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846）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深邃的人生智慧和炉火纯青的艺术才华，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之后，开拓出一个崭新的诗歌世界。他的人生道路，在隋唐科举制确立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条件下，堪称“士”阶层的成员走上社会管理和从事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揭示白居易人生道路的社会归属和个体特征，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白居易本人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创作的理解认识，也必将深化对中国古代诗人群体和“士”阶层的理解认识，进而增强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把握。

一、“士”阶层：白居易人生道路的社会归属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根据在社会上所处的不同经济政治地位，人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要了解白居易的人生道路及其特征，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古代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和职责。

中国古代社会阶层，大体上可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淮南子·齐俗训》云：“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这都说明，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及其社会职能的形成，有着久远的历史。由于处在地球北温带和亚洲大陆东部的地理环境和相关自然条件的影响，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成熟的农业社会，在人口结构中，自然也是居住于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阶层（即“农”，广义而言，包括富裕的地主和贫穷的农民）占据了总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成为社会的主体。而较多地居住于城市（当然也广泛地分布于农村）的“工”（即生产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的手工业者）和“商”（即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商人），则是依附于“农”、并通过为“农”服务而获取自身生活条件的社会阶层。

“士”阶层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不是通过具体的生产劳动维持自身生存，而是通过学习和掌握特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具备道德伦理价值、形成社会政治观念，从而进入社会管理阶层（亦即“士大夫”，也可称为“统治阶层”或“精英阶层”），直白地说，就是官僚阶层。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分工的特殊历史状况，与欧洲中世纪从事宗教活动的僧侣阶层和掌握武装力量的贵族阶层联合统治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郭沫若曾指出：“在春秋战国年间有所谓‘士’的一种阶层出现。人民分为四民，而士居在首位。这是后来的封建社会的官僚机构的基础。”秦汉以后，随着分封制的基本废除和郡县制在全国的广泛确立，中国历史进入了平民社会（相对于世卿世禄的贵族社会而言），“士”的社会作用愈益凸显。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确立，“士”更是无论贫富贵贱，皆得以通过科举考试，凭借其知识和才能进入社会管理集团，因而其社会作用也就更加重要了。当然，广义来说，中国的“士”阶层，除了大量经过学习之后入仕为官、进入官僚集团、从事社会管理的读书人之外，也包括正处于学习阶段、尚未踏上仕途的年轻读书人（有的也并不年轻了），以及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暂时或长期退出政坛的士大夫。

以“士”为引领、以“农”为主体、以“工”、“商”为辅助的中国传统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以文言为载体，以传统经典为精神资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以科举考试体系为制度保障，以中央集权、郡县管理、乡族自治为社会结构”，确保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士”的人生信念，主要有两条。一是孔子所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句话，道出了“士”从文化学习起步、进而从事政治活动、进行社会管理的历史使命。二是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道出了“士”阶层坚守理想信念、保持道德节操、绝不同流合污的人格追求。从主流上看，在千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士”阶层不仅在管理社会的政治活动中，而且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精神创造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要想了解白居易的人生道路，了解其思想精神、人格气质及其文学表现，不了解中国古代（特别是隋唐科举制形成以后）社会阶层的划分，不了解“士”阶层的职责使命，那必然是不得要领的。这是因为，和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诗人一样，白居易也是“士”阶层的一员，而且是其中成就卓著、贡献巨大的一位代表。当然，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士”阶层内部还存在更细致的层级划分，此消彼长，变动不居，正如陈寅恪所言：“盖其时士大夫阶级山东士族，尚保有一部分残余势力。其道德标准，与词科进士阶级之新社会风气，并存杂用。”但是，无论旧的所谓 “士大夫阶级山东士族”，还是新的所谓 “词科进士阶级”，他们共同归属于“士”阶层的大范畴，则是毋庸置疑的。而白居易的人生道路，既有“士”阶层普遍的共性归属，又有新兴的“词科进士阶级”的特性归属，同时更带有他本人独特而鲜明的个体特征。而即使是探究其人生道路的与众不同的个体特征，也只有结合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特别是“士”阶层的职责使命，才能窥其全豹、揭其本然。

二、“四高”：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个体特征（上）

所谓“人生道路”，不仅仅是指一个人的生平经历，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在特定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经过了什么、做过了什么，更是指这个人在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这样做、做得怎么样？也就说，他是出于怎样的心理状态、思想信念、个性气质、知识能力，而做出了如此的选择、达到了如此的结果。因此，人生道路就是客观环境与主观精神交互作用、物质条件与自我选择相互融合的结果。

纵观白居易的人生道路，可以说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如果要言简意赅地揭示其个体特征，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四高一转”。所谓“四高”，是指其年寿高、官位高、人品高、心境高。

一是年寿高。白居易活到七十五岁，这在唐代、乃至中国古代的诗人中，应该算是得享高寿了。《礼记·曲礼上》云：“七十曰老。”这是中国上古以来关于“老”的具体年龄标准的共识。白居易极为敬仰的前辈诗人杜甫曾感叹：“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杜甫（712—770）本人也只活到五十九岁，杜甫所敬爱的兄长李白（701—762）也只活到六十二岁。可见，即使到了唐代，人能活到七十岁，也是较为少有、难能可贵的。有人对唐代部分诗人的寿命略加统计，可供参考：“《唐诗鉴赏辞典》‘诗人小传’所收录诗人共182人。其中可知寿命的80人，占全部诗人的44%；寿命不详的102人，占全部诗人的56%。可知寿命的诗人平均寿命为50.36岁，其中90岁以上的1人，80 至89岁的4人，70至79岁的12人，60至69岁的23人，50至59岁的28人，40至49岁的8人，30至39岁的0人，20至29岁的4人。”考虑到未知寿命的诗人总体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质量，较已知寿命的诗人应该较低，则其平均寿命亦应该较低，这是可以肯定的。而如果包括早已无法统计的处于贫困生活中的广大社会下层，则唐代平均寿命应当更低。这里，不妨粗举白居易同时代（或稍前稍后）的十位著名中唐诗人，略加比较：韦应物（737—792），五十六岁；孟郊（751—814），六十四岁；刘禹锡（772—842），七十一岁；李绅（772—846），七十五岁；张籍（766—约830），六十五岁；韩愈（768—824），五十七岁；柳宗元（773—819），四十七岁；元稹（779—831），五十三岁；贾岛（779—843），六十五岁；李贺（791—817），二十七岁。其中，活到七十岁以上的只有李绅、刘禹锡二人。所以，白居易在诗中也颇为自得：“旧话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老人稀。”（《感秋咏意》）“人生七十稀，我年幸过之。”（《对酒闲吟赠同老者》）在当时条件下，得享七十五岁的高寿，可以说是人生的幸事了。也许有人会说，寿命长短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这种自然现象确实是和人的生活状态、个性气质紧密联系的。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流传着“仁者寿”的观念，揭示了年寿高与人的胸怀气质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在古代实际生活中，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说，白居易就是这样一位高寿的仁者。

二是官位高。白居易二十九岁就高中进士，不久又通过了书判拔萃科考试，登第后，和元稹一起，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之职。他走上仕途，可谓起点高、路径正。历史学家赖瑞和指出：“（白居易）二十九岁考中进士。贞元十八年（802）冬，他三十一岁时，又参加吏部的书判拔萃考试，次年春上榜，接着马上被授予校书郎，不必守选。唐代进士及第，又以书判登科的极稀少，绝对是当时最卓越、最杰出的精英，不能说‘小才’。校书郎的生活很舒服，可以说是美职。”又指出：“唐代著名文士中，有四个人不但从校书郎起家，而且还从校书郎官至宰相：张说（667—731）、张九龄（678—740）、元稹（779—831）以及李德裕（787—850）。……可见校书郎虽只是九品小官，却大有前途，不可低估。”也就是说，虽然校书郎的品阶不高，职务不繁，但作为仕途的起点，却是前程远大的清雅之职。后来，白居易虽曾被贬为江州司马（包括后来量移忠州刺史），但回到朝廷以后，总起来说还是非常顺达的。他晚年最后、也是最高的官位，是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太子少傅，正二品，虽无实权，而官位之高，则是不争的事实。白居易最终以刑部尚书致仕，他虽未做到宰相，如果放在诗人的群体里来说，也已经是颇为少见的身居高位了。在前述同时代的十位著名诗人中，除了元稹曾借助宦官之力登上宰相高位（并由此引起广泛非议）以外，其他九人最后的官位，都不及白居易之高。一个像白居易这样以仕为隐、对权位并不极为热衷的人，所以能够在仕途上节节攀升，除了他个人注意避祸全身、绕开政治漩涡的人生智慧以外，从宪宗、穆宗、文宗、宣宗等几位皇帝都对其人品、学识、能力、才华颇为首肯和赏识，应该说也是重要的原因吧。

三是人品高。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序》云：“吾之幸也，寿过七十，官至二品。”一个人，虽然年寿高、官位高，如果只是谋一己私利、享个人清福，那么顶多算是庸人，如果专权祸国、贪赃枉法，那就必然是罪人。但如果一个人得享高寿，得居高官，而能够本着一个善良正直的心地，胸怀社稷，为民谋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或者以其自身的才华，从事思想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精神创造，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那么这样的人，就应该被历史所铭记。白居易就是这样一位人品高尚、应该被历史铭记的人。白居易的人品，主要体现在他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对黑暗势力的尖锐抨击，和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特别是他心中所怀有的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唐时代的一大社会弊端，是藩镇割据。一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对朝廷之命，或公然抗拒，或阳奉阴违，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白居易对各路藩镇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担任翰林学士时，曾多次上奏皇帝，揭露其放纵行径和狡诈心机。“被白居易在谏奏中点名抨击过的权豪贵近，主要有于頔、裴均、王锷、严绶和李师道等。”中唐时代的另一大社会弊端，是宦官专权。这严重破坏了由士大夫阶层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的政治传统。作为正直耿介的士大夫，白居易对宦官是极为鄙视的。他曾多次上疏，揭露宦官李辅光“其间不可，远近具知”、宦官刘贞亮（本名俱文珍）“为性自用，所在专权”的劣迹（《论太原事状三件》），特别是坚决反对宪宗重用宦官吐突承璀、让他统领各路军马征讨承德叛镇王承宗的意图（《论承璀职名状》）。白居易还以诗歌为武器，对宦官们横征暴敛、压诈百姓的恶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卖炭翁》中揭露了宦官们利用“宫市”之弊、欺诈霸占贫苦农民在饥寒交迫中赖以售出糊口的一车木炭。在《轻肥》中，讽刺了“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的宦官们，在酒宴上“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的豪奢腐糜生活，而残酷的现实却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即使面对皇帝的失当之处，他也总是直言敢谏，耿介坦荡。据史载：“（白居易）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喻，辄进曰：‘陛下误矣。’”而对于民众的苦难生活，白居易则是充满了深切同情。在母丧丁忧、退居渭村期间，他深入了解民生疾苦，并真实反映出来。如《九日登西原宴望》写农村死亡叠至的凄惨：“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纳粟》写催征赋税的暴戾：“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夏旱》写夏季大旱带给农民的苦难：“嗷嗷万类中，唯农最辛苦。”《村居苦寒》写冬季大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乃知大岁寒，农者尤苦辛。”亲身见证这些悲惨和痛苦的生活，使善良正直的白居易增加了对人民的悲悯和同情，深化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让他感到，自己应该兼济天下，为民谋利，尽到一个正直有良知的士大夫的社会责任。他在门前阶下亲手种植一棵小松树，以其挺拔坚韧、岁寒不凋的品格勉励自己：“爱君抱晚节，怜君含直文。欲得朝朝见，阶前故种君。知君死则已，不死会凌云。”（《栽松二首》其二）可以说，深挚而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直深深扎根于白居易的心灵深处，为其高尚的人品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

四是心境高。白居易不仅人品高，而且心境高。那么，“人品”和“心境”有何不同呢！我认为，人品更侧重于社会性，是指人的思想品德；心境更侧重于个体性，是指人的个性气质。前代诗人中，给白居易带来的影响最大的两位，分别是陶渊明和杜甫。杜甫对白居易的影响，主要在人品方面，体现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陶渊明对白居易的影响，主要在心境方面，体现为隐逸的情志和淡泊的情怀。陶、杜二位对白居易的影响都是终生的，但比较说来，在其前期，杜甫的影响更大些，在其后期，陶渊明的影响更大些。陶渊明曾数次出仕，任江州祭酒、彭泽县令等小官，后弃职而去，归隐园田，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视仕途为樊笼，终于选择了隐逸乡村园田，宁可清贫艰苦，亲自劳作，也不屈抑自己去做官场的竞逐和趋附。他高傲地宣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并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赋中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而隐逸的情志，恰恰是白居易人生和诗歌的一贯主题。早在他母丧丁忧、退居渭南时，就曾写了组诗《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序中表示“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不仅得陶渊明饮酒写诗之真趣，更得其淡泊豁达之情怀。当挚友元稹无辜遭贬，白居易深受刺激，写下《自题写真》一诗，自叹：“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他认为按照自己这种耿介性格，实不宜于长久周旋于官场，不如趁早归隐乡村、终老林泉。贬谪江州以后，白居易隐逸的情志也愈来愈强烈了。隐逸的情志，植根于淡泊的情怀。陶渊明对待贵贱、荣辱、生死，都是淡然处之，随遇而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可以说，“淡泊名利，超脱生死，构成陶渊明‘自然’性格的深层底蕴。一旦开掘出这层底蕴，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它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表层性格特征。”在此方面，白居易同样表现出淡然处之、随遇而安的态度。如对待生死，其《放言五首》（其五）诗云：“泰山不要欺毫末，颜子无心羡老彭。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自为荣。何须恋世常忧死，亦莫嫌身漫厌生。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淡然豁达之态，尽在字里行间。再如对待荣枯贵贱，其《访陶公旧宅》诗云：“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表达了心向往之的景仰之情。当然，后世人们虽都企慕隐逸之风，真要像陶渊明那样了无牵挂地挂印而去，甘于归隐园田，去过清寒贫困的生活，却又难乎其难。这是因为，在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相当完备的社会里，除了落第、生病、丁忧、致仕等原因外，真正归隐田园，就意味着彻底脱离现行体制，永久放弃了俸禄收入、社会地位等相应生活条件，这在当时确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白居易毕竟生活在特定的时代环境和生活条件下，他敬羡企慕陶渊明，主要表现为心境上的灵犀相通，精神上的淡泊高远，却不可能在生活上、仕途上完全复制陶渊明。终其一生，白居易并没有真正归隐田园。其《夜题玉泉寺》诗云：“遇客多言爱山水，逢僧尽道厌嚣尘。玉泉潭畔松间宿，要且经年无一人。”他以仕为隐，而又竭尽所能为民谋利，走的是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而这种有别于前人的地方，正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独特性之所在。

总而言之，在白居易的“四高”中，“年寿高”、“官职高”只是基础条件，“人品高”才是为人之本，而“心境高”则是其深受后人企羡的主要原因。“四高”作为白居易人生道路的显著个体特征，应该说既是深深植根于“士”阶层的职责使命的共性，同时也是有别于、而又超出于群伦的，是其个体生命的独特闪现。

三、“一转”：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个体特征（下）

所谓“一转”，是指贬谪江州这一政治挫折，给白居易的人生态度所带来的极为显著的转折变化。这更是其人生道路的极为显著的个体特征。

在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由于环境、遭遇、心态、年龄等原因，出现一些相应变化，本属正常之事，但像白居易这样，因为一次贬谪而引起如此之大的转变，成为前期和后期的分界线，较之古代其他诗人，还是比较少见的。古代史家评论说：“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辄病去，遂无立功名意。”现代学者评论说：“江州之贬，对于白居易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感到愤懑，感到不平，但从思想和政治态度上，却从此逐渐走向消极。……白居易早年受过道家、佛家思想影响，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他开始糅合儒家的所谓‘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保和’，以及佛家的出世思想，作为自己‘明哲保身’的法宝，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可以说，四个年头的贬谪生活，在白居易的人生道路上和精神世界里，是一道明显可见的分水岭。贬居江州之前的白居易，是一位志在兼济、耿介正直、有时会为理念而奋不顾身的少壮政治家；而离任江州之时的白居易，已经是一位独善其身、超脱内敛、更加圆通和懂得自我保护的成熟官员了。当然，尽管政治思想和人生态度出现了转变，白居易那正直的人格、善良的心怀、对人民的关爱、对诗歌的执着，却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成为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或许有人会问，白居易贬任江州司马，不过四个年头，即使加上量移忠州刺史，也不过六个年头，时间既不算太长，生活也不算太苦，为什么会在他内心深处会留下如此伤痛的印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造成如此显著的转变呢？

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三层原因。

首先，白居易痛切地感受到，这次无辜遭贬，是权贵势力对他开展的一次有组织的排挤迫害，这使他在内心深受刺激、感到无比愤慨的同时，也不能不警觉宦海风浪之险恶。这是他后来转向消极独善的直接原因。

关于这一点，白居易贬居江州时在给内从兄杨虞卿的书信中，写得一目了然：“去年（元和十年，815）六月，盗杀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磔发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惊，不知所云。仆以为书籍以来，未有此事。国辱臣死，此其时耶！……故武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诬以伪言，或诬以非语。……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获辜，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其中语气悲愤至极，显示出耿直而坚贞的节操。在贬居江州的岁月里，他的心情是颇为凄楚孤寂的：“伤禽侧翅惊弓箭，老妇低颜事舅姑。”（《初到江州寄翰林张李杜三学士》）他常常借坐禅饮酒，以佛家思想来进行自我排遣：“若不坐禅销妄想，即须行醉放狂歌。”（《强酒》）“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赠韦炼师》）“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激励相公崔侍郎钱舍人》）“自从学得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闲吟》）据史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当然，完全做到“不以迁谪介意”是不可能的，但佛教思想带给他“忘怀处顺”的感悟，强化了超然物外的淡泊心境，后来又不断滋长和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指出：“早在贬江州司马之前，白氏即已寄心于禅宗南宗了。当他遭到仕途挫折之后，则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向佛’当成了解忧释愤的药方；及至晚年，衰病侵逼，对释梵的沉湎，就更深了。”佛教的影响渗透到他的精神和行为，成为他人生转折的思想根源。

其次，白居易敏锐地感受到，这次无辜遭贬，表明拥有最高决定权的皇帝，居然听信谗言，在关键时刻抛弃了他，放任权贵势力对他开展围攻和打击，他为此伤心失望而无以名状，再也不能一如既往地披肝沥胆、殚诚毕虑。这才是他后来转向消极独善的深层原因。

从元和二年（807）至元和六年（811）四月，白居易一直担任翰林学士，长达五个年头，其间先后兼任周至县尉、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等官衔。在中国古代行政机制中，翰林学士是一个具有独特重要性的职位，唐代人曾言：“赞丝纶之密命，参帷幄之谋猷。”对此，傅璇琮解释说：“这可以说是对翰林学士职能极为确切的概括。前一句是说起草重要政令，起草前还可参与商议；后一句是说充当皇帝的参谋顾问，能对一些重大政事提出商榷意见，也就是杜牧所说的‘岂唯独以文学，止于代言；亦乃密参机要，得执所见。’”白居易能够担任此职，他深感宪宗皇帝的知遇之恩，所以在研究问题、提出意见时，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率坦诚，近于强鲠，以至于引起宪宗的大为恼怒。好在当时的宰相李绛是一位忠正耿直的肱骨之臣，劝解宪宗说：“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这才让宪宗释然。这件事，虽因李绛为之缓颊而过了关，但不可能不为白居易所知晓，也不可能不在他心中产生某种震撼。而他这次贬谪江州，固然是出于群臣权要的围攻迫害，但宪宗并未予以否决，其对白居易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不能不让因“惭非青云器，惊近白日光”（《初授拾遗》）而自得、以“惟歌生民命，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为使命的白居易，感到深深的失望。他曾自述：“仆始得罪于人也，窃自知矣。……性又愚昧，不识时之忌讳，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不我同者，得以为计，媒孽之辞一发，又安可君臣之道间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丽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以此得罪，可不悲乎？”（《与杨虞卿书》）由此可见，那些“不我同者”、“握兵于外者”、“秉权于内者”、“附丽之者”固然多所谗害，而根本上却是“君臣之道”出了问题，膈膜日深，自己却又无从辩解。皇帝既没有励精图治、从善如流的胸怀，忠贞之臣也就只能枉受冤屈迫害了。以白居易的人生智慧，他不会不对此了然于胸。再联系到当挚友元稹无辜遭贬之时，白居易曾多次上疏论争，宪宗却漠然置之，不予理睬。如此等等，就更加令其心灰意冷，进而转趋于消极闲适、恬淡自足，改变了仕进的热情和人生的态度。白居易后来多次升迁，不能说没有皇帝的关照，但他自己却是心如枯井，再也没有焕发出曾经有过的炽热激情。

第三，白居易天性豁达超脱，原本就怀有淡泊闲适、随遇而安的心境，企羡隐逸之风，经过这次无辜贬谪，更是极大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天性和心境，再以对佛教的信奉愈益加深，更增强了这种随缘任运的心境。最重要的还在于，他对自己的诗歌成就充满自信，深感自己完全可以通过艺术的创造来实现人生的价值，于是自然而然选择了一条以仕为隐、诗酒放达、守持高洁人格、远离政治漩涡的独特人生道路。这正是其后来转向消极独善的根本原因。

早在元和二年（807）任周至县尉时，他就写下《再因公事到骆口驿》一诗：“今年到时夏云白，去年来时秋树红。两年见山心有愧，皆因王事到山中。”流露出对繁琐公务的厌倦，和对林泉高致的向往。元和三年（808），白居易在三十七岁担任翰林学士，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圈，他并未显得兴高采烈，而是反复流露出企羡隐逸的情味，如其《夏日独直寄萧侍御》诗云：“夏日独上直，日长何所为。澹然无他念，虚静是吾师。形委有事牵，心与无事期。中臆一以旷，外累都若遗。地贵身不觉，意闲境来随。但对松与竹，如在山中时。”《禁中》诗云：“门严九重静，窗幽一室闲。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身在内廷值班，心中向往的却是深山松竹、林泉高致。元和九年（814）秋天，退居渭南的白居易，写下长达一千三百字的长诗《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更深入地表达出企羡隐逸的情结：“我本山中人，误为时网牵。牵率使读书，推挽令效官。既登文字科，又忝谏诤员。拙直不合时，无益同素餐。……身著居士衣，手把南华篇。终来此山住，永谢区中缘。我今四十余，从此终身闲。若以七十期，犹得三十年。”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企羡隐逸、淡泊独善的思想，早就扎根于他的精神世界之中了，而贬谪江州的政治挫折和精神打击，则使这种情愫更快地滋长起来，成为白居易从前期转变到后期、从积极进取转变到消极独善的思想根源。同时，在白居易精神世界中，如其 “居易”之名、 “乐天”之字所昭示的，多有乐天知命、知足常乐的思想。如其《把酒》诗中所云：“穷通谅在天，忧喜即由己。是故达道人，去彼而取此。勿言未富贵，久忝居禄仕。借问宗族间，几人拖金紫。勿忧渐衰老，且喜加年纪。试数班行中，几人及暮齿。朝餐不过饱，五鼎徒为尔。夕寝止求安，一衾而已矣。”所以，陈寅恪指出：“无羡于较上之级者，自可知足矣。若能知足，则可不辱。此乐天一生出处进退安身立命坐在之理论，读其作品者，不可不知也。”而最为重要的，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热爱，早已远远超过了对世俗荣利的追求。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前句虽属一时戏言，也是有感而发；后句则充满了自信，确为千古不易的定论。他对诗歌创作的无比珍视，与他对仕途浮沉的淡泊豁达，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可以说，对诗歌艺术的执着追求，对诗歌成就的高度自信，为白居易的人生理想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使他能够淡泊于凡俗的得失，超脱于仕途的争斗，在文学的世界中保持可贵的淡定和充实，完成了前后期的转变，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生当中唐的白居易的人生道路，不仅不同于“楚之同姓”的贵族后裔屈原、位极人臣的大司马陶侃之曾孙陶渊明，也不同于经历过安史之乱、晚年潦倒困顿的李白和杜甫，他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出仕为官、经受过宦海浮沉而始终保持志节情操、从不因碌碌政务而丝毫放松对诗歌艺术的热爱和追求的“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是一位年高德劭、望尊性达、并取得了杰出艺术成就的伟大诗人。《旧唐书·白居易传》云：“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这些评价，堪称历史之定论。当然，白居易的人生道路，突破了他自己早年发出的“但是诗人多薄命”的预言（《李白墓》），超出了后人所悲叹的“诗穷而后工”的怪圈；但另一方面，坦率地说，其后期时有重复庸常之作，难免耽酒享乐之俗，也不妨看作是他为其寿高位隆而不得不付出的艺术代价吧。

              （原载《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