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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钱学森老所长二三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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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先生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先生最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过“...如果说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点遗憾的话，在我个人看来，最大的遗憾也许是莫过于人们对他所讲的东西有许多还不理解。因为钱老的科学思想至少超前我们一般人10年。”涂先生在钱先生身边工作了26年，他的理解是很深刻的。
他的话引发了我在力学研究所工作期间的一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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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所长常常是在常人还没有认识或意识的情况下，规划和提出了高瞻远瞩的前沿研究方向。1956年我到力学所报到工作时，所里设有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流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运筹学和自动控制等七个研究组。现在回想起来，钱所长建立的力学所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力学或应用力学研究机构不同，更像一个工程科学（技术科学）研究所。自动控制组和运筹学组后来独立出去，分别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系统科学研究所。单纯以“力学学科”而言的五个组，除了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和流体力学外，特别创立了“化学流体力学”和“物理力学”两个跨学科的前沿学科方向。钱所长还亲自担任物理力学组组长。50几年过去了，回头看看，现在很多研究热点问题（如火箭驱动、炸药爆轰、工业中的爆炸灾变…）的理论基础，都离不开含有化学反应过程的流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的研究。而现在有关材料力学性质的跨尺度研究也可以追溯到钱所长当年就提出的物理力学。
即使对于弹性组、塑性组和流体力学组，研究方向和重点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学科。一方面体现与国家重大工程问题结合，另一方面体现学科的前沿性。我当时在塑性力学组，钱所长和组长李敏华先生的思路是把宏观力学与微观塑性机理相结合来推动塑性力学（包括高温蠕变力学）的发展。由于塑性力学当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李先生曾经先后组织过“塑性力学文献报告会”，和“高温蠕变文献报告会”等。参加报告会的除了力学所塑性力学组的成员（朱兆祥先生，黄茂光先生，杨南生先生，刘德修先生等）外，还有来自北大、清华、北钢和北航的老师们，以及来自有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既有力学方面的专家如北大王仁教授和清华杜庆华教授等，也有材料学方面的专家如北钢柯俊教授、张兴钤教授、物理所陈能宽研究员以及航空材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等。李敏华先生还十分重视实验研究，我曾在李先生领导下设计筹建了高温蠕变实验室。一开始就体现了跨力学-材料学学科、宏观-微观相结合，实验和理论相结合进军前沿的研究特点。
现在人们对钱学森的科学思想谈得较多，而对他的教育思想谈得较少。其实，钱所长的超前思想同样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上。1958年他参与中国科技大学创立时，亲自担任力学和力学工程系（07系，后改称近代力学系）主任，与他的建所思想相对应，一开始就设立了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和土及岩石力学（后改为爆炸力学）4个新型专业。还与郭永怀副所长合作，领导了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03系）的创建工作，创立了高速化学反应动力学专业和物理力学专业。这些专业在我国甚至于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超前和创新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远见卓识和创新在国际上也是少有和领先的！
我参与了爆炸力学专业的新课讲授，没有教科书，讲义是我根据文献整理出来、边讲边编写的。每讲一讲（两个学时），总要花费十倍以上时间备课，把讲课要点拎出来，简要地归纳在一张小卡片上，讲完课再反思一下讲课情况，趁热打铁写成讲义，请郑哲敏先生审阅后付印，发给同学。这份讲义可以追溯为1985年正式出版的《应力波基础》的第一稿。
中国科技大学1958年才创建，但按照这样的超前思想和方法办学，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事实胜于雄辩：以我参与的爆炸力学专业为例，第一和第二这两届人数不多的学生中，后来就分别出了白以龙和杨秀敏两位院士。可惜以后几届受到了文革的冲击。
回想起来，幸亏那时的国家教委还不像现在的教育部统的那么死，没有禁止具有如此创新精神的新专业（虽然后来的“条条框框”还曾阻碍了这类新专业的设置和发展）。为什么我国的教育发展一直不尽人意？难道不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反思吗？
如果我们没有后来的种种折腾，能在当时提出的正确方向上坚持干下去，其科研成果和教育成果可期可盼！这也许也是涂元季先生所说钱所长的“遗憾”内容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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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当时科学院掀起“任务带学科”浪潮的背景下，力学所对原来按学科划分的研究室，改组为以任务目标为主导的研究室。在“万寿山三巨头务虚会”（钱学森所长、郭永怀副所长和党委书记副所长兼杨刚毅三位在颐和园进行的一次务虚会）后，力学所的主攻任务宣布为“上天、入地、下海”和“工农业生产”两大方面。前者是重点，为尖端科技服务；后者为国民经济服务。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实际上是对力学所的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份远期和近期相结合的规划纲领。这份规划在当时是如此鼓舞人心，把人们的劲头充分调动起来了。年轻的我，还激动地编了一首题为“没有翅膀要飞天，不坐飞机坐火箭”的诗，在大会上朗诵后刊登在院刊《风讯台》上。此后，钱所长碰见我时，有时会笑着问我：“最近又写了什么诗啊…”。他鼓励我们年轻科研人员在钻研科技的同时具有文学艺术爱好。
撇开“任务带学科”浪潮是是非非的讨论，就力学科学的发展方向而言，“上天、入地、下海”和“工农业生产”的提出，还是体现了钱所长和郭所长高瞻远瞩的超前思想，体现了钱所长一再提倡的技术科学的指导思想。
关于“上天、入地、下海”，有不少回忆文章；谈庆明老友还不无惋惜地向我说起过，当时他搞的“入地”任务—钻地火箭取得过很好的开局和初步成果…。我在这里只想补充回顾一点钱所长建议的有关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几个课题：
“深耕犁”— 柯受全、何作修、卢锡年和我曾经满腔热情地投入这一研究，一方面进行大量的文献调研，一方面下农村进行实际考察调查，试图从力学研究的角度为粮食增产服务。这个课题其实既涉及犁地翻土的土力学问题，也涉及犁头的形状、材料和表面处理等，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跨学科研究问题。
“低水头发电”— 我国有大量的低水头水力资源，如何通过力学研究使之充分利用？特别是如何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我也一度参加过这一研究。
“单叶片风力发电”— 钱所长认为我国风力资源很丰富，提出要从力学原理上解决如何用价廉物美的单叶片风车来发电。记得张厚玫受命研究这一课题，但后来调整下马了。50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开始重视风力发电，其实钱所长超前就提出来了。
“激波法合成氨”— 合成氨的生产是国家化肥生产的基础，对于农业发展至关紧要。钱所长提出能否利用激波所形成的高温高压条件，使一定混合比例的氢气和氮气快速合成为氨。记得俞鸿儒受命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在所内做实验，还专门去上海化工研究院合作开展研究。这个课题后来也因故调整下马了。但应用类似的思路，利用爆炸激波形成的高温高压条件，用来使石墨转化为金刚石，后来则获得了成功。最近还看到俞鸿儒院士有关采用激波方法“探求高效裂解生产乙烯的新途径”一文，看来他正沿着钱所长倡导的这一思路在继续开拓。
“百万千瓦水轮机”— 针对宏伟的三峡开发前景，钱所长提出要研究大功率的水轮发电机。50年代，水电站正在使用的、以及我国能设计制造的水轮机，功率都不高。钱所长说，航空工业已经采用功率大得多的涡轮机，借鉴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我们力学工作者应该为研制大功率水轮机作贡献。当时，在郑哲敏先生领导的第四研究室，组建成立了“水轮机组”，大课题组下分设了理论组和实验组。流体力学家潘良儒先生担任大组长，我受命担任了副大组长兼理论组组长，徐朝仪担任实验组组长。连许多比我年长的研究生们都投入了这一大课题。对于我来说，是从固体力学转到研究流体力学的又一次“改行”，一切从零开始，白天忙工作，组织文献调研讨论，考虑计算方案和实验方案等；晚上自学啃流体力学、水轮机学和补有关数学知识等等。但我们大家个个精神奋发，边干边学，没有被困难所压倒。钱所长曾亲自听过我们的进展汇报。
…等等，等等。
当然，全面地回顾当时的情况的话，当时的大背景—“大跃进”运动不仅给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同样也对科技事业的正确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狂热的“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失态，一派的只强调“敢想、敢说、敢干”的狂热气氛，直至泛起离谱的浮夸和造假之风，而“严肃、严密、严格”的科学精神已几无容身之地。正是人们经历过狂热、浮夸…带来的严重危害和教训，才更加深切地懂得：必须“冷”与“热”相结合，必须“严肃、严密、严格”与“敢想、敢说、敢干”相结合；必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得出这样的重要结论，是付出过教训和代价的，连钱所长也不例外。
人无完人。在科学探索上，我们容易理解：科学家实际上常常是一错再错，最后才找到正确答案，虽然人们常常看到的是他最终发表的高水平论文，而不太了解他走过的曲折之路；在人生道路的其他方面，人们也常常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迷茫、挫折、错误、教训…，才悟出人生之“道”。在“大跃进”和其他政治运动等的历史环境下，不难理解钱学森先生也和常人一样，会有一个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迷茫、挫折、错误、教训…的过程，虽然我们常常更多地是看到他成功的一面，因为他的贡献远比错误大。
话说回来，我钦佩钱所长的“超前思想”。至于他的超前思想从哪儿来的呢？怎么形成的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从我的经历得到的体会是：
在学科上，他花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功夫，把需要的“学问”不断扩展，并且统统“先读厚了、再读薄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再加上他的天赋，因而能站在前人和常人之上，比大家站得高、看得远、悟得早。
在思想上，他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今后发展的大事，淡泊名利，立志献身祖国和科学事业。因而他对国家需求常常积累了比常人更深入的了解，能把国家的长远需求与学科的前沿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
在情怀上，他不仅有科学家的求真求是精神，还有艺术家的激情与灵感。是啊，一切科学研究，既需要冷静的思索，踏实的苦干，也需要高昂的激情，浪漫的灵感；需要“冷”与“热”相结合，需要“严肃、严密、严格”与“敢想、敢说、敢干”相结合；需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事实证明，什么时候片面地对待这一关系，就会失误，包括钱所长自己也不曾例外；什么时候能全面地、辩证地等待这一关系，就能取得成功。
所以，我觉得钱所长的“超前思想”是与他在学科上、思想上和情怀上的超人努力和修养分不开的，是与他不断总结实践中的教训和经验而趋于更完善分不开的。这不正是我们需要不断继续学习和发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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