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对科学目的的理解上和科学追求的实践中，一直存在两种大异其趣的道路：理想主义的道路和功利主义的道路。不论大科学和小科学，还是学院科学和产业科学之争，本质上都是科学道路的理想主义道路和功利主义道路之争。前者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为科学而科学；后者坚持科学的目的是谋取物质福利，科学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征服自然，也可以是为国家民族繁荣富强的。

 

当今社会，科学的功利化现象极为严重，表现在：科学所生产的知识不是社会和公众普遍享有的，而是出于各种即时的和实用的意图，力图垄断某些知识产品和技术专利，获取巨额的商业利润。研究结果被视为知识财产，不仅由于它的象征价值，而且由于它的金钱价值。现在知识产权代替了诸如金融资本、自然资源和土地这样的传统要素，成为工业发展的驱动力。由于知识的资本化变成经济增长的基础，科学政策和工业政策因而合二为一。在此种背景下，很多人认为理想主义道路是科学发展中的受害者，是需要拯救的对象，而理想主义道路得到发扬光大的话，可以拯救现代科学的异化发展。从科学发展史上来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如果我们承认科学的多侧面性。此文无意为功利主义道路辩解什么，只是面对现实的思考。

 

二、历史上的理想主义道路

 

1、从科学发展历史上看，理想主义一直力图和功利主义相分离，基本上都是科学排斥技术——或者说纯科学排斥应用科学。

 

将纯科学视为至高无上的观点在希腊世界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在那里，实用技艺都是由地位低下的人所掌握，而体力劳动越来越多地由奴隶承担。这一点极大地加深了将探究从实际应用中剥离出来的哲学目的。结果，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体系中，实际应用就被排斥在正统的自然哲学目的之外，拒绝把实际应用作为理论探索的目的，并且坚信哲学探索有着属于自己的“报偿奖赏”。古希腊世界衰落的时期，很多学派把哲学看做一种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取得心灵宁静的方法，而不是看做一种求知的方法，探索和应用间的鸿沟也在进一步加深。

 

在随后的每个时期，为自己为求知的信念也在欧洲科学家们的思想中回荡。伴随着柏林大学的创立（1809年）而出现的纯粹的和无私的研究理想，表达了对培根的实践知识的眼光以及英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的拒绝。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学者被认为是道德和理智的文化载体，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20世纪中叶，这种思想依然盛行。C.P. 斯诺在《两种文化》（1964年）一书中，描述了其同事——剑桥大学的科学家们的看法：“我们正在从事的科学在任何想到的情况下都不具有实际用途。我们越坚持这一主张，越感到自己优越。”在《无尽的前沿》一书中万瓦尼儿·布什宣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任何追求即时应用的人……都终将白费心机。”

 

2、两种主义的相对分离对于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的确立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夸大这种相互分离、认为两者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观点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学派为了找寻治疗外伤、骨折和疾病的外科手术及医疗方法，已经深入到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广阔领域，把探索和领会转化为实用技术。自19世纪以来，许多根本性的知识是头脑中想着某种特定用途的基础研究产生的，基础研究可以同时是好奇心和用途双重驱动的。 19世纪微生物学的崛起（主要是巴斯德等的研究模式）是典型的代表。现代生物学很难符合传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目标只能两者择一的观点。

 

3、这种相对分离何以成为可能？

 

希腊在古埃及等文明的实用技艺和知识的基础发展出对于一般知识的追求。19世纪，职业人员（大学教授）的出现，在机构上加强了科学研究应当为认识本身而进行的观点。战后美国对基础科学投巨资的主要理由，是希望在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领先于苏联的地位，并且相信这些基础科研最终可以产生技术的突破，以赢得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这是政府支持科学的一个合法性根据。

 

三、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了很多仅仅依靠理想主义道路无法解决的问题

 

3.1、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在古希腊，只有公民才有空闲的时间，无需为生活所困扰，专心从事思辨活动。即使到了18、19世纪的英国，许多科学进步都是由出身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取得的，其中有些一直在大学里任职。在19世纪，机构形式有了很大的改变。科学家们越来越能在大学里得到资助，科学也日益成为更高级的学者阶层的职业。这时候，虽然具有贵族身份的人员比例可能在下降，但是大学教授的职位足以保证其衣食无忧。在20世纪，平民出身的人成为科学研究的主体，科学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存在。

 

3.2、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发生了变化：最初少数贵族所从事的活动，因为人数的增加，不可能再仅仅依靠少数资金资助而进行。而且随着科学活动的深入，在研究过程中对于仪器的依靠增加，也相应地需要加大投资。举个例子：在经典的小科学领域——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由于采用了功能核磁共振仪（fNMR）直接观察神经活动，人们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一台这样的仪器价值高达2500万人民币，这常常不是某些个人或机构能够负担的，常常需要动用真个社会和国家的力量来实现。这样相应地要求科学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是可以理解的。

 

3.3、科学研究的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化：战后美国对基础科学投巨资的主要理由，是希望在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领先于苏联的地位，科学发展完全笼罩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阴影之下，追求“高”、“新”、“尖”。随着冷战的结束，科学研究应扩展到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保护资源环境等国计民生领域。

 

四、可能的解决方法

 

两种道路的和解其实是可能的。这种传统的对立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可弥补。相反，科学史上记录了很多由认识追求和应用考虑共同驱动的科学进步，自19世纪以来，许多根本性的知识是头脑中想着某种特定用途的基础研究产生的，基础研究可以同时是好奇心和用途双重驱动的。对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来说，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并不是所有的联系都是科学研究流向技术，同样技术发展也会反馈回科学研究，也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源于基础研究。

 

在《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一书中，作者斯托克斯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模型——科学研究的象限模型。如果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两坐标轴分别表示研究的动机（好奇心驱动型还是应用驱动型）和知识的性质（是否具有基础性和原理性），那么就会在最常见的研究类型或象限——玻尔象限（第一象限，代表好奇心驱动型纯基础研究）和爱迪生象限（第二象限，代表为了实践目的应用研究）之外会出现一种新的类型——巴斯德象限（第三象限，代表由解决应用问题产生的基础研究）。之所以称作巴斯德象限，是因为巴斯德在生物学上许多前沿性基础工作的动力是为了解决治病人的实际难题。在科学研究的象限模型中，每一个象限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双向联系。

 

如何平衡呢？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几种类型的科学活动的比例。大力开展巴斯德象限内的应用基础类研究是互相理解的一个重要途径。功利主义者不能视坚持科学精神气质和理想主义科学观的人是高人一等的异类，更不是故作姿态的伪善者。理想主义者也没必要要求所有的人都不考虑功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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