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植物学的故事150期

如何推动中国古植物学全面崛起？（之八）

开展主动型的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古植物学全面崛起

孙启高

2011年10月27日

开展主动型的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古植物学全面崛起

综观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植物化石的采集和研究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历史过程与世界古植物学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化石植物主要是外国人采集和研究的，许多标本至今保存在国外。美国人John Strong Newberry（1865—1867年和1883年）、德国人A.  Schenk(1883-1884年)、法国人R. Zeiller(1902--1903年)和M. Colani（1919-1920年）、日本人小川（Ogawa, T.，1905年）和矢部长克（Yabe, H.,1908年）、俄国人J. W. Palibin(1906年)以及瑞典人R. Florin（1920-1922年）等较早研究了产自中国的植物化石。1880—1881年德国地质学家M. v. Richthofen采集的中国植物化石仍然保存在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1920年前后瑞典地质学家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等人在中国采集的大量植物化石至今保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自然历史博物馆。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植物学的兴起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丁文江先后邀请瑞典学者J. G. Andersson和T. G. Halle以及美国学者A. W. Grabau (葛利普)来中国工作，为中国培养了包括古植物学在内的专门人才。1918-1923年周赞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自然历史博物馆师从T. G. Halle，1928-1931年斯行健在德国柏林大学师从W. Gothan，1944-1946年徐仁在印度勒克瑙大学师从B. Sahni。周赞衡回国后很快放弃了古植物学研究。斯行健和徐仁一直坚持古植物学研究，并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中国古植物学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历史性的基础。

尽管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学者开始独立自主地研究古植物学，但是仍然有不少外国学者采集和研究中国地区的植物化石。美国著名古植物学家Ralph  W. Chaney (1890—1971)是有名的例子。自1925年起，Ralph  W. Chaney多次来中国进行考察。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他与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合作研究了产自山东临朐县的山旺中新世植物群。

1947--1948年，斯行健访问美国有关学术机构和同行。这是中国古植物学家首次访问美国。

1948年春，Ralph  W. Chaney来华赴湖北利川水杉原产地考察。同年，徐仁第二次赴印度工作。1950年徐仁先后访问瑞典和英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植物学的发展进入了全面兴起的历史时期。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古植物学在学术建制、人员数量、论著出版等都有较大的进步。但是，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基本上局限于同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波兰）的交流与合作，而中国与英国、美国等古植物学研究强国之间的人员直接往来几乎被迫中断。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中国古植物学家开展国际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广泛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促进了中国古植物学的全面兴起。1978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古植物学家James William Schopf随美国植物学代表团访华。1979年，徐仁和李星学随中国植物学代表团回访美国众多古植物学学术机构和同行。同年，朱为庆、田宝霖和赵修祜赴美国伊利诺斯州参加第9届国际石炭纪地层与古生物学大会，徐仁和李星学也参加了此次大会。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美两国古植物学界较早的学术交流。

1980年，徐仁率领中国古孢粉学代表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第5届国际古孢粉学大会，然后参加在雷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召开的第1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国际古植物学大会是由国际古植物学协会组织召开的会议，李星学也出席了此次大会。同年，徐仁和刘东生(1917--2008)一起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Donald Walker教授正式确立“中澳第四纪合作研究”，徐仁负责该项目的孢粉学研究。这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合作项目，对推动中国孢粉学的国际接轨产生了积极影响。

1981年，徐仁被聘为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13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副主席。同年，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著名古植物学家William G. Chaloner教授出席此次大会。会后，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先后访问了南京和北京的古植物学机构和同仁。

1982—1985年，李星学担任国际古植物学协会（IOP）中国地区代表，这意味着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国际古植物学协会的有关事务。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古植物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而多样，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学术界不断提高。周志炎和孙革先后担任国际古植物学协会副主席，李星学和孙革先后被遴选为美国植物学会通讯会员。1987年和2007年在中国召开了“第11届国际石炭—二叠系地质大会”（北京）和“第16届国际石炭—二叠系地质大会”（南京）。1995年9月在南京举行了“地质时期陆地植物演化与分化国际研讨会”。2000年7月底—8月初，第6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在秦皇岛举行。

    毫无疑问，20世纪中国古植物学从无到有和全面兴起直接或间接得益于国际交流与合作。然而，从总体上看，由于研究基础、研究水平、学术体制和文化差异等因素中国在古植物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局面。中国学者往往凭借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这种被动型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中方一般成为研究标本和实验数据的简单提供者。中国古植物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是由全面兴起走向全面崛起，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根本方式也将由被动型转换为主动型。这种转换过程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主动型的国际合作将促进中国古植物学的全面崛起。开展主动型国际合作的必要前提是：逐步提高中国古植物学家的整体水平和群体素质，进而提升中国古植物学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