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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植物学的故事（71）：一位古植物学家的女儿对父母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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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植物学的故事（71）：
一位古植物学家的女儿对父母的回忆 (作者：徐竺声)
2010年7月6日完稿于北京，8月10日修改
关键词：古植物学家；徐仁；张玉珍
Story of Palaeobotany Series (No.71): A Chinese palaeobotanist’s [Jen Hsü (Xu Ren, 1910–1992)] daughter recalls her parents (Author: Xu Zhu-sheng; Editor: Qigao Sun)[In Chinese]
[编者按：为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20世纪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徐仁先生（1910--1992）的学术历史、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以及他的实际生活，今年春我邀请徐仁先生的女儿徐竺声女士通过“零距离”观察回忆她的父亲和母亲。最近，徐竺声女士身体欠佳，但她克服眼疾等困难，撰写了这篇很感人的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古植物学家背后的许多催人奋进的真实故事！由于内容较多，我为这篇回忆录添加了若干标题。孙启高 2010年10月7日写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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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高博士：
你提的关于我母亲的家庭背景、童年及成长，我知道的不多。我不知到如何写，想到那里就写到那里。不知是否合你的要求。
母亲身世
我母亲张玉珍出生于1913年 4月8日，去世于1984年3月18日13点.，是安徽当涂人，外祖父是小地主兼小杂货商。母亲只有一个弟弟（张承典，学建筑结构的，生前在上海的某大学任教）。小时候家境还好。听母亲说，她读完高中时已过了20岁。这是由于过去的封建思想，认为女孩子能认识些字，小学毕业就行了。到了中学要去远处，在外抛头露面不好。因此小学毕业后（或是初中毕业后）停学在家2年，家长不让再继续读书。但母亲坚持要出去念书，经过斗争后来才同意读完高中，考上了大学。
父亲为什么读书？
下面我想回忆一下我父亲[注：即徐仁先生]小时候的故事，（在李文漪记的“徐仁回忆录”中有的我就不重复了。）
父亲青少年为什么读书那么用功？和家庭及家境有关。他出生书香门第，我的曾祖父（徐性初）和祖父（徐晋）（号中实）都是拔贡，只不过祖父考取了拔贡后不久，清朝就废除了科举制度，后又考取了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现在好像在天津），他通晓英文、精通文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国银行任职。因人耿直，清高，不爱拍马屁，在我父亲14岁时我祖父被解雇，在回老家安徽乘船时抱着我姑姑上船不小心掉进河中，回家后就生病加上心情不愉快，很快去世。失去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故祖母将我小姑送了人（给了亲戚家）以减轻负担。我父亲从小就知道在家庭中责任重大，因此读书刻苦努力。亲友都劝父亲别考大学，早点去做事，来维持家庭生活。但父亲热爱自然科学，立志从事科学事业，一定要考上全国第一流的大学。原来想学医，最好的是协和医院要8年，家庭经济不允许，后来我父亲就报考了清华大学（1929年，受张景鉞影响，详情略）。我父亲数学好，但考数学时，晚到了，头一张卷子是速算题占10分，没有让他进。收完第一张卷子后才让他进考场答第二张卷子，就这样，成绩还占全考场第8名。
父亲从小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如在60年代，包装绳是纸的，卖东西回家后都一一留着包装绳和纸利用。这些习惯一直影响到我如今也这样做，爱留着包装绳，和塑料口袋）。父亲小时候弹奏月琴、吹箫，读书累了就摆弄自娱，因此学习效率高。他总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得到免交学费的奖励。那时候一班只有一个第一名，他们班上数学也是100分的另一名学生不服气，说为什么我是第二名徐仁是第一？老师说：徐仁一步就得答案，你绕了几个圈才得答案，所以第一名给了徐仁,气的那个学生说，以后不能和徐仁一个班了。
关于父亲为什么近视眼高达1000度？是因为读大学时，因家境困难要靠在校打工挣钱来维持生活，打工耽误的学习时间只能用晚上开夜车来弥补。学校熄灯后他只好在路灯下看书到深夜，久而久之成了高度近视。
关于父亲的名字：父亲名字原来叫徐本仁。家中只有一个男孩，因此好吃的，如水果之类，都先尽我父亲吃。但是他并不是只顾自己吃，每次都要问妹妹们吃了没有，如果没有就要分给妹妹们。大人说他的心地善良仁慈。因此把名字改成了徐仁。
父母的婚姻
我母亲家境虽较好，但她不愿在家坐吃等喝，愿意念书学习，将来出去工作。那时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长辈可能会先在亲友中，或邻居中给他们挑选对象。就像小说或电影“家”、“春”、“秋”里的那样。我父亲中学在南京念的书。他们虽然念书不在一个城市，但由于是姨表兄妹，小时候他们也都见过面，大致知道对方的一些情况。我父亲年轻时一表人才，学习又好，人品也好。母亲小时候长得也还不错。他们算得上是郎才女貌。那时候女子找婆家都要找家境好的，以免以后受苦。那时候父亲家境贫寒，读大学靠勤工俭学（一、二年级），和亲友的救助（三、四年级），父亲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工资除了养母亲外，还要供二个妹妹读书。但我母亲仰慕我父亲的才华和人品愿意嫁给我父亲。我父亲看中我母亲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母亲人贤惠，人稳重实诚，但不善言辞和社交。那时候女子能读书的不多，母亲喜欢教育，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上海大夏大学的教育系。父亲1933年清华毕业后，在北大任教以后家长给他们提亲先定婚，定亲的具体时间我不太清楚。之后，我父亲让我母亲不要去那个学校读教育，说那个学校不是名牌，让我母亲第一年去北大生物系当旁听生，考及格了第二年就可以转为正式生。于是我母亲放弃了读教育，到了北大当了旁听生。我的家中有父母在南京千秋照相馆的结婚照，他们应该是在南京结的婚。结婚时间我说不准。根据我哥哥1937年10月出生，推算他们大约是1937年元旦结的婚。我母亲在北大生物系只读了一个学期就不读了。一是因为生物系学生要解剖青蛙，我母亲感到很不舒服；二来她已怀孕，去上学很不好意思。
抗日战争时期的苦难生活
抗战爆发后不久，母亲临产。父亲把她送回安徽老家，托付给祖母、舅舅，自己随学校搬迁昆明成立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哥哥起名叫“金声”，“金”有敲锣的金属声的意思，日本兵来了农村都有打锣的习惯，听到锣声大家一起来打鬼子。起名“金声”以纪念抗战。作为青年教师的父亲，参加了青年师生的南下旅行团，沿途步行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亡。母亲生下哥哥才40天，便和祖母、舅舅匆匆离开老家跟百姓一起逃难，南下去找我父亲。他们仅有的一点盘缠在混乱中丢失了，身无分文，靠难民证沿途乞讨。听祖母说：由于大人吃不饱，母亲没有奶水，只好让舅舅抱着哥哥向老百姓家里要点米汤喂哥哥吃，才没有饿死。历经辛苦随同难民潮流到达了昆明和父亲团聚。听父亲讲那时兵慌马乱，土匪又多。快过年了，父亲进城采办年货，给幼小的哥哥买了点饼干之类的东西放在小麻袋中背着，当穿过一片小树林时，对面来了3个土匪。这时父亲比较镇定把东西从右肩换到左肩，同时把右手往裤兜里插。土匪以为父亲在掏枪，（那时很多人都买枪防身）吓的跑了去找同伙。看到土匪跑了，父亲赶紧逃命，当跑到家时，一看饼干都快漏光了（口袋不知何时破了一个洞）很是心痛。母亲安慰他，只要人没事，饼干漏光了怕什么。在昆明市住，不仅物价贵，而且不安全。听祖母说：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昆明市。一次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后，父亲回到家里不见有人，赶紧往靠近的防空洞方向去找，却听群众讲“防空洞已被炸封了口，进不去人，而里外都是被炸死亡的老百姓。突然父亲在炸弹坑边捡到一个幼儿被炸断的小腿和鞋袜很像我哥哥的，他流着泪提起来到处找我母亲和奶奶的尸体；偶然看到我母亲抱着完整的哥哥同奶奶在一个大炸弹坑里往外爬；原来她们老（祖母）、弱（母亲已怀孕姐姐）、幼（哥）三人行动得太慢，快炸完了才跑出去，是躲在炸弹坑里往外爬出…”。
母亲对我讲过她和父亲那时经常唱抗日救亡的歌《河边对唱》：“张老三，我问你，你得家乡在哪里…”对着还小的哥哥唱“阿宝，等着我，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歌词）。还有《夜半歌声》等歌(歌本从中国带到印度，又带回一直保存到文革才被毁掉了。)
我姐姐是1941年5月在昆明出生的，我是1943年12月在贵州桐梓出生的。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在印度，故给我起名叫竺声（印度古称天竺国）。母亲说我的头发为什么后来变得粗，是因为那时候在桐梓的小县城住我满头的虱子无法弄掉，只好剃光了头。老剃光头，头发就长粗了。抗战期间在西南生活条件很差，很艰苦。记得母亲给我们讲过，她带着我和姐姐睡，半夜姐姐哭，母亲不知姐姐闹什么，回头打了姐姐一巴掌，一看手上都是血，才知道原来是老鼠咬破了姐姐的头，此时母亲抱着姐姐心痛的哭了。那时一家人颠沛流离、不得温饱。母亲上有我奶奶，下有3个幼小的孩子。家里穷得实在没有办法时，有一天奶奶拿了一个饭碗给我姐姐，并把她自己的拐杖也拿给姐姐以防狗咬。刚走出门，母亲哭着把姐姐又牵回来。母亲为了支持父亲的报国宏图，做出了艰难困苦而伟大的奉献。当时尽管有入大学的一点经历在桐梓县也找不到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份短期做计件工资的印刷工；因上有老下有小，只好把计件的印刷信纸信封工作拿回家里做。由于工资收入很低，母亲还干过卷烟工，也是把工作拿回家里做计件的。幸好姑母未婚是助产士，偶然能邮寄一点钱给祖母。就是在这种与家人绝少音信的情况下，背负着振兴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使命，父亲在印度勒克脑大学获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泥盆纪微化石研究被国际上威望很高的Sahni先生和国际上的一名英国教授与一名瑞典教授三人同意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并获得该校首次颁发的金质奖章。
全家人在印度时的生活时光
抗日胜利后，父亲在北京大学教书（副教授），为了避免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1948年底父亲带我们全家去印度。记得我们刚到不久，父亲就离开我们去了瑞典。我们住的是一家贵族人家原来宽敞的餐厅（他们只租给我们餐厅的左半边）。餐厅的天花板离地很高约有4～5米，正面墙上边有一排天窗。（因印度热）我们在餐厅左半边的地面上，用离地2米多高麻布刷白的屏风做隔断墙，上边还是连通着。这样隔成了几间，分别用作卧室和起居室。餐厅右半边堆放着房东家不用的二十多套沙发、桌椅板凳，还有其他一些家具。里面藏了很多老鼠。到了半夜，老鼠就乱串，吱吱的叫着；地上爬着热带一种黑呼呼的大毛毛虫，背上有两排像眼睛、又像灯笼，发出绿黄色荧光的光斑；墙上挂着大黑蜘蛛（肚子有2～4厘米长）；天刚亮猴子就从天窗上跳进了屋里，偷东西吃，还抓人……简直是恐怖极了。天气热得要命。那时家中唯一的男子我哥哥（才10岁）泡在澡盆中睡觉，盆边凳子上放了一把长的菜刀子，一有响动声，就拿起刀子把凳子拍的啪啪响，一是给自己壮胆，二来好吓走老鼠或猴子和坏人。在我记忆中，父亲不在身边的这段日子是最可怕的。
我们刚到印度时，曾经找了个男佣人（印度都是男人出去当佣人，女人在家看孩子）白天来家中帮助买菜和做家务。母亲婚后多年不学英语，突然到国外，闹出好多笑话。如安徽说“烧开水”为“做开水”。因此，母亲让佣人烧开水时说成：“make water”，佣人眨着俩眼，不知什么意思。等父亲回来后得知，哈哈大笑。说：你讲的是“撒尿”不是“做开水”，正确的应该是“boiling water”，而我母亲想：“做”的英语是“make”，因此再加上水就成了“make water”了。还有母亲想要多喝一点茶，不知怎么表达就说“I want tea，tea”，认为2个tea 就比一个多一些。这时父亲给母亲买了一些学英语的书，在家母亲认真看，练习阅读，很快英语会话就提高了。
在印度父亲给我们联系学校一定要找好学校，我和姐姐在“拉马听（译音）La Martinery School”读书，是意大利教会办的。上课老师都用英语讲课。平时父亲忙于工作很少有空带我们去玩，只有到了炎热的夏季，研究所放暑假时，父亲带我们全家去山区避暑度假，才有空带我们游玩，这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记得在 Mussoorie避暑时，早晨，我跟着他后面走，听他读法语：“Bonjour monsieur，Bonjour madame …”（先生你好，太太你好），（他利用假期跟一个法国老太婆学法语）。他还教我背唐诗：《静思夜》、《回乡偶书》，倾注着他思乡之情。他爱读英国作家的小说《双城记》，还给我讲雾都孤儿等故事。他一有空就去书店买英文版的名著小说，回国时带了几箱。有一次度假，父亲曾抽空在20多天中教哥哥学完了代数课程，还带我们到山上去采集标本，教我们制作标本。我记得哥哥制作的蕨类带大孢子叶的标本和其他标本有2本（每一本都有近20页）还带回了国。他年轻时，有空总是这样循循善诱，身体力行地教育我们。父亲非常重视教育，在避暑时，还给我们联系了学校，哥哥姐姐住校，而我因年纪小不住校。怕我们在国外忘了祖国的语言，出国时，把小学1-6年级的国语中文书都买了带到了印度，一有空妈妈就教我们。父亲年轻时也爱运动，度假时还教哥哥打羽毛球，带我们到河里游泳，到附近小山上去玩耍和野餐，有时候还骑马。记得在Mussoorie 时，有一天他和两个欧美侨民上山去野游，由于观点不同，发生争执，谈不到一块儿，就和他们分手了。结果由于地形不熟，认不得回来的路，天都黑了那两个人都回来几个小时了，但父亲还没到家。天黑了山上有豹子出没，母亲非常担心，通过厨师同当地的体育大学生联合会和工会取得联系后，学生会主动组织了人员打着火把一边走，一边叫“啦哪，啦哪，呼！”（译音），举着的火把在山上成之字形，吓唬豹子，非常壮观。父亲半天没有进食，肚子非常饿，都快走不动了，一摸口袋里还有哥哥在父亲临出门时给他的几个新鲜荔枝，当时真解决问题。父亲看到火把后，随光找路，很晚才回到家。
在印度时，父亲工作很忙，早上上班中午不回家吃饭，那里没有食堂，母亲做好饭有公务员到家取饭，这样可以省时间，吃完饭可以接着工作。下午有午茶，晚饭很晚才回家吃。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做编织毛衣、绣花等手工活。她会编织各种花样。影响到我现在爱编织毛衣。每天早上母亲送我和姐姐上学，买菜回来做饭，中午还要给我和姐姐送饭。我记得那时低年级班的学生都由家长送饭（面包夹火腿、菜、鸡蛋等，还有汤、点心、水果…）临回国前的夏季，我们在外面乘凉时，父亲为了带回古植物文献，冒着酷暑，天天在屋子里冲洗胶卷，家里工作条件差，没有暗室，就用被子围挡起来操作，终于把长达1200多米的缩微胶片做完带回中国。当Sahni夫人得知父亲要回国时，诚心要留父亲，要委任父亲当所长，父亲推说要探望祖母。膝下没有子女的Sahni夫人又提出要留下姐姐，认为这样可以牵制父亲。父亲只得婉言推托谢绝，说怕给她带来麻烦，说以后还要回印度来，在住处留下几个大铁箱子，里面装了些旧衣服，还留了一些家具。这样最后在聘任期满时，终于得到了夫人的允许，1952年父亲带我们全家回到了祖国。
回归祖国
1952年回国时我们乘的是一条英国远洋客轮，该船由加拿大出发，经过英国、印度西海岸的孟卖海港（Bombay）行程一个月。我们是在中途由孟卖港上船的，经过新加坡，终点到达香港。下船后，再由香港进入广州和上海，分别在我的两个姑姑家住了近一个月后，7月到了南京，住成贤街72号中国科学院宿舍。母亲给我和姐姐联系的是南大附小，哥哥上的是十中（都是重点学校）。父亲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那时晚上空闲时，带领全家学唱《二郎山》“二呀么二郎山呀，高呀么高万丈…”等歌曲。1954年7～8月我们家搬到了北京，当时百万庄那片楼群还没全盖好我们就住进去了。楼上面的人走着脚步声和路线听得清清楚楚。周围都是工地，灰土飞扬，到处乱糟糟的，环境极差，附近没有小学校，我只好每天步行到较远的马尾沟小学上学。父亲忙着办煤岩训练班，自己编教材，刻蜡板，学生一批一批的，络绎不绝。在地质科学院时，由于家离办公室很近，下了班，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来家请教问题，改文章。父亲都不厌其烦的一一修改，有的文章几乎等于是父亲在重写。整风反右时，父亲出于好心提了不少意见，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可在当时不得了，差点被带上帽子。说父亲反苏，是因为父亲的观点与一位苏联专家存在分歧时，大部分人都迷信苏联专家。但实际上苏联专家的分析认识有问题。因此父亲说不要崇洋媚外，迷信苏联专家，苏联专家说的不一定都正确，就是针对这个具体情况而言的。
1956年大批苏联专家来中国后，掀起了学俄语高潮，当时缺俄文打字员，和管理俄文文献的人。母亲参加了地质科学院办的俄文学习班，当时已经40多岁了，还和20几岁的年轻人一起学习，考试成绩基本是5分，（5级分制）排在前几名，结业后，先后在地科院地质研究所搞俄文打字和图书资料室当管理员，后到情报所图书馆工作。1962年困难时期，紧缩编制，要下放大批干部，动员母亲退职，好把位置让给家庭困难的年轻人。母亲虽不愿意，但也无法，大约是在1964办的退职。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住在百万庄卯区22楼，2室一厅，没有过道。我和姐姐住一间，另一间屋被迫让给了另一户3口，两大人带一个2岁多的孩子，我父母住在外面客厅。里屋的人从客厅里过来过去的，客厅成了过道了，只好拉了块塑料布遮挡。吵得很，父亲休息不好，血压那时升高了。因父亲已调到植物所，地科院住房紧，经常赶我们走。我们大约是1968年搬到了当时中关村14楼与陈焕庸家合住。
父亲的科学态度
文革期间，好多人不敢说真话，不敢坚持真理，有的随风倒。父亲为了科学敢于坚持真理。那时随着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掀起了不要搞基本理论的歪风，植物所有的造反派，包括搞分类的人说：不要标本了，应该烧掉……古植物不要系统发育。我对植物和古植物不太懂。但记得父亲坚持要搞系统发育。记得有一阵北京大学生物系只有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专业，没有设普通植物学和动物学专业。听父亲讲他为此找过陈世镶（曾当过动物所所长）要联名上书。父亲曾写文章针对当时教育上的这种不重视基础学科的情况，统计了国外很多文献和数字，说明植物学和动物学是生物学的基础，国外都设置动植物专业。我国大学生物系不应该没有这2个基础专业，（我见过文章写好的手稿，可能没有正式发表。）
做学问，父亲最反对写文章为了充数而乱写，不认真，图虚名。他发表文章前一定要仔细、认真的阅读文献，研究材料后再写。我看父亲发表的每篇文章手稿都不止是修改2、3遍，有的改了又改，逐字斟酌，直到满意为止。父亲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搞科研的人一定要尊重科学，讲科学，不要华而不实，胡乱吹。
做人要本分、老实、事实求是。他最讨厌为了图名利而追求做官往上爬的人。他一生不图名利（有的学生为了稿费而争，他则把自己的稿费拿出来给他们分，以免争吵）不争官位，一心为国家的科学事业而搞科研。
回忆父亲的一生不只是热爱自然科学，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一切不科学的做法敢于斗争。他贵在敢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如“南岭会议之争”；1956年他与苏联某专家的分歧是出自对方分析有问题，父亲冒着被戴“反苏”帽子的风险，敢于坚持真理，不同意签字）。1964年派他带队到河南省信阳专区搞“四清”时看到农民生活太苦，但队员他们都不敢提搞经济，怕戴“走资本主义”、“经济主义”帽子，当时他就建议大队发展副业，增加经济收入改善农民生活。他从没学过打针，竟每天给得骨结核的放牛娃打链霉素，使已不能起床的病娃居然能病愈等等。这些品德是他从小养成，而一贯坚持的。这又得要说起在中学读书时，“五卅”惨案发生后，他退出教会学校，以响应收回教育权的运动，到“9.18”参加宣传抗日，为了抗日还曾在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实验室研究防毒面具，到新中国建立后拒绝了在印度任所长的优裕生活回国参加建设。成立人民公社时，生产队缺房子，父亲写信给当地政府，把老家的一整套房子（3进房，有十来间）都捐献给了人民公社，这些都是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表现。
你问起我父亲对家庭的态度与贡献？
他是比较顾家和孝顺的。他很孝顺母亲，自去印度后，奶奶就和我在上海的姑姑一起生活。记得父亲每月都寄给她生活费，直到去世。年轻时对妹妹们的生活也很照顾。我们小时候，对我们学习很关心，总是给我们联系好学校。但很少有时间陪我们玩，由于工作忙，他没有过多的时间照顾家庭，每天在家写文章都到半夜。自从有了孙子后，特别疼爱，由于我哥嫂都在三线流动搞建设，生下孩子就走了，没有北京户口，幼儿园不收，我父亲每天送接孙子上植物所幼儿园。（只有植物所幼儿园照顾才收）父亲不会做饭。只会下挂面。但很勤快，家中虽有保姆，但小衣物从来都自己洗。每天工作写书前，都要用手摸一下书桌，有灰，就一定把书桌擦干净后再干工作。
父亲的人才观
父亲对育人理念，到底是什么？我说不全面，只能从一些事例来揣摩。
他认为：1）名师出高徒---他自己上学要读名校，如考大学一定读一流的大学（清华大学），解放前留学都去欧美，名气大。但我父亲却去印度，因为有世界知名的古植物学家Sahni。他招研究生一般要从北大挑选（北大梁家骥曾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找梁商量后把他的学生挖来）。
2）父亲爱惜人才---如当时，宋书如在后勤卖饭票时，大家都不看好她，父亲知道她英语还好，打字快，卖饭票太屈才，就把她调到室里当秘书，管文献资料。
3）父亲看事情比较远，不随波逐流---如1959年我考上高中时学的是俄语班。（学校英俄语班各一半由老师分配）当时亲苏，都愿意学俄语。被分到英语班的学生有的都哭了。后来我得了急性黄胆性肝炎，休学了一年。当复学时，父亲让我改学英语，说：英语是世界性语言，用处广。俄语局限性大，不要随大流，赶时髦。要我写申请，改英语班的理由是：因病身体不好，小时候在国外学过英语，可减轻学习负担。后来我被改到了英语班。我真庆幸听了父亲的话。到了文革期间我在家待分配工作，身体也不好，心情压抑。父亲劝我学英语，学打字。可当时学校都停课了，学外语有什么用？他讲：年轻时我学滑冰，至今都有用。冬天走在结冰的路面上，虽然人老了，但能掌握平衡、不会摔跤。听了父亲的教诲，我在家自学许国璋编的英语课本，学语法，并学会了打字。真没想到，十几年后我在图书馆工作时，这些技能还真派上了用场。我如今计算机会盲打，还是那时的基础。又如，1983年我在所资料室时，中国科学院要在中关村盖楼房（文革后首批给知识分子盖楼）需要从各个所临时调人搞基建，在我所资料室看中了我，要我管图纸。期限2年，好处是盖好房子后，可以给曾加一套房子，当时我家只有一间房子，父亲家和文丽珠合住，所里没有房子调。我想给家里和父亲增加房子，当征求父亲意见时，父亲当时虽然很需要房子，但对我说：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放弃了工作和学习。房子将来是会有的，但学习的机会难得。那时我想报考成人大学提高文化素质，当考上中科院干部管理学院后就放弃了这个机会。我报考时已39岁是最后一次机会（限40岁以下）。我体会到，听了父亲的教诲接收了高等教育就为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基础。
4）不违本人志向，不强迫孩子去从事他不愿做的工作----父亲总希望孩子们中有一个跟他学古植物。但哥哥不喜欢生物，喜欢画图画，要报建筑专业，只好随他去。等到我婚后父亲曾劝我爱人考研究生，还和他大谈大陆漂流、板块学说、植物演化与区系划分关系的过程中，又不失时机劝他攻研孢粉学，不料他说：隔行如隔山，您的学生分布在全国许多部门为数众多，我就在地质方面为您的观点敲敲边鼓吧。父亲尊重了他的意见并不勉强，也继续与地质学术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时姐姐有风湿关节炎，就让她报考了幼儿师范。当时很少有人愿意搞幼儿教育，父亲认为从小教育儿童很重要，以后和儿童在一起，环境好，对身体有利。我初中学习还好，父亲让我考高中，好升大学。但我高中得了肝炎后，加上困难时期身体总不能恢复。大学招生又少，父亲除了北大生物系其它学校也没让我报考，结果没考上。他本来想让我学孢子花粉鉴定，说我搞不了古植物，考虑在一个室不好处，当时我英语还好，就想让我到图书馆，1965年和当时的主任王宗训提出，后来手续都办好了。没想到文革一开始，就耽搁了下来。1969年我才正式到了植物所，随植物所干部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
母亲遗言
母亲有何遗言，我不太清楚。去世时我正在怀柔中科院管理干部学院上学。但她最不放心的是她孙子，因孙子（小宏）从一生下来56天后就由我母亲带他长大到9岁，父母才调回京。小宏离开他父母太久、不亲近，因此母亲不放心。母亲结肠癌转子宫癌不久，一次大出血后人就不行了，临去世前，她已无力说话了，但睁大了双眼不肯闭上，姐姐问她：是不是不放心小宏？然后说：你放心吧我会关照小宏的。此时母亲才闭上了双眼，昏迷睡着，不久就去世了。我母亲对父亲还是放心的，因她知道我们子女会关照父亲的生活的。当她结肠癌确诊时已是晚期了，准备做手术前，我回家住了几天(我哥一家与他们同住)，因为哥嫂上班远，工作忙，所有家务都是她在操持，她不放心家里，怕住院后父亲找不到东西，把家里东西谁的放在什么地方一一向我交待，还把要给谁的东西都有交代。还想到过年是外孙（我儿子）10岁生日怕活不到那时，就提前给外孙买好了一套衣服的料子，让我做……她在病榻上还给孙子编织毛衣。并嘱咐她工作时攒下的钱给她孙子作教育费。这些，应该都算是她的临终遗言吧。母亲去世时，遗体告别时我们没有让父亲去火葬场，怕他难过。火葬完第2天父亲就出差到南京开会，以分散哀思。回京后，父亲家从14楼搬到了804楼。家的环境改变了一下，父亲就又忙于工作了。
父亲遗言
父亲得了脑血栓后，最不放心的是古植物的前途和古植物室主任的接班人。他常常挂在嘴上不断地说：“古植物室怎么办？古植物室怎么办？”他写过遗言：他死后他的书都捐给图书馆。可当时大家都忙于工作，没时间整理他的书籍（放在我姐住处）。地质大学太远怕学生用起来不方便，后来就给了组里。组里为了免得别人说闲话，要付书款，我就象征性的收了1000元。
徐竺声 20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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