过公众科学实践中公众并参与科学政策制定的社会功能而推动满足“确保特定的科学政策是公正的”的私利目的。[27]必须承认，部分存在的私利性动机导致公众科学并不严格符合默顿定义的科学共同体的全部标准，但也必须强调，同样的研究也表明并非所有的公众都出于私利性而参与，公众的私利性动机存在显著的人群内部的分野和国别分野。[42]无私利性成为公众是否可以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人群构成的争议焦点。

再次，库恩模式的科学共同体需符合包括研究形式、共同信念、共享价值和公有范例等范式要求，更强调由接受共同的教育和训练、探索共同的目标、开展共同的交流和具有共同的观点的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组成。前文已证，结构化的公众科学几乎遵循了库恩模式的全部标准，唯一的争议是公众是否符合“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的内涵要求。这可从教育背景与执业资质两方面予以说明：（1）教育背景：虽然公众普遍缺乏和科学家一样的研究能力，但存在受过合格科学素养训练的公众，比如：拥有非本专业但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尤其是受过良好和完备通识教育的公众。其中，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加澳等发达国家占据了显著优势，它们的公众科学研究占2017年10月底前全部文献的85.14%。[37]尤其是英国历史悠久的自然志（natural history）传统和良好的科学素养培育，使得公众科学的应用在英国异常普遍。[43]（2）执业资质：目前尚无对公众的科学研究的执业资质评估。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公众参与科学研究并非出于执业需求。但无需执业资质并不等于没有满足执业资质的实质性要求，多个公众科学项目都强调了对公众进行岗前培训以克服这一当前公众科学应用中的最大诟病。[44][45][46]有研究表明经过培训后的公众所提供的数据质量已经不亚于专业研究生的水平。[47]甚至，芝加哥植物园的研究表明公众对特定的入侵物种（invasive brush）的辨识水平已经超过了该专业的雇员。[48]

至此，公众科学留存的唯一争议是不符合默顿模式的无私利性的精神气质，但默顿模式提出的无私利性的科学精神气质的规范在当今后学院科学时代的与境（context）中却值得商榷。

首先，按照约翰·齐曼（John Ziman）的观点，科学家已经不再是波兰尼或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眼中的绅士，而是成为了“俗人”。后学院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强调效用（utility），甚至主张把科学“强制征用为国家R&D系统的驱动力”。[3]以“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为例，这个概念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此前只存在“纯科学”（pure science）的概念。为了缓解科学研究的效用导向和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直到1945年前后才由美国奠定了基础研究概念的地位并取代了此前长期存在的纯科学概念。[49]但这个案例恰好说明当前科学研究的趋势并不仅仅是基础研究，也包括科学研究中具有私利性意蕴而追求效用的应用研究。这与我国公众认为科学研究具有实用特点的普遍看法并不矛盾或排他。[38]此外，今天的科学家不仅受效用导向影响，更因为职业化的原因使得很多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当成了谋生的手段，更加深了成为“俗人”的倾向。科学家面临的“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发表压力，以及绩效考核压力导致缺乏大空间、长周期和大量采样的生态学研究，这就是佐证。它已引发关于野外实验的伪重复（psudoreplication）和可重复的重大争鸣。[50][51][52]因此，适度的私利性追求符合当今科学发展的真实现状。

其次，公众科学也并非毫无非私利性。事实上，公众参与纯科学研究的热情并不亚于科学家，剑桥大学数学家蒂姆·高伟尔（Tim Gowers）曾将一道数学难题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并邀请公众讨论，仅37天内就获得了800多条评论并在7周后宣布难题已被解且已经发表了至少两篇论文。[53]研究表明超过7成的我国公众对科学拥有兴趣且主要描述是“好奇的”“期待的”“振奋的”和“令人愉悦的”，而43%的洛杉矶居民表示主要为了兴趣和好奇心而关注科学。尤其意外的是，调查表明英美两国的公众对科学的兴趣甚至超过了体育。[38][54][55]

再次，公众科学的私利性争议存在内部的人群差异。以天文学研究的观测和算力共享为例，驱动欧美公众积极参与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天文学的兴趣、科学研究的热情以及欣赏壮丽宇宙的激情，但我国参与天文研究的公众的主要兴趣点却包括结识朋友等私利动机。[56]

若按照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观点，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科学共同体的出现和兴起滥觞于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因为“初期的自由主义充满乐观精神，生气勃勃，又理性冷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增长中的势力”。[57]这股势力是伴随着世俗力量的崛起而崛起的自由主义潮流。自从科学家的社会分工和建制出现后，早期的近代科学中扮演核心角色的科学家却从自由研究转向了职业化,并将自然志盛行时代时曾共同研究的公众的角色与地位边缘化了。[18]但受科学研究分化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如基础生态学和应用生态学）的直接影响，当今科学家也分化为基础研究科学家和应用研究科学家，后者已经不严格遵守无私利性的精神气质。因此，应该接受在科学共同体内的私利性和无私利性并存的局面，无私利性已不适宜作为整体的科学共同体模式的科学精神气质的规范。同时，必须强调，作为整体的公众内部的私利性与无私利性的分野与当今科学家的分野契合。从这个意义而言，作为整体的公众与作为整体的科学家又表现出了一致的特征与趋势，两个群体并无显著差异。

正视公众科学的存在并把他们看作是共同研究的同行不仅体现了科学共同体模式的转向，此外，公众科学的私利性和无私利性并存的现状并未与今日的科学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在的情况相冲突。萨顿曾经说过“没有科学家，人类就会完全停顿而且退化”。[10]

综上，除了将科学家的单一构成扩展为纳入公众参与以及公众科学存在无私利性争议外，公众科学似乎与其他三种经典模式并无其他实质差异（见表2）。但无私利性的争议在当今科学家内部也同样存在，并不适宜作为规范。此外，科学家和公众确是两类人群，尤其体现于社会分工的职业化差异。虽然公众并未与科学家共同职业，也未必和科学家属于共同学科（比如：参与野外观鸟的公众未必受过专业的生物学的系统训练），但这并不妨碍公众和科学家“共同承担”科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公众科学体现了不同于波兰尼与默顿的的共同职业或库恩的共同学科的人群特点，它具有共同研究的人群特点。[2]事实上，将共同研究的共同体的群体范围向科学家以外的群体扩展并非没有先例，工程共同体研究中就提出了工人也是共同体成员的观点。[58]据此，科学共同体模式发生了新的转向——共同研究的公众科学模式。

表2  公众科学与其他模式的比较

如今，尤其在这个数据密集型研究大行其道的大数据时代，没有公众科学的参与，科学研究会面临发展的掣肘。[59]按照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贯穿始终的“善”念，善即真。公众科学促进了科学研究的“真”，推动了SUP的发展并由于科技政策的共识达成而保障了基于“真”的“善”的实现。“出于善的目的，由共同承担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与公众们构成的社会建制和活动”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完善，使得公众与科学家“由于共同的研究而结合成一个群体。这是目前科学共同体更为普遍的存在方式”。[2]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