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的力量：达尔文

    达尔文循着一条近乎理想化的道路，迈向了博物学的巅峰。他以数量庞大的畅销书，给上帝的子民们冲了个凉水澡－－没有浴巾，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四处甩水。

懒散学生结识贵人

    达尔文从来就不是好学生。16岁以前的公学生活，达尔文大都是以逃学度过的。他恋恋不舍悬崖上的家，以及课室以外的任何地方，用五花八门的贝壳、甲虫、矿石和硬币来满足自己的收藏癖。当然，他的成绩，比妹妹还差上一大截。所以，在成年达尔文的脑海中，这所学校是一片“空白”，这当然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

    毕业前夕，达尔文成了哥哥的跟屁虫，在为哥哥的化学实验室的跑腿中获得无上乐趣，不久之后又迷上了打猎。无从知晓他是否从中获得了杀戮的快感，不过这为他以后的标本采集带来了莫大的方便。而在此之前，为了观察海鸟习性，达尔文已经在海滩边踩踏了不少鸟粪，或许这些鸟粪起了激将的作用。至少，少年达尔文肯定是好奇大过爱心，他甚至无故揍过一只小狗。

    16岁时，达尔文又以师弟的身份，背负着继承祖业的期望，和哥哥一起进入了祖父的母校－－爱丁堡大学学医－－直到一场未经麻醉的外科手术，把他惊吓出手术室。爱丁堡的生活延续了之前的无拘无束，达尔文还是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了采集活动上。从这时的逃学生活开始，达尔文开始结交当时颇有名望的学者，当然，这些人都比他大上不少。在以后的成功之路上，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其中包括拉马克进化论的信奉者格兰特。后者曾跟他谈起过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但达尔文显然不感兴趣，考虑到他的祖父就是该理论的原创者，这种心不在焉也就理所当然了。

    泛滥的同情心把达尔文赶回了老家，让父亲大为光火，不过他还是和达尔文进行了耐心的长谈，建议他做乡村牧师。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不让达尔文成为”游手好闲的运动员”。达尔文则继续执拗，直到确认所有英国教义都是真理，才勉强答应。恶补了古典语言知识后，终于进入剑桥，开始他的最后一次基督教之旅。

    毫无意外的，剑桥的神学正如爱丁堡的医学，对达尔文毫无吸引力。喝酒赌牌之余，达尔文继续丰富自己的昆虫收藏；他甚至还让一只“大十字”甲虫获得了达尔文甲虫的美誉－－只因为在达尔文嘴内放了个臭屁。他用一个涸泽而渔的方法收集到大量的昆虫新种，以致大昆虫学家斯捷芬斯的甲虫书里还常见”查理达尔文收集”的标签。神学课程中的耶稣似乎也没手术台上的病人那么吓人了；只要突击一下，考试还是可以过关。和现在的大学生完全一样，在“及格万岁”的欢呼声中，达尔文莫名其妙地毕业了。时年22岁。

    晚年回顾大学时光，达尔文认为所有的高等教育都是浪费，课堂上毫无所获。和现在大学生不同的是，生活富足无忧的达尔文不需要为贷款劳神，他悠闲地和众多优秀学者共同游荡，虽无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却是不少。此时结识的植物学教授亨斯洛直接促成了达尔文的环球之旅。当时只是愣头青的达尔文之所以能获得众多知名学者的青睐，显然与他的性格相关，从众人对达尔文的回忆可以看出，达尔文继承了父亲温厚热忱的性格，很少有人能不被这种迷人的个性所吸引。

环球之旅萌发新思

    毕业后的达尔文继续四处游历，进行地质学考察，这些正是达尔文日后赖以成名的基础。这时他收到了来自亨斯洛的“贝格尔号”随船推荐，不过这个推荐只是因为他似乎正是罗伊船长心中的高尚人士，而和学术水平无关。事实上，在达尔文之前，亨斯洛不仅考虑过亲自前往，还推荐过一位亲戚詹宁斯；他们三人的共同点极多，都是热爱自然的基督教牧师。但亨斯洛碍于婚姻，詹宁斯则被两个教区所羁绊，只有达尔文孑然一身，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他的医生父亲同意的话。

    达尔文犹豫再三，反复食言，终于在舅舅（也就是未来的丈人）的支持下，前往伦敦接受罗伊船长的面试。达尔文的粉丝们常常认为达尔文能获得以苛刻著称的罗伊船长的认同，证明他确实有两把刷子。殊不知，这次航海之旅差点因为达尔文的鼻子而告吹，幸好他的热情和善打动了船长，方能如愿以偿－－达尔文的性格再次为进化论做出了贡献。

    达尔文乖乖地遵照罗伊船长的建议，把500英镑预算中的十分之一用于购置随身武器，其它装备也一应俱全，并且在贝尔格号反复的启航返航过程中越发丰富和完善。受累于恶劣天气，修葺一新的贝格尔号海军考察船，在历经反复折返之后，终于扬帆远航了。大海送给达尔文的第一份礼物是满甲板的呕吐物。在经济的掠夺心下，一种新的科学思想正在蠢蠢萌动。

    然后就是历经五年的环球之旅，但他的大半时间是在陆地上度过的，脚踏实地让达尔文的枪法奇准，标本收藏也急速增加。1835年，贝格尔号在东太平洋的加拉帕哥斯群岛停留五周，进行补给。在达尔文看来，这群火山岛不再是罗伊船长所谓的“魔鬼聚集地”，而是生命的伊甸园。海龟、鬣蜥、军舰鸟和燕鸥，在扭曲冒烟的火山熔岩上，展露出别样的生机。

    加拉帕戈斯群岛一直以来是海盗商船的补给站，在吃了几个月的企鹅肉和腐烂猪肉后，船员们嘴里都淡出鸟来，能在群岛补充新鲜肉类的机会是绝对不会放过的。达尔文之前已经听说有人能够根据龟壳的形态判断其属地，于是趁此机会，深入内陆找寻传说中的奇怪象龟。象龟脖子细长，上方的龟壳有拱形突起，方便抬高头部采食仙人掌花朵。这个拱形正是群岛的名称由来，不过达尔文只见到了常规的圆壳龟。幸好他在空中收获颇丰，在大量的雀鸟标本中，发现各岛上的鸟喙多有差异；可惜仓促之间没有标明采集地，精彩大打折扣。

    在船上，达尔文终于一睹象龟的风貌，这些象龟被船员们作为食物储备搬上军舰，它们新陈代谢极其缓慢，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冷藏库。根据历史记录，1840年代加拉帕戈斯外围的弗洛雷瓦岛象龟就已灭绝，达尔文可能正好吃了这最后的一批。龟壳被抛进大海，达尔文终于和象龟的秘密失之交臂。26岁的达尔文没有大胡子，可塑性极强；在大啖象龟肉的同时，采自不同岛屿的朝鸟东鸟鸟逐渐向达尔文吐露了进化的秘密，他开始认为“这类事实是对物种不变观点的反驳”。

畅销奇书引爆激辩

    此时的进化新芽，距最后公诸世人，还有20多年的等待。在这漫长时期内，达尔文不慌不忙地整理标本，和学者朋友们无私分享这些成果。在地质学权威赖尔（比达尔文大上一轮有多）的帮助下，达尔文开始以地质学家的身份在学术界展露头角，期间更是以一部《贝格尔号航海之旅》荣登畅销书作家之位，为日后《物种起源》的畅销奠定了基础。婚后他迁居伦敦郊外的一座庄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逃离了伦敦的迷雾，达尔文的健康仍不见好转，每日只能工作二三个小时，但坚持笔耕不怠。宁静的乡下生活完全符合达尔文平和的性格，他已知足。

    1858年，年过半百的达尔文对这种杰出学者的朴素生活十分满意，但他显然没有料到，自己的天命居然是伟大学者。这一年达尔文收到了一篇同样渗透着自然选择思想的论文，作者是初出茅庐的华莱士，后者希望从这位著名而温厚的长者（身份当然是地质学家）处获得指点。受这位后生崽的激励，同时在众多科学家的鼓舞之下，《物种起源》于次年出版，当日即被抢购一空，世人哗然。

    一个牧师向基督创世的宗教信念叫板，已经是社会上的大事件；作者同时还身兼著名学者、名声显赫的家族成员、畅销书作家等多重身份，无疑将事件观赏性推向了更高层次。随着达尔文一系列有关人类起源和自然选择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争论更是愈发激烈。问题在于，达尔文的著作不仅极其严谨，而且通俗优美、简洁易懂，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了畅销书，这也就使得辩论不再局限于学术团体，社会大众也参与进来，为自己的祖先面红耳赤。双方各拥重兵，在一场场激辩之中，达尔文派逐渐扭转劣势，在理性思辨的科学家中赢得了更多关注，并成功保持了这种优势，进化论最终成为科学家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之一。 

    身处这场社会思潮大变革的漩涡中心，达尔文一如既往地从容而沉静，他彬彬有礼、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和同僚发生哪怕最小的摩擦。即便面对曾经的老师塞治威克尖酸刻薄的批评，达尔文也认为他有一颗”慈善而高贵的心”－－虽然他连”火烧另一个人”之类的事都可以做得出。主角虽然身在乡下，但达尔文追随者众，赫胥黎甚至自称是“达尔文的走狗”，华莱士则坚决把所有功劳推给这位知遇，扯起了达尔文主义大大旗。植物学家华生尊他为“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早期的达尔文吸引了前辈的注意，如今他的马前卒中也不乏后生崽，有这帮战士奋勇前行，达尔文只要在家潜心修订早期作品即可。即便他的作品已经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达尔文还是刻意关注各种反对意见，并认真地加以分析。这种诚实在初版书籍中就已体现，他花了几章的篇幅对自己的理论提出批评，直面各种异义，坦承自己理论的不足和难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坦诚正是《物种起源》和达尔文成功的原因。

进化新说余波未止

    达尔文自己摆出的这些反对意见，至今还经常被反进化论者挂在嘴边；自然选择理论的成功，使达尔文至今还是反进化论者的“审判”对象。但是，在耸人听闻的标题背后，我们实在难以看到内容和品行足够和《物种起源》媲美的作品。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严谨的逻辑结构、优美动人的文字表述，至今没有一部反进化论著作足以与之匹肩。至于对反对意见的直言不讳，更是鲜有来者。

    历史证明，达尔文直言进化论的缺陷，反而促使了该理论的成熟和完善，这也是现在科学家共同体所秉承的理念。反对者们认为正是共同体对科学刊物的把握，维护了“进化论这一错误的理论”，他们丝毫不考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然而，依据一些重要期刊的编辑的说法，他们几乎从未见过反对进化论的投稿。嗯，因为论文可能被拒而拒绝投稿，似乎难以证明这种反对理论有多正确。

    科学上的进化论还值得一辩，社会达尔文主义却让人恼火。有人以“优胜劣汰”来宣扬种族灭绝主义，也有人笃信人类自会进化，甚至还有一群极端反达尔文主义者组建了地下组织，毅然成为恐怖分子。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曾经受到过如此礼遇，不知是福是祸。

    与进化论密切相关的优生学也成了反进化论者的武器，他们嘲笑达尔文和表姐结婚，生出了弱智小孩。姑且不论人身攻击是否失格，这种说法显然不合实情，在达尔文－威治武德家族中，至少诞生了10位皇家学会会员，以及无数的艺术家和政治家。

    无论如何，在1882年达尔文去世之时，科学界正为进化论大动肝火。这位“叛逆”的基督徒享年73岁，被厚葬在西敏寺，可以方便地和牛顿在地下碰撞思想。如今论争的尘土基本落定，但我们最应该怀念的，或许不只是历经修正的进化论，而是达尔文在成功之路上洒下的个性之花和学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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