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写一些新视野400会议期间的见闻和感触，由于最近工作繁忙，只好搁下，博客也撂下好一段时间了，昨天趁坐火车的时间，终于写下这一篇，为这个系列做个了结。

出席新视野400会议的有不少著名的天文学家，不过我平时与他们接触的机会不少，类似的报告也常听到，因此并不觉得太稀奇——实际上，考虑到听众比较广泛，很多报告都比较浅，对我来说新内容不是很多。我倒是很高兴有机会见到一些平时无缘交谈的历史学家。有些朋友对历史不感兴趣，认为那是属于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我不这样看。从某些方面来说，历史与天文有不少相似之处。二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无法影响被研究的对象，因此无法做实验，但可以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比较来获得信息。就研究的目的而言，也都是要了解历史：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天文学是研究宇宙的历史。揭开一个历史之谜，与解释天体演化的规律，在心智上带来的愉悦是有些相似的。

顺便说一句，最近倒是颇有不少机会与历史学家们见面。除了新视野会议外，理论物理所举办了"量子力学在中国"的会议，可惜因为与新视野会议日程冲突，我只去了半个下午，这个会上历史学者的报告我只听到了范岱年先生一个人的（那半天我还听了李淼和孙昌璞的报告，不过他们的报告内容主要不是关于历史而是关于当前研究的）。范先生介绍的经历让人感慨：在60、70年代，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学者不用说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真实观点了，哪怕就是亦步亦趋，完全按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写东西，包括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写多了也有被当成是“走白专道路”或“趁机散布反动观点”的嫌疑。那时只在环境最宽松的几年，才可以整理、翻译一些“供批判用”的材料，还算是有点学术价值。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可以自由地做研究，真是太幸福了。

另外，在新视野会议后不久，国家天文台又与自然科学史所联合成立了古天文研究中心，由孙小淳先生担任主任，并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可惜由于太忙，我只听了一个上午，没能继续参加研讨会，不过看来以后有很多机会向孙兄和其他各位历史学者请教了。

还是回到新视野会议上来，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李约瑟问题的——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孙小淳先生的报告讨论了明末清初中国人接触到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望远镜后的情况。中国人很容易地接受了望远镜以及由望远镜作出的新发现，而没有象西方那样，在传统观点与新观点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比如，在西方，很多人不相信伽利略的望远镜，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幻觉，而中国并没有人对望远镜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在西方，受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影响，人们认为天上是完美、永恒不变的，因此对于太阳黑子等问题并不轻易同意，而在中国人看来，天上发生这些变化是正常的。表面看来，由于中国人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近代科学在中国并没有象在西方那样遇到很大阻力，但实际上，这说明在中国这些问题并不是知识界真正关注的问题，被轻易接受的也就可以被轻易放弃！另一个问题是，何以西方这些新知识的传入并未对中国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要知道在那个时期，西方已开始领先，但领先的并不多，如果中国及时开始研究，还是有可能与西方同时取得进展的。似乎孙小淳先生认为这是由于政府对学术的干预。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所谓第谷体系——太阳围绕地球转，其它行星围绕太阳转，但后来他们也曾传入哥白尼学说，某些官员却随意地裁决使用第谷体系而不再进一步对两者进行讨论，因为对于制订历法——这是当时政府唯一关心的事，第谷体系已经足够了。但这一说法总让我怀疑是否有点太简单化了。

与此相关的是韩国首尔大学历史系的金永植(Kim Yung Sik)教授的报告。 他的报告也注意到了中国人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并试图讨论其根源。金教授以对朱熹的自然观研究而著名。这是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题目。在现代许多人的印象里，朱熹似乎是个封建保守势力的代表，尽管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绝大多数都并不知道朱熹做过些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对朱熹的了解也很有限，但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气质和观点在当时的学者中其实是比较接近近代科学的。 他主张格物致知，通过研究各种各样的事物来获得知识，即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但他这种治学方法却被同时代的陆九渊在鹅湖之会上讥笑为“支离事业竟浮沉”。相比同时代以及其后的其他儒学家，朱熹对自然现象的兴趣之广泛和知识之丰富都是很不寻常的。那么，这样一位我国中古时代最优秀的学者，为什么没能发现近代科学？他对自然的观点究竟是怎样的？这是我非常想要了解的。

金教授解释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天地万物与人构成了一个整体，并没有人与自然的严格区分。有所谓的“理”，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都要遵守“理”。为了获得理，朱熹主张“格物致知”，但这并不完全是对自然知识的研究，而往往是一种对事物的思辨，其最终目的是领悟“天理”，以应用于人生道德的领悟。这些“理”究竟是什么呢？阴阳和五行似乎是当时对之的理解。运用阴阳和五行对自然的分析，是一种关联(correlative) 而非因果性的思考，实际上朱熹并未能区分因果性的关系与表观关联，比如风吹树动这样一个因果性关系与白天过后是黑夜这样一个表观的联系在他看来是同样的关系。

金教授似乎没有谈到的一点是，实际上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能够区分“出于道德原因应该怎样”和“实际上必然会怎样”这两种不同的“理”，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些法则与自然定律的区别。李约瑟认为，在西方，由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的所谓造物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当时的一些学者普遍认为有所谓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Law of Nature)，这是由造物主制订的，而找出这些规律就是宣扬造物主的光荣，因而促使当时的一些学者努力研究发现自然规律并导致了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在中国，由于并没有造物主的观念，因此也没有自然法则的观念。金教授虽然同意在中国并没有和西方传统中的自然法则完全相同的观念，但是他不同意李约瑟说中国根本没有自然规律这种概念的说法，因为中国人同样认识到自然中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觉得，实际上中国人并未能区分这两种情况。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混淆仍很普遍。比如，我们常说得所谓“尊重自然规律”一说，其实就有这种混淆。真正的自然规律，比如惯性定律，是无所谓尊重不尊重的，因为你无论怎样想，实际上这样的定律无法被违反。只有把自然规律当成是人类的法律或道德一样的东西，才谈得上违犯或尊重。这一说法也表明，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在思维中也常常不能区分这两者。也许，“尊重自然”是比“尊重自然规律”更恰当的说法。

对于朱熹以及传统的中国思维来说，他们接受自然界的表观现象为“自然”，而并未考虑其背后有什么“规律”。比如日夜交替、四季变化等，在他们看来都是自然的，无须进一步探求其背后的原因。朱熹认为，要推动一辆车，一开始要费力，但一旦启动，无须用多少力它就可以自己保持运动。朱熹对运动的观点比亚里士多德更接近现代的惯性定律，但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自然的，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一个人学习开始时需要多花力气，却没有要把它上升为一个自然界的“定律”的企图。总之，对于自然现象中国的传统思维满足于表观的解释，而并不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其实，即便在今天，在很多受过现代科学训练和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人身上，这种思维方式仍然非常明显。我想，这可能部分是由于用传统的“气”和“阴阳”观念，很容易给出各种事物的表观解释。

另一方面，当时学者的态度对朱熹也很有影响，朱熹曾考虑评注邵雍关于天地之外的著作，而他的朋友张拭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去研究这样的问题。在他之后的学者也大多避免研究这样的问题。

从这些历史学者的研究看来，缺乏对基础问题的兴趣而满足于表观解释，无疑是中国科学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这里我和李淼兄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有所不同，李淼在他的博客里把这些问题称之为终极性问题。我觉得称之为基础问题可能更恰当一些，因为终极性问题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要一下子给出最终答案，这其实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牛顿用万有引力回答了苹果为什么下落的问题，这比“苹果的自然趋势是往下落”深入了一步，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万有引力，这是后人须要回答的问题，不过这只是说法的不同）。造成中国人这种思维上的缺陷的原因，也许有过分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有对权威和和传统过分的尊敬，也有官僚体系的束缚。然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更深层原因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这些讨论是关于历史的，但也是关于现代的。实际上，我们在古人身上看到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着。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广泛存在急功近利倾向，甚至也许比古代还更为严重。

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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