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安全事件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符号，它标志着一个粗俗化时代的来临，人们对市场的浪漫憧憬的终结。市场体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同时也鼓励了平庸的价值取向，责任，公正、平等、自由等曾被善良的人们赋予激情的口号和期待，被揉进“私利”的内涵。对私利的变态追逐复活了原始拜金主义，各个人因为利益而重新扭结在一起，并无情地撤除道德、伦理、情感；解构权威、亵渎法律、戏谑政治，戏说文化。社会成了一部分人坑蒙拐骗攫取财富的战场，战场的观念深入人心，私利造成了私人与公共间的矛盾和分离，为保护这种脆弱的私人性，一种粗俗化的保护方式正在盛行，公共的各种道德规范被无情消解，道德沦丧，市场成了没有规则的游戏场。

危机引发我们对国人信仰和精神的深层次思考，在对科学精神内容和结构研究时，我们围绕着七个围度，设计了38个因子编制了问卷，随机测试了152名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中南大学的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经spss经验，问卷信度r=0.940（信度0．8—0．9就是非常好的问卷），在所有的因子中，唯一一项：科学精神应具有公共责任意识被spss剔除。测试显示公共责任意识在国人意识中集体缺失，三鹿奶粉事件验证了这一现状。

由于责任意识的先天不足，加上有国家免检、明星效应的晕环下，消费者没有反思公责意识的思维习惯，选择理性十分模糊。免检的标准选择和市场的后续管理是建立在对人性把握缺位和感性的条件下一种非理性行为。免检的表现是一线弃权，一线弃权的本质是推卸责任，转嫁风险。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本应有起码的职业底线，但在社会转型初期，市场管理不规范，潜规责主导发展，企业放弃社会责任是不争的事实。责任监管链条断裂，为经济而经济的价值导向，缺乏责任约束的心理结构及制度，使消费者认知失调，并产生正例谬误效应。广告把这种效应平面化放大，快餐文化主导着思维，调节着社会情绪，理性被压缩在社会的底层，社会整体呈现亚健康态。
公众一直坚守着内在的尺度：认为我们文化基因中道德底蕴，应该内化为企业的责任和良心，一向不会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商人。但这种带着感情色彩的规范和价值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相反，“在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突发事件中，人们那天真烂漫的幻想被历史的车轮碾的粉碎”。人们对应急缺乏管理，灾难不期而至时，焦虑和恐惧成为普遍的社会符号。人们被迫调整时，才发现长期的习惯和心理依赖让选择的空间变的那么狭小。“洋奶粉要钱，国产的要命”，“爱惜生命，远离奶粉”“抵制国货，购买洋货”戏谑中折射出放大后被伤害的民簇感情和对业已败退的公序良俗的依恋，但处处以我为中心的人类何时有过对文化传承的责任，公德的利器靠人类长期呵护造就，期待临时抱佛脚起作用，想法可能过于幼稚可笑。政府公责的缺失，导致监管缺位、风险失控；企业公责意识的缺失导致危机泛滥、灾难频乃；个人公责意识的缺失导致身心受损、遭灾引祸。公责意识的缺失，是风险社会一个根源，“补课”关系发展兴亡存续。