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时候，总会看到“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这些名词。有的同学可能已经熟知，有的同学可能还未搞明白。今天我带大家回顾一下近现代史，看看这些名词怎么来的。

01  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所谓中学是指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西学是指近代由西方传入的西方学术。“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亲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中体西用是借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说明以中学为根本、西学为末用的观点。初由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发生重大影响的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张之洞，他在《劝学篇》中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体西用自张之洞阐发后，在思想界产生很大反响。”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02  西体中用

“西体中用”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简称，可以理解为“中体西用”的反命题，是早期维新派提出的处理中西学关系的一个命题。它的基本内涵是，西学自有本末，即政治上的议院为本、经济上的以商为本、文化上的以学为本。中国必须引效其体而行之为用。早期维新派以此与洋务派分离。

同时“西体中用”也是李泽厚的一个哲学概念，李泽厚引进了所谓“人类学本体论”的概念后，其涵义就变得模糊和混淆不清了。因为他所讲的“西体”，不仅是指“西学”或西方文化，如马克思主义、现代科技思想等，而且指“以西方为先驱的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存在”，(参考李泽厚：《论西体中用》，载《团结报》1986年9月27日)，也就是说，已经超出了“学”或文化的范围。所以他只讲“西体中用”而不讲“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他讲的“西体中用”实际上并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对命题，已经超出了字面上的体用关系。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查阅我标注的相关论文。在此不多赘述。

李泽厚：《说中体西用》

03  “全盘西化”

五四前后，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与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曾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过激烈论战。之后由于国民革命一度沉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文化论争又起。“全盘西化”主张不预设任何人为的限制，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作为民族自救的根本出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序经。“全盘西化”一词最早是胡适于1929年提出来的 。但从胡适前后的言论和主张来看，他并不真正主张“全盘西化”。

1934年1月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专栏发表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于1933年年底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 认为“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中国文化一切都不如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并由此在广州思想文化界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文化论争。接着，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 宣扬“要使中国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使它失去的特征得到恢复，就“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于是继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之后，又一场大规模的文化论战在全国展开。但这次论战没有持续多久，到1936年春夏之交就基本结束。论战的双方主要是以十教授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和以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同时西化派内部围绕“全盘西化”也有争论。

陈序经

 当然历史已经证明，无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还是”全盘西化“都不能正确解决古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任何民族的、历史的文化，我们都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没有可以全盘接受的文化，也绝对没有普世的价值观。因此，笼统地讲“中学为体”或“西学为体”都是不科学的。把“体”和“用”割裂开来也都不是文化继承的正确态度，因为“世无零体之用，亦无无用之体，有用而无体，其用只是诈伪；有体而无用，其体必多缺陷“（吴廷栋语）。所以在讨论历史上的人们对东西文化的态度时，我们也应当审视今天发达的信息渠道带来的文化共享，警惕某些腐朽落后和所谓“普世”文化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