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关于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性创新研究，已经有许多高论，有一次我参加某会议，一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公开发言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不适合做创新研究，特别是原始性创新工作”。本博文阐述我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的看法。中国人可以从事创新研究，包括原始性创新研究工作。但是，关键是给科技工作者“松绑”，科技工作者一方面要挣脱心灵的束缚，始终保持追求学术根本的境界，另一方面是挣脱现有的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各种束缚，才有可能克服千难万险达到理想的学术高峰。

 

挣脱束缚的翅膀才能搏击自由的学术天空

 

陈扬枝

教育具有很宽泛的内涵，绝不仅仅是指学校教育，或者大学教育，它甚至涉及了全部的人类社会活动，“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大多数人受到的学校教育都是有限的，但是，毫无疑义学校教育是最基本、最集中、最高效的一种教育模式和过程，对人的一生影响是最大的。因此，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特别地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体系，而且也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一般而言，当时发达的国家或民族，都拥有当时相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体系，但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一直都能保持领先的社会文明和文化。简言之，任何国家的教育体制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于整个社会体制之外，教育体制的变革进程是与国家的社会体制变革进展相适应的。例如，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独有的“工农兵学员”是与中国独有的“文革”相对应的，“文革”成为了历史，“工农兵学员”也就成为了历史。但是，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永远是教育文化的先进。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 和“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导致了人类现代科学技术的萌芽和发展，催生和促进了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推动了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同时形成了一批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的道理，从“五四”运动中国现代文化的启蒙，到“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都预示着很快随之到来的中国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而这些变革都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在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才真正开始探索建立自己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例如，中国的“研究生和学位制度”是从那时开始创立的，也是从那时起国家的少数重点高等学校才真正开始引入“研究”的内涵，而之前几乎就是纯“教学”，即传授“专业”知识，“教育”的功能与中小学相似。恢复高考后的近二十年内，中国高校师生的主要使命是“恶补” 文革造成的一代人遗失的或几近空白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填补” 文革造成的科技人才断层。这与当时国家强烈地需要改变科技和教育水平和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严重落后状况相适应的。我国现在各行各业的主要骨干或精英大多是这个时期中国高校自己培养出来的，但他们的成长又绝不仅仅限于受到学校教育或者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还是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自我成长。因此，客观地讲，中国高校自己培养的各种人才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建设者和成就者。

那么，为什么目前的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褒奖，而更多的是受到各种强烈的批评或指责呢？原因很简单，现在的教育体制已经严重地不适应目前中国社会进一步快速成长的需要了。经过三十多年的“恶补”和“消化、吸收和改造”，无论是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技术开发应用，还是中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和国民的文化素质，都已经有了质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过去三十多年的这种“引进、消化和改造”发展模式已经再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和生产力“级跳”发展的强劲或者根本的动力源。中国新的发展阶段的“跃升”，也就是国家倡导的“加快产业升级”，必须依靠国家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但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原始性创新成果的产生绝对不是朝夕之功，特别是在教育和科技创新投入长期严重不足（国家教育经费到2012年的目标占DGP的4%，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状况下，目前更不可能立竿见影。这样，自然就产生了“强烈需求”和“供应不足”的矛盾，这些表面上好象都是“高校扩招”、“高校行政化”等原因造成的，其实并非那么简单。“高校扩招”短时间内满足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急迫需求，本身没有错；现在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大多数也不会比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毕业生差，2008年我国发表的三大索引国际论文数已经从几年前的世界第九位提升到第二位，这与国家实施“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大学建设战略有直接的关系，投入增强了，先进的科研设备和仪器改善了，研究人员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多了，整体的科研水平就明显提升了，这个提升幅度与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幅度大体相当（GDP近世界第二）。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和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如房价问题）一样也很多，如学术腐败，高校严重的官僚行政化趋势，过于急功近利的科研导向等，都已经严重地影响了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最可怕的危害是：教育的严重功利化趋势，而对这一点，许多人没有认识或者不愿意承认。例如，每年诺贝尔奖颁奖的时候，许多媒体都发文在问同一个问题：“国家投入这么多钱，为什么还没有诺贝尔奖得主？” 其实，国家对“研究型”大学的投入和建设真正始于1998年的“985工程”建设，至今不过12年左右的时间，而一项真正的原始性科技成果的产生和应用大都经历几十年的时间，例如，光纤的发明，杂交水稻技术的发明，等等。这个是科学研究本身的内在规律，必需遵循，它并不因为中国人心急了就会很快地出现。新的“科学发现”或“科学原理”的提出往往不能通过“某某工程”的方式在预期的时间内取得突破，例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发表”，还有“光纤理论的提出”，等等，都是科学家的个体行为，并不是由国家组织科研攻关的结果。当然，一些大型的科研活动通过“某某工程”的组织形式可以大大地提高研究效率和进度，例如，由全球科学家协同进行的“人类基因组研究”活动，中国科学家完成其中的1%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已经取得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之根本还是建立在“DNA双螺旋结构” 之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和航天工程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成功，并不是“人定胜天”取得的科学成果，这些科研计划基本上仍属于“工程科学和技术创造”范畴，因此可以通过强大的国家组织力量在短期内攻关取得突破。但是，这些成果并不涉及新的科学发现或基本科学原理的首次提出。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诺贝尔奖级”的原始性“科学发现”（如，DNA双螺旋结构）、“基本科学原理”（如，广义相对论）、“重大发明”（如光纤，原子力显微镜），说明我们短短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现代科研体制还不够完善，科研基础的积累还不够，包括外部的科研环境和科研人员自身的学术追求境界都还有相当的差距，这是由整体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我从事新啮合原理齿轮机构的发明和理论研究工作前期在是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做的，我1995年博士毕业工作后10年时间内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国家科研经费资助，2004年公派留学回国后在2005年才得到第一笔2.5万元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很长一段时间内有这么一种现象，国内学界同行评审基金项目的时候大多会问“这个东西外国科学家做过吗？做得怎么样啦？”如果没有，一般就枪毙，所以，过往的基金项目大都是支持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的“有基础”的项目，这些毫无疑问都属于跟踪性的基础研究，而对中国学者自己提出的新原理或者新方法探索的东西同行专家往往因为没有足够的学术判断能力就很简单地提两条理由给枪毙了，例如，“该项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具体理论研究不够”，如果理论研究都“够”了还需要基金支持研究吗？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国家对科研经费资助遵循“锦上添花” 而不是“雪中送炭”原则，在这个指挥棒下，同行专家的评审意见主要是关注“对研究成功的把握性”，而对 “学术的原创性” 关注不够，因而评审工作主要看申请者已经过发表的SCI论文，当然，这个问题也并非这么简单，如果有机会我再另文详论。

目前，国家科研经费总的体量不断增加，那么，是不是可以适当地改变一下长时间以来坚持的“锦上添花”经费支持原则？因为这个原则是基于“经费严重短缺”和“主要依靠引进消化改进的发展模式”前堤下制定的。能不能改为适当地 “锦上添花”与 相当部分的“雪中送炭”相结合的原则？

在国家的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导向方面，有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需要讨论。技术开发和技术集成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但是，推动科学进步的科学家主体绝对不是在企业。对于企业（如华为），由于科技创新活动的主要受益者是企业本身，政府在前期扶持后，其企业发展的科技投入还是要主要依靠企业本身。另一方面，真正的原创性研究工作才是代表国家利益，而且它往往不是可以用经费“砸”出来的，如果国家还是坚持过往的用“大钱”来“砸”出大成果的思路，恐怕会适得其反，现在许多科研单位和个人已经被引导到“争取大项目和大经费”道路上（上海交大的陈进事件是其典型实例），而忽视了学术价值追求本身的内涵和境界，这样很难让学者静下心来做大学问（做一些根本性的原理创新，科学发现或重大技术发明）。目前各高校普遍存在的对教师的科研经费考核制度，使得那些极少数的、因坚持原始性研究工作而得不到资助的科研工作者们更加雪上加霜，这是外在科研环境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科研人员的内在的学术追求境界问题。常人很难象陈景润那样斗室之内独身坚持数十年的刻苦钻研，这才是最重要的科研品质，因为原创性成果的产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或许你毕生投入都不会有结果。因此，我并不倡导大多数人都投身于高起点的原创性研究。而更重要的是，倡导社会大众对科学研究的真正尊重，对科学家本人真正的尊重，同时，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一些条件，这就可以了。其实，真正的科学家都不会以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他与企业家不同，社会分工也不同，能力表现也不同。因此，目前片面倡导的产学研浪潮值得反思。

总之，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并不是不会做科学研究，也不是不能做出原始性科学和技术重大创新成果，而是我们国家要真正地重视并实际地做一些事情，千万不要简单地说“中国不需要诺贝尔奖”（某媒体转载的某著名高校副校长语录），因为国家的需要和人的需要一样是发展变化的，国家很穷的时候，第一需要就是快速提升经济水平，一个很穷的人并不是“不需要”开宝马，而是说解决衣食等基本问题是第一需要，如果他后来有能力住高级别墅了，他就“需要”开宝马了！一句话，目前中国是渴盼多少年内有自己的“诺贝尔奖得主”，因为那是一个国家深厚科研基础（包括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科学家学术素质）的外在表现，绝对不是不需要！但是，那是长期积累自然产生的结果。

对目前的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能指望一蹴而就。首先就是要改变严重的教育功利化趋势。许多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今年考上大学，四年后毕业就一定要能在大城市找到高薪的工作，那才是好的高等教育，同时，许多用人单位（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都希望应届本科生一来就可以马上做重要的技术开发工作，而忽略企业自身的职业培训义务和功能。这样的社会教育功利化追求目标，肯定会把普通高校逼向“职业培训机构”的行列，特别是不利于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高等学校面对建设创新性国家的目标需求，应该建立和完善培养符合不同层次创新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大体包括“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普通教学型”和“高等职业教育型”高校。目前，第二种，特别是第三种类型的高校在数量上占中国高校的绝对多数，这是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培养模式和国家“引进消化改进”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目前，作为第四类高校培养目标的生产一线的创新型高级技工和第一类高校培养目标的创新型科技工作者都是国家急迫需要的人才，其数量和质量都无法在短期内满足中国社会进一步快速发展（“产业升级” ）的需要，而第二类和第三类高校培养的学生则“相对过剩”，但绝对不是真正的过剩！因为国家的人才战略目标不能仅限于功利性的“产业升级”这种工业化生产需要，而更重要的人才战略目标是通过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提高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因此，第二类和第三类高校也绝对不是不需要，而是需要社会各界清楚地、客观实际地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已经从为“单纯为国家建设培养精英人才”转变为“培养精英人才”和“提升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并重的目标。因此，其突出的矛盾就转变为国民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公平性的追求以及国家对拔尖创新性人才的急切需要。不同模式或类型的高校，其人才培养或成长的模式是不同的。例如，第四类高校的人才培养注重于实际操作性的培训和技艺创新，而第一类高校的人才培养则更需要潜心学术探索的境界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而同属“第一类”的“工科高校”和“理科高校”又不同，因为“工程科学与技术”和“基础科学”的培养模式不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才培养模式更不同。总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首先在于“培养模式”的创新，而“培养模式”的创新者是高校教师，其载体是高校。

“自主是创新的前堤 自由是学术的灵魂”。“创新”最重要的前堤是“自主”，离开这个前堤根本谈不上创新。“自主创新”是国家一直倡导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往往是背道而驰的。请问：中国哪一所高校可以“自主招生”（选才是不同类型高校的第一个起点）？哪一所高校可以完全不按教育部的“专业设置”而自主设置自己的专业课程体系”，同时让教师自主选用教材而不是统编的“规划教材”？（教学培养方案和内容严重趋同）？更重要的一点是，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有没有可能不把大多数的精力用于按“各种项目申报指南”填写项目申请书（绝大多数没有结果），而是按照自己选定的研究方向 “自主选题”地从事研究工作？如果研究型大学的教授都不能实现“自主研究” （有适当的科研经费来源），那么，“自主创新” 的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模式只能是空中楼阁！科研主管部门或者少数权威对科研经费的控制或垄断，目前已经成为制约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从事自主创新的瓶颈问题，因为过度的强调向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倾斜的科研经费拔款政策，使得少部分人科研经费多的花不了，而相当部分有能力从事科技创新工作的人一点经费都没有。最原始的创新研究工作往往是“最不成熟”或“最冷门”的领域，也是最容易被扼杀的，这符合最基本的哲学原理“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刚开始时总是弱小的”，原创性学术思想在开始时声音总是弱小的。无论是“光纤原理”还是“激光照排技术”最初时都是被认为“天方夜潭”，这也是原创性科研工作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对工程科学领域，基本上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和验证。象“宇称不守恒定律”提出来不久就被学术界认可，其发表者很快获得诺贝尔奖的毕竟是少数，它属于基础科学领域。现在，我国的科研管理体制如何正确对待这些原始性科技创新工作，值得深入探讨。其实，许多领域的原始性科技创新工作（特别是原理性问题研究）的初期并不需要太多的经费，只需要基本的实验费用和学术交流费用，国家完全有能力资助的！现在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某某工程”一下子就投入几十亿甚至几百亿都很大方，而教授们几万元的科研基金申请往往在“能否在三年内完成多少经济效益或者几篇SCI论文指标”的拷问下被否决！一般而言，原创性成果的最初探索期是最需要资助的，其探索的结果也最具不确定性，在所谓“效益优先”和“锦上添花”的科研资助评审原则下，这些项目首先就被枪毙。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国家和地方“长远利益目标”和“短期效益目标”的设定与平衡问题，也是各级领导短期责任制的必然结果。未来几十年才能产生效益的研究项目与现任领导有多少关系呢？按现在的政绩评估标准没有任何的关系！目前的中国，企业无论大小都不可能去投资做这些基础研究。所以，我国目前没有大批的基础性原创成果的涌现是科技管理导向和科技投入的正常产生，一点都不奇怪。“学术思想”、“科研条件”和“科研成果”之间的关系是“米”、“炊”和“饭”之间的关系，“无米之炊” 和“无炊之米”都不可能变出“饭”。

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出发，“青年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势必成为高等学校“精英教育”新的内涵，同时，大众化的普通高等教育目标也是国家实现培养大批合格的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精英教育”肯定是“少”而“精”的，由高素质的创新型教师和具创新型潜质的学生构成为主体，以研究型大学为载体。那么，只要了解一下当下中国的“研究型大学”有多少“办学自主权”（包括教学和研究）？教师和学生有多少“教学和科研自主权”（注：具体地指自主学习、自主选题和必要的经费支持）？你就不难判断目前中国高校为什么没有一所高校是钱老所期待的“培养大师的大学”了。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创新班本科生在《Nature》和《Science》杂志上连续发表多篇论文，我指导二年级本科生杨宇峰以第一作者身份申请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等等。这些个案说明，只要创造一定的条件，采用合适的方法，国内高校也是有能力培养青年研究型创新人才的。这些个案的共性特点是“优秀导师制” （人）和“科研条件”（物）的优化组合成为人才培养的外部条件。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大师或思想大家是通过学校设定的固定程式“培养”出来的，都是他们自己“成长”起来的。学校只需提供适当的“条件”和“氛围”，就象适合不同苗子生长的“土壤”和“空气与阳光”。由此可见，中国哪一所高校有能力为具有高素质或潜质的教师和学生提供足够“肥沃的学术成长的土壤（科研条件）”和“自由的学术空气与阳光（氛围）”，那么，这所高校就距离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不远了。

另外，谈到高校成才的“条件”和“氛围”问题时，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才的评价或高校学术水平的评估体系问题。在对待高校人才（教师）的问题上，目前国内高校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总是不断地陷入以争取科研资源为导向的引进高端人才的争夺战中，对本土培养的人才总是多少带有岐视的政策或者不舍得投入培养。对具有“科学性”特征的拔尖人才培养和选拔问题总是喜欢用各种“某某工程”的方法来解决，例如，按“40岁或45岁的年龄界限”，按“SCI数量及其影响因子”作为唯一的硬杆杆来选拔和造就“杰青”或“长江”学者等各层次高端人才，进而又根据这些“人才层次”来分配科技资源。这种做法在国际学术界也是独有的现象，这很容易造成片面性和教条化倾向，很容易使得表面上很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评价方法实际上失去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例如，影响因子为1.5左右的SCI英文期刊，在工程科学领域已经是属于Top Journals系列了，而在生化与生物工程科学领域只是很一般的期刊，而生化与生物工程科学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SCI期刊是一本综述性学术期刊（这种期刊论文具有学术研究价值，但论文的内容不具有科学创造的价值）；在机械工程领域发表一篇TOP JOURNAL 的SCI期刊论文可能比材料学科发表十篇SCI论文都更具有难度。具体的例子是，《Journal of Mechanical Design》是机械工程TOP JOURNAL之一，全世界每年只发表180篇左右该领域的研究论文，而该领域的教授仅中国高校就不少于三千名。总之，工程科学家是工程学科领域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学术高度，而绝大多数是工程技术研究和开发人员，他们解决实际的工程设计和制造问题，是社会生产力进步所急需的人才。所以，如何制定科学的人才和学术评价体系是引导科技工作者走向正确科研方向的指挥棒。

总之，“科技工作者坚守学术根本体现他的追求和境界，科研管理部门科学地评价学术成果和学术人才则体现它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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