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

成立于1928年6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和成立于1929年9月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是1949年前我国两个最重要的“国字号”大型综合科研机构，标志着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化进程的基本完成。在两院的基础上，1949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同时筹备并相继挂牌，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社会条件也基本相同，它们的创建者和主持人之间也有紧密的联系与互动。但两个机构的组织形式、学术群体、战略布局、研究旨趣和历史地位等却不尽相同。目前，人们对北平研究院的关注——相对于它在中国科学事业建制化过程中的贡献而言，还显得极不相称。同样，相比于蔡元培及留美学人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文化与学术史上均留下了显赫声名，北平研究院的创始人李石曾及留法学人群体也几乎被人遗忘。

1930年4月北平研究院欢宴特约研究员（前排左起翁文灏、刘慎谔、桑志华、李书华、普意雅、斯文·赫定）

据统计，1949年前归国的科技人员，留法群体只占4%，位居美、英、日、德之后。然而，在近代中国的科技界和教育界，留法群体格外引人注目，甚至一度与留美学人相抗衡。留法群体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有较强的组织性，李石曾及其世界社团体是留法教育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以团体或机构的形式开展，人为推动的色彩浓厚；其二，留法群体兼具科学研究与改良社会的使命，几位领导者本身即革命活动家，在投身政治革命之后，视教育与科学为社会革命之手段，他们对法国的体制和文化极为推崇，长期致力在中国实践；其三，留法群体有明确的社会建设理念，故回国后能集中到某些机构和团体，保持与法国知识界的紧密联系，从而形成特有的文化现象，以至有“法国文化派”之称。

从科学体制化的进程看，自19世纪末以来，世界科学研究的重心由大学向研究所转移。李石曾有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研究的经历，蔡元培则了解德国成立威廉皇帝学会的创新意义。两个研究院的奠基者均重视开展具体的科学研究，因此两院没有效仿西方传统科学院的院士（会员）制度，而是直接采用了“研究所”模式。在体制方面，北平研究院更具有探索性。不仅设立了完备的行政体系，还将研究所与研究会并立，研究会实行会员制。北平研究院还率先召开“学术会议”，为会员（相当于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延续了这种研究所体制，而且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北平研究院的行政体系。

科学研究方面，虽然法国科学的整体水平在西方国家中并不突出，但仍有其优势。其一是物理领域，有两代居里夫妇、郎之万等科学大家，他们与北平研究院均有联系。郎之万是北平研究院聘任的唯一名誉研究员，居里夫人的第一位中国学生郑大章、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过的钱三强、何泽慧、杨承宗等都进入了北平研究院。严济慈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成绩居国内领先，在法国发表论文数十篇，郎之万、狄拉克、玻尔等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都曾到访。而且，效仿巴黎镭学研究所，在居里夫人的帮助下，北平研究院也设立镭学研究所，并于1948年改组为原子学研究所，这是我国当时唯一的核物理研究机构，后来在钱三强的领导下，新中国的核物理事业即从这里起步。其二是生物学领域。法国既有雄厚的博物学传统，也有巴斯德研究所这样先进的实验生物学机构。李石曾本人还在巴斯德研究所率先用化学方法研究大豆并发表专著。北平研究院的生物学研究门类较为齐全，建院之初即分设三个研究所，分别从事动物学、植物学和生理学研究。

理化部正门（左方为理化楼，今科学出版社）

当然，受制于这些特点，北平研究院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世界影响持续降低。过于倚重法国，使得北平研究院的学术资源难以为继。政府没有发展科学的长远规划，经费投入一直没有增加，研究规模得不到扩充。它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担负了太多的社会职能。而在世界社体系下过于封闭，“留法派”的特色使得研究人员长期稳定，与外界形不成流动和互动，密切合作的高校仅中法大学一家，致使其科学研究和社会意义也较少为外界所关注。直到后期，北平研究院撤销了与科学研究关系不大的各类研究会和附设机构，打破地域界限，在上海、陕西、昆明等地建立机构，广泛引进留学各国的人才，简化了行政体系，其地方性和法国色彩才逐渐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