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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精华的坚定继承者和弘扬者
——一论方克立先生的儒学研究
陆信礼
在《关于儒学的精华》文稿中，方克立先生从道德、伦理、政治和教育四个层面对儒学的精华（儒学中对今天有用的具有积极正面价值的东西）做了很好的概括。一些崇儒反马派人士在网络上看到此文后，纷纷抛出方先生“变口子了”、“见风使舵”之类的说法。对这些不符合实际、信口开河的议论，笔者一方面觉得十分可笑，另一方面也很能理解。这是因为，他们一贯坚持用“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則不能有马统，兩者不可得兼”的逻辑来思维，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概是“反儒”的，不可能给儒学说好话。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根本不能理解“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儒学的基本态度和一贯方针。实际上，方克立先生在20年前就作出过马克思主义者“是儒学中糟粕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也应该是其中精华的最坚决的继承者”的精辟论断，批评者是不晓得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我不敢妄断。方先生历来坚持用一分为二、扬精弃糟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儒学和现代新儒学，此方面言论在他的论著中很多，很容易找到，笔者在此只想用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和材料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
1990年12月，方克立先生在给澳门“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学术论文《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中，首先就“儒学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与现代新儒家学者展开讨论。其中，他明确反对杜维明、李明辉等人认为儒学的本质是抽象的“内圣之学”、“成德之教”（或者说是超历史、超阶级的“儒家传统”）以及非意识形态化的“宗教性的哲学”等观点，而是将儒学的本质界定为“封建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在封建社会里，儒学提供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其不变的核心却始终是纲常名教。儒学的本质正是由其自身这一相对稳定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内容所决定的”（《方克立文集》第241页）
方先生接着指出：
把儒学定性为封建意识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全面否定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遗毒”、“封建糟粕”不能划等号。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都包含了对以往的意识形态成果的继承。因此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特别是那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完全被历史所遗弃，都有可供后来者选择、继承的文化成果和思想资料，也就是说有“精华”。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固然主要是封建社会现实存在的反映，同时它也保存着以往社会的、包括从原始社会沿袭下来的一些风俗习惯和道德传统，诸如敬老慈幼、诚实和睦、团结互助等等，这些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在今天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儒学中还包含了大量人们在封建时代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积极认识成果，如重视现实的人生，不去追求来世的幸福和解脱；重视道德修养和伦理教化，以此来和谐人际关系，求得社会的稳定；重视继承历史传统，肯定经验、理性和文化的价值，等等。它们是人对自身（人和人的世界）认识深化、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积极认识成果，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这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当然应该十分珍视，把它批判地继承下来，作为铸造新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传统资源。（《文集》第242—243页）
在上述一段话中，方先生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对儒学思想体系中为什么有“精华”，其精华是什么的问题做了明确论述。而且，他还以十分坚定的语言说：“儒家人文主义不是现代新儒家的私有财产，而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共同的财富。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重视研究儒家的人文思想，注意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这方面做出杰出的工作，其成绩应该不逊于现代新儒家。他们是儒学中糟粕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也应该是其中精华的最坚决的继承者。过去可能还有如杜维明所说的‘该扬弃的没有扬弃，该继承的没有继承’的情况，改变这种情况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文集》第249页）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近百年来的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其在坚决批判儒学糟粕的同时又大力弘扬儒学的精华分不开的。
多年来，方克立先生一直对儒学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即便在批评大陆新儒学的文章中，他也明确认为儒学中有值得珍视的思想精华存在。比如：在1997年发表的《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一文中，他说：
我们在指出儒学的本质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同时，又高度评价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大量的人类智慧成果，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每一个中国人，维系着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的巨大历史功能和精神力量，认为今天中国的一切发展都离不开传统的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落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基础；正确开掘和利用儒学的精神资源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文集》第351页）
又如，在2005年9月20日《致李宗桂、杨海文》信中，他说：
我们一贯主张对儒学要一分为二：对于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即直接为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和宗法专制统治秩序服务的那些东西，如“三纲六纪”等等，绝不可能让它在现时代全面“复兴”，而是需要继续深入批判的封建主义的重要内容；对于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儒学，则要把它当作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倍加珍惜，精心保护，深入研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在方先生直接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文章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发掘和批判继承儒学中的精华，包括道德价值、人文理想、民本主义、社会和谐思想等等，都受到执政党和学术界的重视，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容相通问题。这是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我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了不少思想资源作为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1期）方先生这里关于“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的论说，就是建立在儒学中有值得继承吸收的思想精华的基础之上的。他说：
“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主要是从古今关系立论，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立论，强调立足现实，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割断历史，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通古今之变”就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替首先要从社会存在去找原因，不是“天不变道亦变”，而是世异而道变。“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弔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社会主义时代也不可能继续沿用封建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我认为将其定位为主导意积与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的关系是符合实际的。不是把儒学看成是完全消极过时的负面意识，而是把它的积极内容转化为支援意识，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有利的。（同上）
不难看出，上述资料已充分说明，方克立先生历来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的。他对儒学采取“扬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是自觉的、真诚的、一贯的。他在《关于儒学的精华》一文的“附记”中也讲到：“我历来主张：对儒学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既要看到它是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基础、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服务的，从总体上来说已不适合今天社会的需要；又要看到它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我们民族认识宇宙、社会、人生的许多根源性的智慧，有些是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经过批判改造和创造性的转换，这些内容是可以作为古为今用的历史资源，融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高度重视儒学中有价值的人生智慧、政治智慧和教育经验，把它们当作‘民主性的精华’与需要剔除的‘封建性的糟粕’区别开来，把它们当作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自觉地传承下来。”崇儒反马派想当然地把“反儒”的帽子扣到方先生的头上，并认为他讲儒学的精华就是“见风使舵”、“变口子了”，这不仅在理论上不能成立，而且在事实上也是没有根据的。
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方克立先生在中国大陆地区倡导、组织并领导了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他反复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现代新儒学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要充分肯定现代新儒家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在“三派互动”中给这一派以恰当的定位。比如，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主编的话》中，他说：
课题组始终十分强调两点：一是要详细占有资料，准确理解原意，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论，既不盲目崇扬，也不能抹煞它的贡献和历史地位。（《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451页。该书“自序”也引用了这段话，见第2页。）
在《“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总序》中，他讲：
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论争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作一种简单的是非评判，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一条更有效、更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为此，我们必须以宽阔的胸襟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致力于民族振兴、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并且也确实在某一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的思想派别，包括那些曾经批评和反对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哪怕只包含着片面的真理，也应该加以厘清，加以肯定，批判地借鉴和吸收。现代新儒学在维护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融合中西哲学和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等方面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份思想财富我们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总结和批判地继承。所以，这套“辑要”决不是为读者提供一套供批判的“反面教材”，而应该看作是中国人的现代智慧的一部分，是一套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名著。（同上书，第446—447页）
在《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的访谈中，方先生更加明确地说：
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目的，决不只是简单地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作为批判对象。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狭隘的宗派，它不怕申明自己的理论立场，也不拒斥一切积极的、进步的、合理的思想和观念。我们在批评现代新儒家的某些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同时，也要充分肯定他们在维护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传统、谋求中国文化现代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认真吸收他们所取得的理论思维成果，总结经验教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他们在中国文化遭遇到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反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民族虚无主义，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这是应该肯定的。……
其次，他们在哲学上认同于儒家的人文主义，对中国哲学的特质和现代意义作了较多的研究和探讨。……
第三，在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中，不同的思想文化派别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现代新儒家虽然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其回答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他们对如何承继和创造性地转化儒家传统，如何引介西方近代的科学与民主，如何建设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都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同上书，第581—583页）
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方先生还提出过一些很有影响的学术观点，比如他说：“我不同意把现代新儒家看作是同中国现代化完全逆向的精神力量，甚至认为它是‘反现代化’的观点。我认为上述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文集》第218页）又说：“现代新儒家主张‘复兴儒家文化’、‘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呼唤和推进‘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其根本精神不在于复古，而是要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原大流，使之不至于割断和失坠，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文集》第210页）这些都是对现代新儒学的积极正面价值的肯定。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但把现代新儒学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三大思潮之一，而且认为它在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文化思潮中占有主线或“主潮”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在现代中国的各种思想潮流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比较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在理论上有一定创造性、影响较大而且生命力较长久的，唯有现代新儒家。……其原因恐怕在于它比西化派和顽固守旧派都更好地解决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文集》第192—193页）方先生对现代新儒学的这一总体评价，使这一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普遍重视，从断顿30多年的“绝学”一时间变成学术界最为人所乐道的“显学”，在此后20多年时间里，涌现出了大量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一形势的变化与方先生等学者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海内外一些比较客观的学者，都认为方先生推动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方克立先生领导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之所以能在海内外学界得到“客观、公正、理性、平实”的评价，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在研究中，他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207—209页）的十五字方针。这十五字方针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而且为这项研究的健康开展和逐渐深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方法论保证。
三
几十年来，方克立先生以真挚的感情和坚定的态度，对儒学的精华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和阐扬。我们且不说他之前主编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等著作，仅以他在新世纪前后所做的工作为例，来看他是如何自觉地弘扬儒学精华的。
一，系统地阐明儒家的“贵和”思想，批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1997年6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议上，方先生提交了一篇题为《儒家文化与未来世界——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论文。其中指出：“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儒学与世界文明’，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一种回应。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儒家文明有些什么特征？它对世界其他文明一贯采取什么态度，处在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中？儒家文明过去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过一些什么贡献？它将在未来世界文明中处于什么地位，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儒家文明会不会和伊斯兰文明结成联盟，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儒家文明是一种好战、好斗的文明，还是一种爱好和平的文明？儒家文明可能给未来世界文明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他认为，亨廷顿把儒家文明视为未来世界文明冲突的根源之一是没有道理的，相反地，对于世界上各种冲突问题的解决，“儒家文化可以作出非常有价值的贡献，这是由于儒家文化本身的‘贵和’的特点，它的道德主义、和平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文集》第472页）对于儒家的“贵和”思想，他概括说：
中国哲学承认事物的差别、矛盾、对立的普遍存在，但是更重视它们之间的和谐、平衡、统一，认为“和”是世界的普遍原则。儒家经典《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重礼贵和正是文明的特征，也是孔子和儒家的价值追求，是他们推重的“先王之道”的主要内容。《中庸》进一步强调：“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认为“和”是宇宙普遍通行的准则，世界的普遍规律。什么是“和”？早在公元前800年的西周时期，郑国的史伯就指出：“以他平他谓之和。”不同的事物和矛盾方面取得一种平衡就是“和”，也就是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中国古代辩证法有“贵和”的特点，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和”是“天下之达道”即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也是一种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而不同”形成为华夏民族几千年的思维传统，中国人总是用这种“贵和”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一切问题，协调各种关系，化解各种矛盾，包括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的关系，以及人的身心、内外关系等等，都力求做到和谐、平衡，达到“和”的最佳状态。（《文集》第474—476页）
随后，方先生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的关系、人的身心内外关系五个方面，进一步具体地阐明了儒家“贵和”思想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肯定这种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其要点如下：
首先，中国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天地万物都是兄弟和朋友，因此，人不能把自然界看作是可以无休止地征服、利用、控制、剥夺的对象，而是只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和自然界建立起一种协调与和谐的关系。
其次，中国古代“贵和”的思想更主要的是运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张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睦。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包括家庭“和睦”、邻里“和顺”、上下“和敬”等内容，“内睦则家道倡，外睦则人事济”。总之，只有“政通人和”，才能“百废俱兴”。
第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到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儒家“贵和”的思想就体现为崇仁义、贵王道，尚文不尚武，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实现国家、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
第四，用“贵和”的思想、“和而不同”的原则来处理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对异质文化的一种宽和兼容的态度。人们都肯定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个博大精深是怎么来的？正确的回答是“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传统使中国文化有开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对不同民族文化均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第五，“贵和”的思想还可以运用于处理人的身心、内外关系，特别是用来调节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灵境界，使人的心情安宁平和，心灵愉悦和乐。《乐记》说：“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为了使人“心气平和”，就要“致乐以治心”。……发扬儒家的这种“致乐以治心”的乐感文化精神，对于矫治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精神空虚、孤独、焦虑、烦恼等心理疾病，无疑也有积极的价值。（《文集》第474—478页）
二，针对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破坏与文明冲突问题，有意识地为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设计了两大主题——“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以彰显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会后，他继续关注这两个问题，并分别撰文，揭示其思想精蕴。
作为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的主席，方克立先生在大会开幕辞中就提到：“怎样准确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在新世纪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价值，克服其消极作用和影响？包括我们经常讲到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智慧，处理人际关系、不同文化关系的‘和而不同’原则……，都应该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说明。”（《文集》第520页）在《〈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序》中，他又说：“面对着困扰当今人类的这两大主题——生态破坏与文明冲突，人们在思考、探讨对应之策时惊喜地发现，古老的中国哲学早已为此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智慧成果，或者说其中早已蕴含着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正确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的智慧。并不是说我们的先哲早就预见到了今天的人类会面临如此严峻的生态危机和文明冲突问题，而是在他们的时代也必须面对这些矛盾、冲突的萌芽或原始形态，也必须思考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因此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学说和主张，不过在中国哲学中主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天人合一’论、主张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和而不同’论始终占主导地位而已。”（《文集》第527页）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两大智慧，不仅是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的主题，而且也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
2002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方先生提交了题为《“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的论文。该文认为“和而不同”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方先生不但用史伯、晏婴、孔子的看法来阐明“和而不同”的意义，而且还广泛地引证了司马谈、班固、仲长统、苏轼、黄宗羲等学者的精辟论述，借以说明：“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化解文明冲突的良方。（《文集》第532—538页）
2003年8月，在瑞典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方克立先生提交了题为《“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论文。其中，他对中国古代各家的“天人合一”学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评述，尤其对以《易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即主张既要通过人的实践力量来引导、调节自然的变化，又要遵循、适应自然运行规律的“裁成”、“辅相”原则，以及《中庸》提出的“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参赞”原则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比较全面的朴素辩证观点，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学说中最正确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在农业文明时代积极改造自然、发展生产而又注意保持生态平衡的一条有效途径。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对人类思想的最大贡献，无疑是提供了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共进的朴素辩证的‘天人协调’说。”（《文集》第557页）另外，他还认为：“儒家从孟子到宋儒的‘天人合一’说，以其‘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仁民爱物’的强烈的伦理关怀，对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对于建立时下大家都很关注的生态伦理学，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将儒家的‘仁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向‘仁民爱物’、尊重和关心所有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文集》第554—555页）
三，在湘学研究中注意阐扬其重视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问题的原道精神，深入发掘其“体用合一”、内圣与外王并重，不尚空谈、学贵力行、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等优良传统。
湘学包括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明清之际的船山学和近代湘学三部分，是儒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地域传统。方克立先生是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湘学研究最早的倡导者，由他主编的《湘学史》（二卷）已列入“湖湘文库”出版（湖南人民，2007）。另外，他在《湘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千年湘学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等文章中，也大力弘扬和阐发这一派儒学的精华。
方先生十分关注湘学在哲学思想上重视对宇宙、人生大本大源问题的探索。对此，他是通过总结周敦颐、胡宏、王船山三大哲学家的成就实现的。他对船山哲学情有独钟，有多篇论文阐发其思想，在此我们来看他是如何表彰周敦颐和胡宏的学术贡献的：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他所创立的“濂学”也被视为湘学之始。周子著《太极图说》和《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探天命人性之原，为儒学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论体系。也就是说，在天道和人道、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问题上，儒学借助于周敦颐创造的哲学体系，不但可以与佛、老相抗衡，而且重新取得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因此周敦颐在中国儒学史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被认为是儒学衰微千年之后，能够“得圣贤不传之学”、接续孔孟道统的“道学宗主”。胡宏是湖湘学派的主要理论奠基者，他在《知言》中提出了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论，就是以“性”为天下之本，即所谓“性本论”哲学。它在理论上既不同于“理本论”也不同于“心本论”，而是开创了一派主张“非性非物”、“性体心用”的新的理论学说。（《文集》第597页）
方先生更注意对湘学将儒家心性之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的实学特点的发掘。他指出：“与南宋时期的其他理学派别不同的是，湖湘学派强调儒家理学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实学，作为超越本体的道德‘仁心’，必须落实于外在的社会政治事功之中，‘士选于庠塾，政令行乎世臣，学校起于乡遂，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在他们看来，‘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这是批评当时的一些理学家把二程学说引向了‘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错误方向，实际上与佛、道等‘异端’已没有多大差别。”（《文集》第609—610页）对于湘学之实学特征在学风上的表现，他总结说：“湘学的实学特征在学风上则表现为主张‘学贵力行’、‘践履务实’，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朱熹曾批评湖湘学派‘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这里说的‘践履’，主要是指践行‘君臣’、‘父子’之道即封建伦理道德的行为，但也反映了两派在学风上的基本分歧。湘学重践履、重力行的思想传统，从胡宏、张栻到王船山、魏源，可以说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他们在知行观上的主张有许多相近相似之处。”（《文集》第595—596页）方先生对湘学精神的发掘和阐扬也是从一特定角度对儒学精华的表彰。
四
作为一个从教近半个世纪的老教育工作者，方先生对儒学中教育学说的丰富内涵，及其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影响深有体会。在他撰写的许多文章中，方先生都极力主张吸收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内容，来推进中国现代教育的综合创新。在《千年湘学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一文中，他有这样一段议论：
岳麓书院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学校之一，它的历史比英国的牛津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还要悠久。张栻和朱熹在岳麓书院教育学生的方法是以义理修养为核心，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个人自学、集中讲解和质疑问难相结合，尤重读书指导；邀请不同学派的学者来讲学，建立会讲制度；师生以道相交，切磋学问，砥砺品行，把做人和做学问统一起来。这就不同于那种只重视知识传授而不注重德性培养的教育取向。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也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传统书院教育的某些长处。我认为总结一下从孔夫子教育七十二弟子，到宋代朱熹、张栻办的书院，再到上个世纪20年代办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经验，至少对我们今天的文科研究生教育是很有启发的。宋代湖南还有所谓“潭州三学”：“州学生月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书院生。潭人号为‘三学生’。”潭州州学生、湘西书院生、岳麓书院生是递升的三个等级，这有点类似于今天高等教育中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或者说已有其雏形，可见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相当完善和成熟。从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培养人才的规律来说，我们都不应排除从历史经验中获得某些有益借鉴的可能性。（《文集》第602—603页）
方先生曾先后担任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他的这一段感言，显然是包含了他在教育工作实践中的切己体会在内的。
近30年以来，方先生一直亲自指导培养研究生，并且模范地贯彻执行了他对教职工提出的“精心教育、精心培养，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的要求。他认为“学校的工作是以学生为本，学生的事情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因此，他对研究生的读书、治学和做人等方面的指导都很具体，肯下功夫，对学生负责任。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他提出的“学行并重，德业双修”、“三分学问，七分做人”的教育思想。可以说，该思想所体现的正是儒家“为己之学”、“成德之教”的精神，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在现代的运用和发展。当有人问他“这些育人原则是怎样提出来的”、“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育人原则”时，他回答说：
这是1982年我在南开大学开始带硕士生时就提出来的，它不仅是对青年学子的一般要求，对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来说，更应该强调学行统一，这样才能学到作为“为己之学”、“成德之教”的中国哲学的精髓。在教育实践中我发现要切实贯彻这一原则并不容易，学生中也出现了个别在业务上有突出表现而在德行上有较大问题的人，所以90年代中期以后我又常对研究生们讲另一句话：“三分学问，七分做人”，重心明显地向做人方面倾斜了。这是符合中国哲学“德教为先”、“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重行精神的。在今天利益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做人要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对青年适当加强“义以为上”、“天下己任”的君子人格教育是很有必要的。（《方克立：为人治学崇平实》，《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很明显，方克立先生强调的学行统一、做学问与做人并重以及加强“义以为上”的君子人格教育等思想，都从儒家哲学和教育学说的宝贵思想资源中汲取了其精华，运用到现代教育中来。比如，“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思想，就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1]。这从方先生给学生们讲的下面一段话即不难看出：
中国哲学的中心内容就是讲如何做人的学问，而且有一个特点：宇宙论与人生论不分，以“天人合一”、“天人不二”为最高境界。……这种学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学行不二”。在孔子儒家学派看来：“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就是说“学”与“行”是统一的，德行上做到了，就说明已经学好了。它把“行”放在比“学”更重要、更优先的位置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同上）。“君子”不是说得多、做得少，而是要“敏于事而慎于言”（同上）。最要不得的是言过其行、学而不行，所以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这种重行的“学行统一”思想，无疑属于中国哲学中的优秀部分，历来对于造就那些具有“脊梁”品格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学习中国哲学，不仅要在道理上懂得它，而且要诚心服膺，化为自己的血脉，变成内在的德性，随时随地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做一个言行一致、学行统一的人。这样人们才认为你是一个真懂中国哲学的学者。（《与博士生一夕谈》，《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
不过，在方先生的学生当中，也有个别人对先生的谆谆教诲充耳不闻，学行脱节、言行不一，自私自负、见利忘义，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方先生深感痛心。他深刻反思了自己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生观和世界观出了问题。他强调，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必须首先解决好这个问题，即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他说：
特别是以学习、研究中国哲学为终生志业的学者，应该要求他们把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一个人一辈子写了几本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难的是一辈子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像毛主席表扬的能够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人，就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圣人”了。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依次讲的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如果摒弃掉其中的某些神秘主义因素，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生活依据的，在今天对我们如何做人仍有启发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义利关系问题，包括知识分子：不能摆脱个人名利的纠缠就是还停留在功利境界，能够以义制利、义以为上的才真正进入了道德境界。有的中国哲学学者，平时可以放言高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讲“内在超越”和“天地境界”，而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却说明他还没有脱离功利境界，连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都不遵守，那么怎能叫人相信他真的是以这种学问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学”呢？（同上书，第389页）
除个别人外，方先生的绝大多数学生都从其“学行并重，德业双修”、“三分学问，七分做人”的教育思想中受到深刻启发和感染，并据此明确了人生目标，在学问与德行两个方面精进不已，已经和正在成长为各个方面的优秀人才。比如，王寒松在其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方师对门下弟子仅有八字要求：‘学行并重，德业双修。’这八个字在学习期间时时警策着我，今后我将继续将其奉于座右，终身躬行。”（《当代文化冲突与青年文化思潮》，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郁有学在其博士论文出版之际也说：“我跟随方老师读书，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体会到了如何做人与治学。熊十力先生曾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亲生之而师成之，成之之恩与生均矣！’通过本书的写作与修订，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熊先生这句话的含义。……方老师常常教导弟子们，要‘德业双修，学行并进’，弟子不才，愿以此语为座右铭，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不断前进。”（《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冯友兰的哲学道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367页）张小平在《感悟生活》一文中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全国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机构，这里名师云集、学子荟萃，我能来到这里深造并且受教于著名哲学家方克立教授，庆幸之余，深感任重而道远。‘三分学问，七分做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前辈导师做人做学问的写照，也是对晚生的严格要求。我自当认真做人，严谨治学，不负前辈导师所望。”（载《博士生谈自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说明方先生的上述教育思想，已经产生了影响人、塑造人的实效，它既坚持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方针，同时也包含着儒家教育思想的精华在内。
五
在《我所认识的任继愈先生》一文中，方克立先生说：“像任先生这样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在社会变革实践中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把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人格和观察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治学的方法论，在各个岗位上为国家、人民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凤毛麟角’……。他是一个真正无产阶级化了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结合的典范。”（《我们心中的任继愈》，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5—216页）我认为，将这一论断用在方克立先生自己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这是因为：将马克思主义与包括儒学精华在内的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以推动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综合创新，一直是方先生治学和为人的终生追求和奋斗目标。正像他在接受访谈时所坦言的：
我在回答《博导书榜》提问时讲到，自己求学之初就试图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习中国哲学结合起来，早期引导我走上这条道路的郭沫若、侯外庐、张岱年等前辈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专家。特别是张岱年先生，我后来有较多直接向他学习请教的机会，对他的“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学术思想亦深表赞同。90年代教育部让我协助张先生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和《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两本全国公用教材，就是力图贯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和文化精华相结合的指导思想，用科学世界观和民族优秀文化来教育青年一代。在我的学术研究中，也是把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特别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如何相结合当作一个重点，不论是对知行、体用问题的研究，还是对“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研究，以及儒学和新儒学研究，都是如此。（《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上册，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
方先生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将其作为对自己指导的研究生的明确要求。他提出：
中国哲学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就一方面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要有深厚感情，常存敬畏之心，唯恐其中的精华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弘扬，成为先哲的不肖子孙。中国哲学学者在做人的内在气质上和学问成果的外在表现上都要把这两个方面完满地结合起来。（《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
方先生的许多学生对他的这一为学宗旨都有真切感受和深刻体会。比如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翔海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1995年8月在武汉召开的‘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研讨会。那次会上，方先生面对包括杜维明在内的数十位海内外学者，在大会发言中，恳切地说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正如有些真诚的儒者是把儒学当作自己的‘生命的学问’并且身体力行之一样，对于我和许多与我同辈的中国大陆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早已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学问’，成为我们观察、处理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我们人生信仰的归趋和奉以行止的生活实践原则。也是在这次发言中，方先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上当面对杜维明先生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而杜先生却在随后的‘评议’中明确表示对方先生的发言‘完全同意’。此时，方师的学术品格及其所透射出来的人格魅力给了我极大的心灵震撼。在这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具有的真诚而坦荡的人格与学品。”（《在综合创新中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记方克立教授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又如，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可真在《哲学与文化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
方先生之为人，谦逊、平实、和善而乐于助人，尤其是乐于并善于提携后进。其心胸之开阔、磊落，盖非常人可比，这一点不是与其浅交者所能体验到的。我相信，这与他深得马克思主义之理与中国文化之道是密不可分的。至于其为学，则不但富于“知”，更深于“识”。其知之富，赖于其身心之勤苦，是常人所可及者；其识之深，则由于其心性之中和，非常人可及也。我确信，其心性之中和，乃是其马克思主义之理与中国文化之道双修之结果，是其理其道之体现。正是以其识，方先生遂倡“文化综合创新论”。此论对方先生而言，实是其中和心性在其文化观上的必然体现，绝非贬之者所谓人云亦云者。吾观且体其为人为学的一贯之道，深感方先生于理则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于情则归依于中国文化，故其所谓“综合创新”，无非是综合马克思主义之理与中国文化之道，以马克思主义之理来弘扬中国文化之道。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对于新儒家的研究，便是他以马克思主义之理为指导来弘扬中国文化之道的具体表现。这是方先生欲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种努力。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我坚信其努力的根本方向是正确的。（《哲学与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345页）
方克立先生的这种为人和为学品格，不仅对亲炙弟子们多有薰习，而且为我国学术和教育界许多人士所了解和敬重。比如，曾经参加过方先生领导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以后仍为课题组之诤友的罗义俊先生，就对方先生的品格颇为称道，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由于方教授的家学传统与个人的宽和气质，一开始就容纳了个别有儒者生命自觉性、志为中国文化做义理担当的学者。”（罗义俊：《近十余年当代新儒学的研究与所谓门户问题》，载《儒学与当今世界》，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又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颜炳罡教授，在读了方先生与研究生谈读书、治学和做人的文章后，给笔者的信中说：“读了方先生的大作,感到平实、客观、理性,是老一代学者对青年后进的耳提面命,字字出于肺腑,言真意切,应当好好学习。我感到方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儒门中人物,他一身兼二任。理论上,他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而且非常真诚；实践上,为人处事上,他是位儒者,有忠厚长者风范,这也非常真实。”（2007年2月10日）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颜老师作为一个现代儒者的真诚和宽阔胸襟。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随着儒学建制化的结束，现代儒学已失去其寄身之所，变成了“游魂”。对于余先生的这一颇为悲观的结论，每一个热爱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学者都是感到难以接受的。如何使传统儒学通过现代转型而获得新的社会存在基础，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新儒家曾进行过艰苦的探索，也提出了不少创造性的理论设想，但从其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因为他们所谓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表明这一转型不过是从封建意识形态变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已。值得欣慰的是，以张岱年、方克立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开阔的胸襟和宽容的态度标举“综合创新”的文化旗帜，从而为儒学的存续和继续发展带来了希望。这是因为，只有“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使儒学获得新生，才能使它与新的社会基础相适应。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是儒学精华的坚定继承者和弘扬者。
[1]在海外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先生的一次访谈中，他讲到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界，其中说方克立先生在研究知行合一方面有突出的成绩（参看杜维明文集第1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页）。至于方先生研究知行合一的突出的成绩是什么，杜先生却没有言明。通过结合方先生的教学和研究的实践分析，笔者认为，杜维明先生所讲的“突出的成绩”就是方先生提出的“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教育思想。可以说，该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思想的创造性发展。笔者的这一“假设”也得到了方先生本人的认可，他在给笔者的回信中说：“把知行问题研究与我的教育思想联系起来应该说是你的洞见。事实上《知行观》一书是1982年出版的，我给第一届研究生开始讲‘学行并重，德业双修’也是1982年。”（2008年8月3日）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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