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听觉天文学与视觉天文学

（一）波动频率概念与物体运动概念由来

1. 中国天象观与古希腊宇宙学诞生 

当我们问“什么是时间”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年月日时分秒”等等，或者我们会想到“钟摆的周期摆动”、“手表不停的圆周旋转”或“电子表不断的数字跳动”，当然，如果没有这些“计时器”我们就很难说清楚什么是“时间”了，这些“时间观”来说，不如说是我们看到的“时间”，或者说是人类制作出的“时间”。 

显然，人类不会产生“文化之前”就有了“时间概念”，而是从远古文化期一步步制作出来的“时间概念”，因此，我所想的问题是：“时间概念是怎样产生或形成？”。这就是我们为何要从尽量远古时期探索这个问题。 

近来，中国现代的考古学家发现：河南省濮阳市用贝壳摆出的“青龙白虎”及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发现的骨笛都是距今7000年左右（即公元前4000年左右），并且我认为更加奇迹的是，它们都是用来“测时”的。前者的发现，由中国考古学家冯时专门进行了一些古天文学的技术性介绍，并联系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或帝王祭天统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信仰”与“科学性”由来的关系等等，如《尚书》开篇中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后者的发现我查到中国人写过一本书，即胡大军写成《伏羲密码——九千年中华文明源头新探》，探讨音乐与中国天文学或中国远古时空观形成的联系，后面我再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谈与中国文化联系，但这里说明一个关键信息，就是说“时间概念”的最初形成是从“观测天文现象”开始的，由此才产生了“年月日”的概念，以至于产生“数理时空文化”的真正“思维”、“科学”、“社会学”及其他相关丰富文化体系类型，这不是我们通常想象一种含糊的“劳动实践观念”所能创造的“文化或科学认识论”含义，就目前文化体系和类型而言，实际隐含着不同视角的“文化自然观”。

以上两个发现，或许意味的东西太多，可能包含了“人类文化总体产生”所隐含的所有元素与变迁过程，也就是包含了西方宗教、科学、艺术、哲学形成由来或历史诠释，也包含了中国儒释道文化中所隐含的宗教、科学、艺术、哲学的由来和历史诠释。我只是从一点点文化知识表象上说说自己对这种文化历史的逻辑关系联系及推测。 

以上发现人类文化至少在一万年左右开始兴盛了，当然这种“测时”与“农业发明”虽然有着至关重要的密切关系，但却也不仅仅如此。“农业”只是体现出那时人类的“高科技发明”象征和经济意义上的关键作用之一，这一时期也是古埃及和古苏美尔文化的兴盛期，它们的兴盛也都与“古天文学”有着密切联系，而针对从古希腊神话宗教或基督教宗教文化发源来看，大概不超出公元前2000年，现代也有迹象表明其文化源头也与古巴比伦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今天不论古希腊文化还是中国文化，人们基本承认其关键节点或文化转折期是公元6世纪前后，也就是古希腊“自然哲学”产生的“文明轴心时代”，同时，这个时期我认为从“自然哲学”视角来看，其代表人物分别古希腊公元前6世纪的泰勒斯，中国自然哲学代表老子、印度释迦牟尼、波斯琐罗亚斯德等人，我认为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其对古神话或古宗教文化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化，也就是以“自然”为题的“文化创建”。“自然”我理解为消除一种“天意”的或“上帝”开创“天地”的“文化设定”与“祭祀天地崇拜”的“文化模式”而创，以“万物自身及人类自身”为依据，描述“天地万物”与“人本身”的联系，因此称“自然”。 

先从古希腊自然哲学产生来看，在古希腊之前，古希腊的神话和宗教、巴比伦的神话和宗教，以至于基督教的经典叙述“天地人”所具有的共同文化类似的模式（这里选用摘引《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西方》陈方正著），如： 

“赫西奥德（古希腊）的《神统纪》所述说的仍然是人格化的神祗，但内容上开始作出新的尝试，即以神祗为宇宙现象的化身，并且以人世代繁衍的方式来追溯他们的形成过程：例如太初有混沌（Chaos）；混沌生出黑夜与埃里伯斯，黑夜与它相混合而生白日与以太；大地生穹天，又与之相交而生群山、海洋、第一巨人泰坦，等等。” 

“希伯来的《创世纪》劈头就说其始只有空虚混沌，神灵运行于水面，然后将水分开而有空气、天地，等等。” 

这种描述会让我们想到“盘古从混沌开天劈地”的中国神话传说，这种神话传说的核心可以认为从远古到中国清代末期始终具有中国宇宙论的信仰地位，不论是“皇帝”拜“天地”（如天坛地坛的设立和祭祀）或人们常识理解的“天文历法”，都惊人的反应了这种由来已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信仰”模式。例如清朝的小学课本《幼学琼林》，以“天文”作为开篇中的描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这和西方宗教“天地初创”竟然雷同。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宗教问题，说明它依据着某种人类最远古文化发生及演化的类型根据，其中的原因将在后面阐述。 

先不论中国这种“天文”是“宗教”还是“科学”，先以西方描述古希腊产生第一位自然哲学的哲人泰勒斯一点文化信息，看看有什么不同变化。这里，引用陈方正所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西方》描述的古希腊科学史为依据，我认为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上述背景下（指古希腊神话文化），泰勒斯抛开以神祗（gods）的衍生及其意志和作为来理解自然现象，转而直接从自然本身寻求和论述它众多现象背后的原理（principle），并且提出此原理是水（万物由水生成）。这是崭新的、革命性的观念。” 

“泰勒斯以数学和天文学知名：相传他曾经利用日影推断金字塔高度和在海岸高出测量远方船舶的距离，因此被认为是把几何学从埃及传入希腊的第一人。” 

以上告诉了我们两个信息，泰勒斯的万物生于水与中国最新发现的《太一生水》相近，此外说明古希腊产生了“数”、“几何形”与“天文学”的结合雏形，我把这种结合先看成一种“新天文学”的转变开始，后面叙述才会逐渐变得明朗化。但有一点我还需要强调，古希腊“自然哲学”从产生到亚里士多德收尾，都没有否定“神”的作用，因此： 

“泰勒斯又说：‘万物都充满神’。其所指就是：如水或者火那样的事物不可能凭借自身而产生我们所见的变动、变化，所以在这些变动、变化的背后必然到处都有神灵的鼓动......”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逻辑，“太一生水”中的“太一”也具有古希腊“神”或后来毕达哥拉斯以“数论”的“一”的功能为“统合变化”描述含义类似。对泰勒斯的描述或传说尽管也有不少，如日晷发明、预测日食等等，但毕竟还很不足，因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转述中，前古希腊自然哲学及自然科学取得最大成就的不如说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陈方正通过收集上世纪末西方人挖掘毕达哥拉斯的资料也汇集了很多新材料，这次最让我感兴趣了是关于古希腊这时的“几种天文学观念”差异和惊人性的转变。先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天文学观念开始：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介绍了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派的“时间观念”或“由来”：

“至于说到时间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本性是什么，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解释，并没有比前面刚才讨论的问题启发更多。（a）有些人主张时间是无所不包的天球的运动，（柏拉图）（b）有些人主张时间就是天球本身。（毕达哥拉斯）。但是（a）循环旋转的部分也是一个时间，但它确实不是循环旋转，因为所取的是循环旋转的部分而不是循环旋转。（b）认为时间是整个天球的那些人所持的理由是，万物都发生在时间里，也都存在于整个天球里。这种说法是太荒诞了，以至无须研究如何来说明它的不合理性。但是，最流行的说法还是把时间当作一种运动和变化，因此必须研究这种见解。” 

以上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传统通过测量日月星辰（天球）位置的循环变化而产生年月日24节气，也就是“时间概念”的生成是通过观测天球循环现象产生，这是个很常识性的问题，而亚里士多德竟然否定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时间概念由来描述，这看起来是似乎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亚里士多德自己定义的时间是：“时间是运动的数”，他把直线运动的位移与数量联系起来作为时间的定义，以圆周运动作为计量单位，由此构造或定义出一个“时间概念”，这种定义始终影响着后来西方人单向均匀流逝的“时间感”，这里先不多论。我想造成亚里士多德感到荒谬的原因可能在于他的提问方式：“什么是时间？”，而不是“时间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吧。 

在我看来奇特性在于我总结猜测的毕达哥拉斯天文学，是听觉的、音乐的、波动的或频率的；而柏拉图的天文学是视觉的、几何的、圆周运动的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文学”（或天象）来比较看，“听觉方面”的“天文学”很类似，却都已基本消失了；而“视觉方面”的“天文学”比较看，两者截然不同。以下先从毕达哥拉斯天文学叙述开始。

前篇文章中，大致介绍过了毕达哥拉斯派开创的天文学、数学、几何学、音乐学，仅仅从天文学来看，毕达哥拉斯有着完全不同于后来古希腊天文学的意义，在陈方正描述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来看，我注意毕派对“数”、“几何（或物形）”、“天文学”都带有“音乐论”的联系，对“声音”的研究也有着独特性： 

“除了音乐理论，毕派对声音本身也有研究。例如阿基塔斯对于声音的产生机制作过猜测。由于当时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有空气震动而造成声音这个基本观念，所以他把声音的高低归于发生物体的速度或者物体相互撞击的力量，又将声音的强度和高低这两个概念混淆，因此没有得到有意义的结果，《蒂迈欧篇》又讨论了为什么特殊音程会导致和谐的感觉，它的猜想颇为有趣，甚至可以说是接近正确解释，不过始终因为最关键的波动观念未曾具备，所以也没有得到重要的结果。” 

从以上论述中，我认为毕派已经有了对“波动”或“频率”属性的认知了，或许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声音震动波”的理解，很可能涉及所有“波动或频率”概念的共同属性的“自然现象”表述，从水的波动、空气的波动、电磁波、光波、引力波等等“波动性现象”来说，它们有着共同的基本描述——“频率与波幅”，“速度”快慢实际是“波的频率”概念类比，“撞击声”实际是“波的振幅”类比，从人“听到”的“声音波动”来看，也只是“波动概念”中的一小段频率范围和一部分空气介质波动现象而言的，现代人发现动物们可以发出各种类型的波，如蝙蝠的超声波、大象发出的次声波、海豚、电鳗等等发出的电磁波、鸟类能接受的地磁波等等，都说明生命体与各类“波”的关系和现象。正象我们观察到如果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波”就会传出很远距离，在空气中“声波”虽看不到，它的传输能力却已经隐含在“自然物相互作用现象”或关系中了。此外，巧合的是或许正是19世纪末，恩斯特·马赫也在研究超音速的声波效应后，才打破了西方传统“牛顿绝对时空观”观念。 

而毕派很可能对“频率或波动”有着更深远的“体悟或敏感”性，因为这种“波或频率”在人生命体中的反映或感应是某种先天“和谐性”的，人类“音乐”不是先有了理论发明才发明出“音乐”，更表现出一种自身生命体验的直接创造和接受能力，不如说由此才可能创造出“音乐文化”等等，并用“声音”来类比“万物相互作用”的“数、形、甚至天文和音乐”相互关系，实际“和谐的音乐”也并非是随意可以制作出来的，它同样具有后来完善出其数理逻辑才变得更加接近制作“和谐”的工具发明，而“音乐”并非是如此创造出来的。而早期“辩证法”也很可能是体现这种“波与频率”意义的“自然现象描述方式”或“类比”。对毕达哥拉斯天文学描述就更加如此明显了： 

“最后，毕派还有所谓‘天球谐乐’之说，从而将它们认为最根本的数目、宇宙结构和音乐结合起来，亚里士多德说毕派‘整个天都是乐音阶律，都是数目’，就是指此。它的基本观念来自毕派的声学：物体移动的时候会发声音，声音的高低视乎速度而定。因此，在他们的构想中，天上迅速运行的星球也同样会发出乐音，由于它们的速度各不相同，所发音乐也高下不同，然而它们却都是和谐的：恒星、五大行星，加上日、月，刚好凑成一个‘八度’音阶！这奇特而富有魅力的构想最早出现于柏拉图《国家篇》末篇所描述的灵魂转世过程中所见到的天上景象，直接论述则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论天》中称对于这大可以称为‘钧天之乐’的观念表示欣赏，但又着力之处其要害：以星球之巨大和运转迅速，它们所发声音应该响亮无匹......”

虽然亚里士多德介绍了这种天文观，但却给予了彻底否定。以上论述的奇特性就在于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天文学”或“和谐频率的天文学”或“听觉天文学”的含义，这也很可能与中国的“律历”相通，这里先不进行展开，从百度中就很容易查到中国历史天文律历与音乐的联系描述：

“‘律历’。亦作‘律厤’。指乐律和历法。《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

以上竟然与上面论述的毕达哥拉斯“天文学语义”完全类似。《吕氏春秋》有一段也说明音乐与天文的这种古老渊源关系，也同样极为类似毕达哥拉斯的描述，而且更具体了：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天地），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 “萌芽始震，凝■以形。震，动也。谓动足以成形也。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 

以上论述我们会看到几个信息：“一上一下”的震动或波动性、“合而成章”的视觉“波形性或震动”，“车轮旋转”运动或圆周运动、波动或旋转的“往复性”，“或疾或徐”速度变化的频率差异性，都表现出于毕达哥拉斯天球论相似的理论。此外，“声出于和”说明“音乐”又表现出“自然万物（人与物）共时性运行中”相互作用的“和谐”含义，也是中国人说“和”与“乐”最初的由来和诠释，体现出各种生命体自然震动生成论与存在方式的“音乐性”或“波频性”相互作用的认知，从而构成了“宇宙万物存在模式的波频交响曲”。 

实际上，孔子和柏拉图中都非常重视“音乐”，但他们重视的方式和理解作用却都偏离了当初“人类生命体自然”本身带来的“音乐发现”，如在孔子看来，“礼与乐”都是要求沿用国家构建之初“政治组织构造”的形态，以至于“礼的行为规矩”与“音乐类型或宗庙音乐规定”都不能与上古传承“宗法祭祀行为和伦理秩序”脱离关系，虽然这是上古中国在“天文科学”发现基础上形成的“宗法社会构造”由来，但却显露出所有“宗法性社会组织逐渐形成的教条化与暴力化”倾向和弊端，“基督教”在中世纪也具有同样经历了这种“教条化政治化组织性统治与暴力”，“礼崩乐坏”实际已经是一次对“宗法社会政治外在形态”的改造与冲击必然性，这或许是儒家与老子和庄子看待这一问题的本质不同吧。顺便说说中国传统崇拜的“圣人”的“聖”字由来：“圣,通也。——《说文》。按:耳顺之谓圣。彼教所言耳根圆通亦此意”，或许也暗示了其最初对“声波”特别感知能力呢？ 

与毕达哥拉斯天文论比较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天文学”或“宇宙学”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科学意义了。柏拉图尽管认为天球运动或日月星辰是产生“时间概念”的由来，但也有着一种关键的假设隐含其中，从而启发了其徒弟尤多索斯“天文学”的新发明或新创造，回到陈方正的描述来看，给予他了划时代和绝对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柏拉图要求他的学生发现那些均匀有序的（圆形）运动，根据其假设行星的表象运动是可以得到解释的”（173页）他的学生“尤多索斯赴埃及象神庙中的祭祀学习天文，并且作实际观测，前后18个月之久”（其实古希腊泰勒斯毕达哥拉斯都去过巴比伦或古埃及学习过天文）“尤多索斯建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天体运行的几何学模型，这是个将希腊天文学带到了一个全新境界的革命性创举。”“他还利用几何学来建构天体运行模型的第一人。所以无论在数学抑或天文学上，他和两千年后发现微积分和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一样，都是建立科学新体系与传统、开创新时代的人物。称之为希腊的牛顿，他是全然当之无愧的。” 

柏拉图很可能把匀速圆周运动看成一个星球宇宙完美必然性的“理念”了，于是提出这个论题给他的学生，而其学生那时同样也去东方学习了“天文学”，然后正如作者所给予尤多索斯古希腊天文学开创性重要性地位那样，由此天文学沿着古希腊自己的“宇宙论”、“时空论”或“天地观”踏上了其“科学旅程”，而毕达哥拉斯的“天球和谐天文学”，甚至“柏拉图的天文学时间发生论”理论几乎均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后来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天文学与基督教的天地观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也与中国传统“盖天天文天象观”的四时、24节气与动植物关系的“文化语义天文学”分道扬镳了，直到牛顿完善了西方几何动力宇宙数理天文学观形成，于是直到今天，天文学、宇宙学完全脱离了与地球生物规律和人本身生物的文化语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