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即使是小孩子也能知道流行病和大瘟疫是和细菌、病毒有关；而在古代，完全没有微生物概念的人们只能将之归于神灵发怒、恶灵降灾等超自然、无形的原因。

疫病传染方式的不可捉摸，弥漫在人们心头的全是神秘和恐怖。遭受了巨大苦难与悲哀的老百姓们，由于宗教、文化、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反应不一——中国开始了对巫术的崇拜和尊敬，西方则开始了臭名昭著的“猎巫行动”。

在上古时代的中国，巫医被称作“神明与疫病的联系者”。

当时的人们认为宇宙间有一种主宰万物的神灵，人的疾疫生死，都是神的降临，不可抵御。他们企图通过与神的交流来达到心灵的宣泄、来弥补和控制因疾疫而造成的心理失衡。

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之下，求神祈灵、驱鬼逐邪之类的巫技应运而生，“巫”出现了，人的祛病除疾的原始本能也被染上了神灵的光辉。

“巫”在中国的防疫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从商周时期，人们就采取了许多种方法对疫病进行治疗。上古流传下来的巫术盛行不衰，人们治疗的方法主要以巫术治疗为主：祭拜鬼神，以求福佑，希望通过祭祀而攘除疫病。

到了春秋战国，人们头脑中鬼神观念还是相当强烈，凡有疫病发生总认为是鬼神作祟，于是延请巫医祈祷驱疫，就连君王也不会例外。记载春秋战国事情的《逸周书》里说：“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这时候，巫医除了祈祷驱逐瘟疫之外，有时也兼用药物来治疗，但仍以巫术形式为主。

即便战国以后巫的作用减弱，巫医分业，“巫”的影响也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就连中医里，也蕴含着巫术成分。

药物的采集本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但也被蒙上了巫术的色彩。

《金匮要略》中说到治金疮的王不留行散，一定要在八月八日才能采集，如果其他日子采了药效就不行了。

一些阴阳属性明显的药物，采集的时间规定得更是莫名其妙的严格：茱萸要九月九日重阳时采、艾叶一定要五月五日端午时摘……

与中国类似，西方的疾疫史中也有着巫术的影子。

提到16、17世纪的欧洲，除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外，人们不可避免的会想起暗黑残酷的“猎巫行动”和尸殍遍野的“黑死病”。

据研究，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让整个欧洲的人口下降了45%或者50%。如此惊人的死亡率造成了人们的集体恐惧，专业一点的说法叫“大众恐慌”。在大众恐慌的心理下，人们猜疑这种“毒”来自何处，以及该如何消灭它们，这就有了盛行于近代早期西欧世界的猎巫行动。

当时的天主教畅销作品《女巫之锤》（The Malleus Maleficarum）便是很好的例证，它成为了指导人们发现女巫、侦讯女巫直到处死女巫的猎巫手册。借由猎巫的行动，人们试图发现“毒”的源头，并经由审判及将女巫烧死来消灭病毒。

和女巫有着相似的悲惨命运的，还有猫。

猫被中世纪的欧洲人看成一种极度邪恶的动物，尤其是黑猫，几乎就是巫术的化身。

由于猫的桀骜不驯和昼伏夜出，天主教对猫的观感极其恶劣，在黑死病爆发之后，这种憎猫情绪得到了更大的煽动。

在整个猎巫行动中，养猫或者喜欢猫是判定女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包括《女巫之锤》在内的一系列宗教文献直接将猫称为瘟疫的传播者，并且是女巫最好的朋友。

毫不夸张地说，教会、政府、民众对猫的抨击和屠杀比对女巫还要残酷得多。1621年英国北约克郡的女巫案件致使多名女巫和她们的猫被杀死。欧洲人为他们的愚蠢和残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正是因为大范围屠灭猫，老鼠没有了天敌从而疯狂繁殖，鼠疫才在欧洲造成了这样巨大而持续的破坏。事实上，由蒙古大军发端的那次鼠疫波及了整个世界，中国、印度、中东、非洲甚至美洲都感染了鼠疫，但是没有任何地方的鼠疫像欧洲这样持续400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