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钱学森老所长二三事

 

一代伟人逝去矣，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我们对他的崇敬与缅怀。

我在夜里醒来时，则像放短片集电影那样，回忆起不少往事—不是那些人们已经谈论过的他的丰功伟绩，而是我亲自经历过的片片断断小事。但平凡的小事不也同样能反映出伟人不平凡的思想和品质吗？

我想把这些往事分几次写在博客里，以表达我对他的崇敬与缅怀！

1956年力学研究所刚建立时，钱所长和其他高研们的办公室都很简朴。对于我这样刚从大学毕业来到研究所的年轻人，却有两件东西印象最深：一是除了普通的办公桌椅外，办公室里有一个带很多小抽屉的文献卡片柜。抽屉里分门别类地放着手写的文献卡片。每一张卡片浓缩地记录着阅读心得和质疑，而卡片与卡片之间传递着思维的内在联系和探索。我开始懂得：做研究是时时刻刻离不开文献调研和深入的独立思考的。

另外一个是，钱所长要求每个办公室里挂一块小黑板，以便随时可以写写画画，三三两两进行学术讨论。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我懂得了：做学问要学中善问，问中善学，做研究是时时刻刻离不开相互切磋、争辩交流的。可惜，这样的学术气氛和研究方法目前不多见了。这绝对是不利于培养创造性优秀人才的。

那时，钱所长每周亲自主持一次学术研讨会，再忙也雷打不动。学术研讨会内容广泛，既有反映学术前沿方向和跨学科发展的，又有结合工程应用的；报告人既有外单位请来的，也有本所的；既有著名专家，也有刚从国外归来的中年学者（记得曾请刚从苏联归来的黄克智教授作报告）、或在读的研究生（如曾请第一届塑性力学研究生樊蔚勋同志作有关我国航空工业的报告，他在考研前曾在飞机厂工作）。讨论各抒己见，非常活跃，充满着探索求新的勃勃生机。对于我们年轻人，尤其是一种科学治学精神和方法的极好熏陶。不只是扩展知识面（我在50年代就有了关于运筹学、自动化、控制论、计算机等方面的的知识，都是先从这样的研讨会上获得的），更重要的是从研讨会上慢慢懂得如何正确提出问题，如何把握关键…如何在讨论中抓住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进行提问…。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做学问的基本功！可惜，这样的学术气氛和研究方法目前太缺乏了。这绝对是不利于培养创造性优秀人才的。反思一下，这是不是与目前对于教师/研究人员那种功利化的考核评价体系有关呢？因为，现在与“工作量”考核以及“提职”直接相联系的，常常是进入单位财务的科研项目经费、以及被SCI 收录的文章数量，而参加研讨会是没有“工作量”的，人们（包括教师/研究人员、以至于大学生和研究生们）已经缺乏强烈的主动性来参加这类研讨会，除非有强制性的硬规定。

钱老重视科普，他要求我们学会把貌似深奥的问题用形象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把问题讲清楚。这既要求我们对问题的实质作深入地思考（否则是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的），又要求我们提高表达能力。

他自己曾经深入浅出地给我们介绍“流变学（Rheology）”。他以墙面刷油漆为例来说明油漆是既具有流体特性又具有固体特性的流变体。如果油漆的流动特性太强，墙面的油漆会在墙面上挂不住而流到地面上；反之，如果油漆的固体特性太强，墙面上的油漆将保留油漆刷的纹路而不够光滑。如何在刷油漆时，既不会留下油漆刷的刷漆纹路，又不会流滴到地板上，就要对油漆的特性进行流变学的研究。我后来给学生介绍流变学时，常常引用这个生动的实例。而且用类似的方法去讲述其他问题，实际上自己常常由此而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1959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支到月球去的宇宙火箭，全世界为之轰动。钱所长在第一时间在所内给我们作了有关学术报告—一个既站在前沿又深入浅出的学术报告。让我们原来不搞航天科研的人也兴趣盎然，并进一步去查阅有关资料文献。而另一方面，当有记者们来力学所采访时，他又对我们年轻人充分信任地，放手让我们参与接待。记得我在参加接待后还为《创造与发明》刊物写了一篇《苏联火箭技术发展的三个标志》。这实际上也是他对年轻人的一种鼓励、锻炼和培养。

钱所长自己的数学水平很高，但他不赞成在作报告时进行大量数学推导，而掩盖了问题的力学/物理实质。我是学工出身的，常常羡慕力学所里那些数学力学系毕业的年轻人具有的数学基础。有趣的是，我的那些数学力学系毕业的朋友反而告诉我：他们来所里报到后，钱所长曾经在接见时告诫他们，不要以为靠数学就能做好力学研究…。

从钱老的教导—言教与身教—我常常会感叹现在有些年轻教师喜欢在讲课时用深奥的数学来显示自己的“水平”，甚至于用不必要的数学推导来“吓唬”听众。在行家看来，其实正好反映了他对问题的物理实质理解不深，又无助于学生或听众。钱老是处处想着听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