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取象比类”，即“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不是科学理性的思维，也不是科学理性的推理，而只是想当然、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更不能掩饰其所谓中医理论的理性缺失。

“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是中医理论和方法学构建的主要思维方式。是指在观察事物获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客观世界具体的形象及其象征性符号进行表述，依靠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进行思维，反映事物普遍联系及其规律性的一种思维方法。盖源于《周易·系辞下》：“古之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一类万物之情。”意思是说：远古时伏羲治理天下，仰望天上日月星辰，俯视大地山川形势，观察鸟兽的皮毛文采和山岭泽壑的轮廓走向，近的就取象于己身，远的就取象于百物，于是画出了八卦。并用它来再次领悟自然客观物质世界，以及人类社会内部更为深刻的德行，也就是所谓客观规律，用以描拟天地之间一切万事万物的情状。

“取象比类”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所见到的“象”为“中介”，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类，即根据被研究的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导出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取象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具体事物的物象、事象，而是在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地类推、类比。说白了就是，甲与乙在某些方面相同或者相似，从而推论出在这个方面以外的其他属性或者特征也相似或者相同。举个容易理解但不是很准确的例子。就人的貌相往往儿子“象”老子是人的一种感性认识。因此，看到两个貌相相似的人就推断二人为父子。当然，得出的结论就带有或然性，也就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对于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去验证，就这个例子来说验证并不难，去问问两人或者采用更科学的方法“亲子基因鉴定”。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所要面对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复杂的，用该取象比类得出的结论正确与否，并不容易得到验证。尤其在古代，几乎不可能去验证。

从古代“意象”到“容貌”的解释，“象”与“相”二字似有借代、通假之处，古之山、医、卜、星、相五术都可归为一类。所以，天有天象，地有地貌，气有气象，星有星相，阳宅三要，阴宅风水。人有面相、手相、眼相、耳相、鼻相、舌象、脉象、五脏六腑之藏象等等。天地人合，三材七政，取象比类。医学在中国古代说白了就是一门“看相”的学问，故望而知之谓之神，然后才是圣、工、巧，于是据象、据数、据辞作出判断和诊断来。

中医理论正是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运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构建而成。比如，《灵枢·邪客》说：“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说：“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

或许，你还有疑问，人干嘛要跟天生的一样呢？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给出了答案：“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说：“天有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

《黄帝内经》又云：“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有五行，御五味，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人与天地相应”。并将这些概念和理论与从人身体上所感觉到的东西相类比而构建成所谓“中医理论”，即中医药文化。用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预测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解释人所罹患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用于人的养生保健、避凶趋吉、防病祛病。把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与这人世间、自然界所谓的规律和复杂现象都混为一谈。

《黄帝内经》还将人体比附为一小宇宙，将五脏六腑与行星、季节、山川、甚至官职一一对应。因此它对生命现象、对“人”、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只能囿于古人当时对自然界，即对“天之气”、对“地之形”的认识的基础上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去认知。用“已知”的“天”、“地”来解释“未知”的“人体”，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所谓“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和“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的“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天地相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及“天地万物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明”等等所说的就是这一道理。所谓“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是也！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对药物的选择，这种“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尤为普遍，可谓比比皆是。例如吃啥补啥，象什么就补什么。吃了动物的脏器就会补人体的相应脏器；吃了形如人脑的核桃就会补人的脑子；吃了形如肾脏、命门的豆类就能补肾。花类多生于植物的顶端，所以它的药用功能是多治头部疾病，故有“诸花皆升”之说；藤类植物，因其枝干运送水分营养的功能强大，故能治疗肢体、关节疾病；那杜仲的树皮里有像“筋”一样的条状白丝“筋骨”，所以有人想到吃了这 “筋骨”，就会像树一样筋骨强健。树叶轻飘，易飞扬，故树叶类药，花类药多发散，如桑叶、薄荷叶、菊花、银花、连翘之类为发散类药清热解毒；石头沉重，易下沉，所以矿物类药多用于重镇潜阳，谓之安神，如滋石、龙骨、牡蛎等。而骨、肉、脏器之类则被视为所谓的“血肉有情之品”能治疗人身体中与之相同或相近部位虚损类疾病；龟版、鳖甲之类则谓之滋补肾阴。

《本草纲目》中那李时珍还说，人的身上都是宝：头发、头垢、耳屎、膝头垢、爪甲、牙齿、人屎、人尿、乳汁、经水、人血、**、唾液、齿垢、胡须、阴毛、人骨、天灵盖、胞衣、脐带、人胆等都是良药，都有着种种神奇药效。再比如，你喉咙痛去看中医，医生一般都用到蝉蜕，因为医书记载蝉的嗓子好，声音大，蝉蜕可以治疗嗓子。又例如穿山甲很能穿山，所以，女人不下奶，就吃穿山甲的壳，让穿山甲来穿透下奶的通路。

 张锡纯（近代所谓中西医汇通大师）认为，蜈蚣“走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一切疮疡诸毒皆能消之。其性尤善搜风，内治肝风萌动，癫痫眩晕，抽掣瘛疭，小儿脐风，外治经络中风，口眼歪斜，手足麻木”。因为蜈蚣走窜很快，中医的神医就认为蜈蚣可以治疗这些由于经络不通导致的疾病。

朱砂可以安神，为什么呢？中医记载：朱砂之重，可以安神。因为朱砂很重，所以可以把你的神给镇压住。高山雪莲，中医认为这个东西大热。为什么呢？既然能在高山的高寒之地生存，而没有被冻死，看来这个植物一定很热了，然后用来治疗所谓的寒病。蝙蝠的屎（又叫做夜明砂）可以治眼疾，因为中医认为，蝙蝠晚上出来，所以眼睛好，所以，吃了蝙蝠的屎，就是治疗眼疾！……　

这种取象比类的联想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充斥在所有的中医的书籍中。蝙蝠眼睛好可以治眼疾，但为什么非要吃它的屎呢？为什么不干脆把整个蝙蝠都吃了？按照这个逻辑，牛力气大，吃牛屎身体会更强壮；人是灵长动物最聪明，吃人屎可以变得更聪明！上千年的“实践”，就是用这种逻辑去指导的，你能期待这样“实践”出来的药物真的有奇效？中医不讲逻辑，只靠联想，其理论依据根本就是弱智！

 可见，“取象比类”方法就是一种原始的同构方法，运用所谓“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去推测描述人体各种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现象以及指导药物方剂治疗、养生保健等。现在看来就显得十分笼统而又荒谬，缺少科学验证和实验证据。

综上所述，可见古圣先贤们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叩问自然、认识自然，同时又以对自然的认知的“意象”类比于人及其疾病，从而关注人的生命，去医治人的疾病。

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医理论的产生，有助于从事物同一性的角度，从宏观认识上把握人体所谓阴阳变化规律，寻究生命奥秘的尝试，具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科学倡明的今天，人们对自身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后，仍然坚持固守，一成不变。只能说明这种所谓“取象比类”、“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不是科学理性的思维，也不是科学理性的推理，而只是想当然、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更不能掩饰其所谓中医理论的理性缺失。

诚然，这种“取象比类”，如果作为探索未知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许对启迪人类灵感，获取新的认知有一定作用，当然对所得出结论必须经过严格验证。但是象中医这样几乎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这种“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之下，加之对于所得出的结论也没有（当然也不可能）进行任何验证。可想而知，这种理论体系必然是充满错误，甚至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