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也是我多年前发表于《文化月刊》的散文，表达了我对祖国的感情。在新中国迎来60年华诞之际，再次发表于我的博客，作为我对祖国母亲的祝福。

        中国有十二亿人。如果你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总书记，不是国家主席，不是人大委员长，不是政协主席，不是总理，不是外交部长，不是政府发言人，不是外交官，你只是一个也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你会不会有一天代表“中国”呢？或者在人家眼中把你看成“中国”呢？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亲爱的朋友，请你告诉我，三十多年前的这一天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天安门，在长江两岸，在长城内外，在车间的机床旁，在田间的待收获的庄稼旁，在每一个家庭的晚餐桌上，人们在热烈地谈论什么？也许很多人忘了，也许不会忘，就像我一样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一样。因为这一天我在一个异国他乡，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一个28岁的中国普通公民，一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年轻中国大学教师，一个毛毛糙糙的中国小伙子，代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中国。那一天，我的名字就叫中国。……
          那一年，我很幸运地在越南首都河内。我在河内师范大学任教，很简单，我作为一位中国高校的教师，被教育部派到那里履行中国与越南的文化教育合同。那时越南还没有统一，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我一周最多的时候要上24节课。上课的教室完全是茅草盖的，夏天的太阳毫不留情地穿透薄薄的茅草屋顶，热得人透不过气来，仿佛置身在蒸笼里；冬天则冷风飕飕，有时冻得拿粉笔的手指发僵，连在黑板上写的字也变了形。那时我给学生讲中国古典文学，我讲诗经，讲楚辞，讲汉乐府，讲陶渊明，讲李白杜甫，但讲得最起劲的是唐代的边塞诗。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四年级学生，毕业后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要拿起钢枪，走上战场。我要从精神给他们鼓劲儿。“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记得我神采飞扬地意气风发地分析王翰的《凉州词》，意思是启发他们：对参加战争就得有这种乐观的视死如归的精神。但学生的感情反应与我的那种激昂的情绪之间似乎总有一种距离。他们的反应并不热烈，多少让我这个当老师的有点失望。后来讲陆游的诗词，也激不起他们多大的感情浪花。有一次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问他们，他们的回答也让我大一吃惊：“老师，我们没有吃早饭，到第四节时大家都饿了，哪里还有精神听您的课。再说，我们的领导和老师讲这些道理已讲得很多了，我们更喜欢您讲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原来如此。我了解到，他们每天早上都要进行艰苦的军事操练，但他们每天只有两顿饭，早饭早就因粮食不够而被取消了。生活对他们来说不但是艰苦的，而且随着战事的“升级”，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美国的飞机有时飞临河内的上空。上课中间，有时防空警报呜呜响起来了，我就和学生一起跑出教室，蹲进教室旁学生们临时挖的防空壕。我们每周上24节课，晚上为备课“开夜车”，我们真是与越南师生同甘苦共命运。
        河内师范大学的领导对我们虽客客气气，但在这客气中似乎缺少热情，我们时时感受到距离感。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当时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难道还支持不够吗？我记得当时响彻全中国口号是：“八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的后方！”我们的支持是真心实意的。中国援助的物资，在河内和越南北方的其他地方随处可见。难道支援还不够吗？不，不是。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的中国正与北方的邻国苏联进行着激烈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九评”，批判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越南人需要中国的支持，但也需要苏联的支持，他们不想因对中国的不适当的热情而得罪苏联，况且苏联还有原子弹和氢弹，这对美国佬是一种“威慑”力量；当然他们也不想因对苏联的不适当的友好而惹恼中国，中国是“同志加兄弟”，苏联是“同志加□□”，我忘了那个词，反正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得“一碗水端平”。要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他们这样设置“距离”是可以理解的。
        越南的“一碗水端平”的政策是实行得很彻底的。河内师范大学的外语系聘请五位苏联教师，也同时聘请五位中国教师，学校给五位苏联教师一个休息室，同时也给五位中国教师一个休息室，面积大小、布置摆设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给他们一串香蕉，同时也给我们一筐柑橘。给他们坐的是“海燕”牌的小车，给我们坐的同样是“海燕”。越南人以其聪敏的平衡“技巧”使我们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读中文的学生对我们很热情很友好，脸上漾着青春的迷人的笑。我们看见读俄语的学生同样对苏联教师同样的热情和友好，那一张张脸同样也漾着青春的迷人的笑。……我们逐渐适应这种有“距离”的生活。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没有向我们预告就突然到来了。当天我们在所住的宾馆的房子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定时的新闻广播，突然传来了一个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毫无准备的令我们高兴得无法形容的好消息：中国于10月16日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幸亏那新闻在广播一遍之后又无数次地广播。所有住在这个宾馆的中国人一齐从自己的房间里拥出来，在过道里，我们激动，我们欢呼，我们拥抱，我们跳跃，我们呐喊，用尽我们的青春的热力和对祖国母亲的忠诚以及难于传达的热爱。晚上，连课也不准备了，随它去吧，他们不是喜欢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吗？明天我就给你们讲王维的“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好了。我们这些黄河与长江的儿女在异国他乡彻夜长谈。我们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无比自豪。我们感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经过了上百年的沉睡之后终于爆发出来了。人家有的我们一定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一定也要有。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一定也能做到，人家做不到的，我们也要做到。祖先的“四大发明”诚然要珍视，但我们会有新的让世界为之惊愕而不得不为我们叫好的新的“四大发明”、“四十大发明”……在异国他乡，民族的意识、爱国的感情由于有这个突然的简直是让人承受不了的好消息而凸现出来了、深沉起来了、泛溢开来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钟，我带着激动后、幸福后的微微的很好受的疲倦坐上了开往学校的小车，我心里已经决定给学生讲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了，我意识到如果我今天不讲这“天下第一快诗”，我的感情就得不到宣泄，我的心里会堵得受不了的。我想我不必向学生报告中国的好消息，但我要让学生们感受到今天中国老师的情绪高涨是溢于言表的。
        秋光明丽，路旁的树上的木棉花，好像举着的一把把的火炬，似乎也为中国昨天的消息而欢呼。将近学校校门时，我发现了用木板钉成的简陋的校门不像往日那样打开，汽车可以直接开进去，这是为什么？司机只好鸣笛。这时，两扇大门很整齐迅速地打开了，接着看见蜂拥的人群像潮水般向汽车涌过来，而且我的耳际充满了用越南语呼喊的“中国”、“中国”、“中国”震天般的声浪。我意识到了什么。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刚迈出车门，最先向我伸出手来的就是那位留法的对我们不冷也不热的小个子校长，他的笑是真诚的、热烈的、动人的，他用越语向我表示祝贺的话，淹没在“中国”、“中国”的声音的海洋里。我看见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和不熟悉的面孔，但这些面孔都是喜气洋洋的。不由分说，我被他们的手和肩膀高高地抬起，我这时发现欢迎我的人群充满了整个校园。我在“中国”、“中国”的不停的欢呼声中，像英雄那样被抬到了可容数千人的简陋的礼堂里。礼堂的正面高高挂着“热烈祝贺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横幅，那汉字写得并不十分好，但那耀眼的红色一下子大大地增加了礼堂的热烈的气氛。所有的课都停了。这是全校师生的聚会。
        那一天，那一刻，全校师生的目光都注视台上的我。因为今天我是中国。校长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一再把中国的原子弹爆炸与中越的“同志加兄弟”的友谊联系起来。似乎这原子弹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越南。接着是我的讲演。一位中文说得最好的越南老师当我的翻译。我今天已经忘记了当时自己作为中国的代表说了什么，我可能说了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成就是对美帝最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是反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我一定说了原子弹的爆炸使中国变得更强大了，中国是越南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八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后盾，九千九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的土地是越南人民的后方”。但重要的已不是我当时说了什么，重要的是在那个礼堂的数千人的眼里，我在那个瞬间我代表了中国。
        我望着礼堂里数千双热切而兴奋的目光，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不是一个轻易流泪的人。但那天我激动地流下了热泪。那一刻，我理解了“祖国”的涵义。祖国是母亲赐给她的儿女吮吸的甜甜的乳汁，是父亲叮嘱远行游子的一片赤诚的心，是春旱难熬时节滋润龟裂田地的一场及时雨，是夏日赤日炎炎时光飞来的一片云翳，是秋天丰收时候挂在枝头的累累的果实，是严冬雪地边沿的一堆暖人的篝火，是在考场答不上考题时遇到的老师的甜美的微笑，是黎明时分地平线上升起的象征美好未来的一抹霞光，是黑夜里点燃的引导人们前行的火炬，……祖国对她的儿女就是一切！
                                                                                                                                   1997•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