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植物学的故事149期

如何推动中国古植物学全面崛起？（之七）

中国古植物学人才培养的历史透视

孙启高

中国古植物学人才培养的历史透视

中国古植物学的人才培养是20世纪中国科学与教育人才培养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一个缩影。中国古植物学是从国外逐步传入的。1918—1923年，周赞衡到瑞典斯德哥尔摩自然历史博物馆古植物部跟随著名古植物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Thore Gustaf  Halle(1884--1964)教授专攻中生代植物化石，周赞衡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古植物学的学者。1928—1931年，斯行健到德国柏林大学跟随著名古植物学家、德国科学院院士Walther Gothan 教授（高腾，1879--1954）学习古植物学。斯行健成为中国第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古植物学家。1944—1946年，徐仁赴印度印度勒克瑙大学植物系跟随著名古植物学家、英国皇家学会院士Birbal Sahni (1891–1949)专攻古植物学。徐仁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学习古植物学并把毕生精力献给古植物学的植物形态解剖学家。

中国古植物学人才培养本土化历程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3年，斯行健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讲授古植物学。1944年，斯行健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培养李星学从事古植物学研究。

20世纪50年代，斯行健、徐仁和李星学开始为新中国培养古植物学家（大化石），徐仁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孢粉学家。自1955年开始，中国科学院招收首批50名研究生。1954年，周志炎（1933--）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不久考入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生，于1961年毕业。周志炎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古植物学研究生。

50年代，中国大批青年学生被选送到社会主义国家留学，为中国古植物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张金谈赴位于圣·彼得堡的前苏联科学院柯莫洛夫植物所学习孢粉学，孙湘君和李浩敏赴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学习。赵修祜到波兰南部科拉克夫(Krakow)一所矿业大学学习古植物学。由于中苏关系恶化，选送青年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最终被搁浅。

1962年，徐仁正式调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学研究室工作。次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段淑英（1939--）。1967年，段淑英研究生毕业。

从建国初到“文革”前，中国科研机构和生产单位的古植物学与孢粉学工作者主要来自国内综合性大学的地质系与生物系或地质类院校，如北京大学地质地理学和生物系、南京大学地质系和生物系、中山大学地质系和生物系、西北大学地质系与生物系、四川大学生物系、山东大学生物系等以及北京地质学院、东北地质学院和成都地质学院等。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破坏。在“文革”后期的1972--1976年，高等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如：北京大学地质地理学和南京大学地质系都招收了“地层与古生物学专业”的工农兵学员。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北京大学等学校招收“地层与古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生。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率先招收古植物学方向的研究生，为中国古植物学事业培养承前启后的人才。

改革开放后，中国古植物学人才培养出现本土化、国际化和多样化的局面。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和有关高等院校[如：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与徐州）、北京大学、长春地质学院（后被整合为“吉林大学”）、中山大学等]培养专门从事古植物学研究的硕士和博士或招收古植物学专业方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另外，我国已有很多古植物学工作者主要以公派的形式到世界著名实验室开展业务进修、合作研究、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其中，有些人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外获得古植物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